是谁把自制炸弹讨薪的唐山农民工逼上绝境的

　　是那个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劳动监察大队；那个拍板撤案、至今隐身的领导；那个有点关系、欠薪至今不付的老板；那个只管堵不管疏的维稳体制；那种权力与实力凌驾于法治之上的畸形生态。

　　文| 付能

　　四大联检大楼，爆炸发生于此——曹妃甸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唐山曹妃甸劳动监察大队所在地

　　一个农民工的二十个月

　　刘全，1990年出生，河北省遵化市地北头镇鲁东峪村人，初中文化，电工。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他在唐山瑞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杜春雨承包的唐银项目高棒车间消防报警工程做临时工。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劳务合同，杜春雨口头承诺日薪450元包吃住。工程结束后，杜春雨以总包单位工程款未结为由拒绝支付工资。刘全垫付的材料款、工人日常生活费用以及自己和工友的工资，共计56000元——其中工人日常生活费用和材料款约32000元，工人工资约24000元。

　　56000元，是刘全大半年的血汗，是他老母亲治病的救命钱，是他那间漏雨老屋的修缮款。

　　2023年8月，刘全第一次走进曹妃甸区劳动监察大队，找到工作人员丁国奇报案。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一年八个月的讨薪之路。从遵化市的家到曹妃甸区劳动监察大队，单程约140公里，需要拼车、坐长途客车、再转公交。刘全先后14次往返这段路程，2800多公里的奔波，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2023年10月，刘全带着工人先后5次到劳动监察大队后，丁国奇终于约来杜春雨调解。一番讨价还价后，杜春雨只承认欠47200元。为了拿到钱，刘全无奈签了笔录。然而几天后，丁国奇电话告知：杜春雨的律师拿来了证据，证明钱已全部结清，劳动监察大队决定撤案。刘全从遵化赶到曹妃甸，询问撤案原因，得到的回答是：

　　“撤案了就是撤案了，你不服可以去法院起诉。”

　　此后，刘全通过12345热线反映、网上投诉、劳动仲裁、咨询律师——钱少无律师愿意代理——一切合法途径走完，仍然无果。他六七次再去找丁国奇，丁国奇均以撤案为由不理不睬。他的工友们因家庭困难都耗不起了，一个个退出了这场注定无望的奔波。

　　刘全位于遵化老家坍塌的房子

　　2024年七八月，天降大雨，刘全遵化老家的房屋坍塌。新房屋顶瓦坏了，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因为杜春雨欠的工资一直没给，家里剩余的一万多元钱在多次讨薪无果后已经花光，没有钱修缮。2024年8月，母亲患脑梗住院，因为无钱医治只能提前出院结束治疗。一个努力工作的农民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塌了、母亲病了，却拿不回自己一分一厘挣来的血汗钱。

　　2025年2月17日，刘全第13次到曹妃甸劳动监察大队。这一次，他袖子里藏了一把锤子。丁国奇看到锤子后态度变了，把档案袋拿出来跟他说：杜春雨承认欠你工资，到法院起诉胜算很高。刘全质问：既然杜春雨承认欠我工资、我胜算很高，为什么把我的案子撤了？丁国奇说：撤案拍板的是领导定的，不是他。刘全愤怒之下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心惊的话：

　　“谁敲我案子的锤，我就用锤子敲谁。”

　　2025年2月18日，刘全第14次到劳动监察大队。丁国奇仍然拒绝答复。刘全说：

　　“我的钱已经支撑不了我的讨薪路了，可是我是真的不甘心呀。”

　　2025年2月27日至3月24日，刘全购买了高锰酸钾、石硫磺、铝粉、镁铝等材料，自制了爆炸物。2025年4月8日上午10时30分，他将爆炸物带到曹妃甸区四大联检大楼劳动监察大队，引爆。此时的刘全仍然心存善念，“可是丁国奇根本就不解释，推开门就往大厅跑，我只能在后面追他，我也没想伤害任何人，所以我一直在警告无关人员撤离，我根本没想真炸他。”爆炸造成刘全本人、丁国奇、赵兴、出警民警受伤。刘全伤情为轻伤一级，丁国奇、赵兴为轻伤二级，出警民警陈英达轻微伤。

　　2026年3月9日，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刘全犯爆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同时判决刘全赔偿两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94644.87元。二审不开庭审理，辩护律师提出的诱供、证据排除、罪名争议等四项申请全部被口头驳回。

　　而那个欠薪56000元的杜春雨，至今分文未付，安然无恙。

　　这就是全部的事实。一个农民工，被欠薪56000元，14次往返、2800公里、20个月奔波，穷尽一切合法途径无果，最终自制炸弹引爆，被判六年。

　　是谁把他逼上了绝境

　　炸弹响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刘全。法院判他六年，舆论谴责他暴力，社会惊诧他极端。可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工，一个曾经相信法律、相信政府、相信公道的人，怎么会走到自制炸弹这一步？是谁，一步一步，把他逼上了这条不归路？答案，不在刘全身上，而在那些本该为他撑腰、却一次次将他推向深渊的人身上。1. 劳动监察大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劳动监察大队，本该是农民工讨薪的第一道防线，是弱势劳动者最坚实的依靠。可在曹妃甸，它成了第一道高墙，成了把农民工挡在公道之外的那堵冰冷的墙。

　　刘全自己这样描述那段经历：

　　“刚开始丁国奇虽然每遇一个事就让我从遵化的家中到曹妃甸区四大联检大楼找他一趟，距离140多公里，门难进一点、脸难看一点、事也难办一点，但是他毕竟在以挤牙膏的办事效率一直在办，所以我就一直忍着他。”

　　这哪里是在为农民工维权？分明是在用距离和疲惫消耗一个讨薪者的意志，逼他自己知难而退。

　　更令人愤怒的是撤案的过程。“杜春雨前脚刚跟我签署欠钱47200元的笔录，钱还一分钱没给过我们，丁国奇就说撤案了。”

　　一个行政机关的正式决定，撤案的依据连经办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面对当事人的反复追问，工作人员以领导定的、不知道原因反复推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对职业道德的彻底背叛，对法治底线的公然践踏。

　　刘全后来在自述中写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帮工人讨薪的单位反而帮欠薪的老板办事。”

　　2. 一句“领导定的”背后

　　整个事件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四个字，是丁国奇反复说的那句——领导定的。一个劳动监察案件，本应依法依规、依证据、依程序办理，领导凭什么拍板？

　　是什么让本该秉公办案的公器变成了私人裁量的遮羞布？杜春雨不过是一个工程承包商，他是怎么让“领导定的”，我们不得而知，但逻辑已经清清楚楚：一个农民工20个月的奔波，抵不上领导一句话。这就是权力的差距、关系的差距、政商勾连的差距。

　　刘全在自述中说：

　　“挂完电话我知道是有人给他开了绿灯，这里面居然可以掺杂公权力！这样想来丁国奇在杜春雨有承认欠钱的笔录下依然决定撤案还不向我解释，明显是找人了。”

　　初中文化的刘全，用他朴素的常识看穿了这套把戏。可悲的是，他看穿了，却无力改变；他明白了，却无处申诉。领导拍板四个字，像一座大山压在他头上，让他求告无门、走投无路。

　　3. 法治面前，权力与实力才是王者？

　　我们总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说法治社会不容特权。刘全的遭遇，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这句口号的脸上。

　　刘全空手去，无人理睬；袖中藏锤，丁国奇才改口说胜算很高；直到炸弹响起，事情才被重视起来。

　　更讽刺的是爆炸发生后的处理。刘全轻伤一级，却被安排在医疗条件更差的曹妃甸区医院；丁国奇、赵兴轻伤二级，却被第一时间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唐山工人医院。刘全愤怒地写道：

　　“出警民警居然第一时间安排救护车先把受伤较轻的丁国奇、赵兴接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唐山工人医院治疗，最后才把我安排在医疗条件更差的曹妃甸区医院接受治疗，果然是当官的命更金贵！”

　　难道在法治的名义下，在权力与实力面前，普通公民的权利不过是随时可以被牺牲、被忽视、被践踏的草芥？

　　4. 维稳体制的堵与疏

　　法院判决

　　刘全被判了六年。法院说：讨薪经历不影响犯罪构成。这句话在法律上似乎说得过去，在伦理上却冷得像刀。一个农民工被逼到自制炸弹的地步，他的讨薪经历、他二十个月的奔波、他房子塌了无钱修、母亲病了无钱治的绝望，这些直接导致爆炸发生的原因，在法庭上统统不重要。法院只看结果：你制造了爆炸物，你引爆了，你伤人了，所以你有罪，判你六年。

　　案件的直接原因，那56000元欠薪至今无人管。杜春雨依然欠着钱。源头无责，中间无损，末端服刑，这套责任分配的荒诞剧，比爆炸本身更值得警惕。

　　这不是孤例。2005年12月29日发生在北京府右街的十四路公汽被劫持案，媒体这样报道：“为将‘个人委曲’反映到国家领导人那里，江苏籍农民刘美祥竟自制两把手枪、6发子弹、一枚炸弹，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附近制造了一起震动京城的劫持公交车案。昨天，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刘美祥劫持公交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干出一件轰动的事情来惊动中央。他因并不复杂的纠纷长期维权无果，甚至被拘留，于是想到这个极端办法。当法官宣布处罚他十二年徒刑时，他挣扎着起来问到：“那我的问题怎么办？那我的问题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他。

　　当矛盾出现时，不去解决矛盾本身，不去追问矛盾的根源，而是先把制造矛盾的人按下去、把声音压下去、把事情捂下去。只要表面平静，只要不出大事，就算万事大吉。至于那个农民工的56000元欠薪有没有讨回来，至于那个维权者的有没有冤屈，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是数字，是报表上好看的结案率。

　　大禹治水，尚知疏而不堵；矛盾不会因为压制而消失，只会因为积累而爆发。今天堵住了刘全，明天还会有张全、王全、李全。

　　刘全在自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当一个正常工作谋生的人因拿不到工资而犯罪的时候，犯罪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这个让人活不下去的社会。”

　　刘全还说：

　　“既然因为反抗站了起来，就别再跪下去，让人看不起。穷得连骨气都不要了那真不如死了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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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把自制炸弹讨薪的唐山农民工逼上绝境的？

　　那个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劳动监察大队；那个拍板撤案、至今隐身的领导；那个有点关系、欠薪至今不付的老板杜春雨；那个只管堵不管疏的维稳体制；那种权力与实力凌驾于法治之上的畸形生态。

　　刘全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被不相信的法律审判比死了还难受。”

　　刘全的炸弹能炸醒一些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