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周期率看反腐治本之道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强化正风肃纪，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鉴往知来，直面当下，探寻治本之道，正当其时。

　　一、历史的镜子

　　一部中国封建政治史，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始终与吏治腐败如影随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从天子皇权到基层闾巷里甲，一套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体制逐渐固化。魏晋以降的九品官制、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都在打开社会流动通道的同时，也为权力体系层层加固了樊篱。科举出身的官员经儒家经典浸染，既构成了官僚队伍的专业底色，也使其思想深嵌于皇权体制之内。皇权世袭，官员代际传承虽非制度却成风气，权钱勾连之下，贪官污吏上下其手。

　　中国政治文化始终以权力为核心，皇权主宰，百官拱卫，权力宰制之下，人事进退、财经流向皆与权力深度纠缠。而权力由血肉之躯掌控，意味着地位、财产乃至生杀予夺。加之深浸民族骨髓的以人情为纽带的关系文化，对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的围猎便成为历史常态，写就一部复杂斑斓而漫长苦涩的政治厚黑史。掌权者内心私与公的博弈，深刻影响一方治理乃至国家走向。历史上私欲泛滥者大有人在，墨吏盘剥百姓、奸佞倾陷忠良，乃至因一己之私招致外患、陷国家于危亡者屡见不鲜。朝代更迭的背后，权力腐败往往是最致命的溃堤之穴：西晋八王之乱后的国力空虚为五胡南下打开了缺口，南宋吏治的腐朽加速了江山倾覆，晚明官场的分崩离析终致吴三桂开关揖盗…… 腐败不除，纵有雄关险隘，也难挡内忧外患的滔天洪流。

　　历代统治者深知腐败之患，重典治吏者代不乏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对贪腐深恶痛绝。他在颁行《大明律》之外，更设律外酷刑——贪赃满六十两者，枭首示众后剥皮实草，悬于官府公座之侧；各州县置“皮场庙”，令百姓围观，以示震慑。同时，他亲撰《大诰》颁行天下，教民知法；允许百姓“连名赴京状奏”害民之吏；设锦衣卫广布耳目；甚至对自己的侄儿和女婿亦不徇私。洪武年间，仅贪污秋粮一案，“系死者数万人”。史载峻刑之下，“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然而，“百余年”之后呢？如此酷烈的手段，依然挡不住汹汹人欲，贪官污吏前赴后继。

　　到了明末崇祯皇帝，面对的则是一个被腐败蛀空的大明王朝。他痛下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他省吃俭用，把宫里金银器皿都当掉充作军饷。京城告急之际，他放下皇帝之尊哀求大臣和亲戚捐款。大臣中仅有人捐银数百两，太监首富捐万两，而他期望的“以三万为上等”竟无一人达到。他的岳父周奎，被逼无奈后从女儿周皇后处拿了五千两，转身只捐三千两，两千两落入自己腰包。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外城。当夜，崇祯召集最后一次会议，竟无一人到会。次日凌晨，这位33岁的皇帝在蓝色袍服上写下“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遗书，自缢于煤山半山一棵歪脖树上。一个帝王，被自己的官员集体抛弃，眼睁睁痛失江山。

　　从朱元璋的“铁腕”到崇祯的“束手”，六百年治贪史，终究走不出权力自我监督的死循环。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残酷的规律：当权力缺乏实质性监督，反腐就只能在“严刑峻法—腐败反弹—再严刑峻法”的怪圈中打转。朱元璋的“重典”不可谓不狠，但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皇权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没有制度约束和人民监督，再严酷的刑罚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二、今天的现实

　　历史的教训并未远去。数字是最好的证明。

　　2025年全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2万件，处分98.3万人。其中，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69人；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15人、厅局级干部5016人、县处级干部4.1万人。全国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3.6万件，同比上升22.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全年公开发布“落马”中管干部达65人。2026年以来，反腐力度持续加大。仅第一季度，全国就有18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上半年共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7月单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说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高压之下仍然有人肆意妄为、不收手不收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腐败问题还在持续滋生蔓延”。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腐败的形式在不断“进化”。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花样翻新，有的披着“合法外衣”游走于“灰色地带”。权力与项目资源的决定性捆绑，使官员成为各路觊觎者的围猎对象。不法商人挖空心思、无孔不入地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拉拢腐蚀；“保姆式”围猎用温情包裹算计，让权力在“被照顾”的舒适窝里逐渐失守；更有甚者，形成依托权力、资本、人脉绑定的腐败网络，构建闭环式利益输送体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十个字，写尽了六百年的治贪困局。

　　为什么“野火烧不尽”？因为火只烧到了地面的杂草，却没有烧到地下的根系。这个“根系”，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监督相对薄弱所导致的结构性失衡。

　　三、结构之困

　　在市场经济语境下，体制内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态，体制外是万花筒般的市场世界，诱惑多元、欲望涌动；体制内则始终高悬反腐利剑，但经济发展项目的审批权、资源配置权，仍集中掌握在体制内官员手中。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权力深度介入项目的走向，项目进而决定利益的流向。一个项目批文背后，动辄是数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的利益。谁掌握了批示权，谁就成了各路觊觎者围猎的对象。这种围猎，通过亲情、友情乃至色诱、设局等种种手段，布下重重机关，像浪涛冲击堤坝一般，永不停歇地寻找人性的弱点缝隙，一有机会便楔入，不达目的不罢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情”文化，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交换，在权力周围悄然结合，形成了一股腐蚀性极强的暗流。从中国人情礼教观出发，“来而不往非礼也”。明知项目交给某人有利可图，权、利相交，“适当反馈利益”在一些人看来竟成了“理所当然”。一个项目批出去了，受利者心里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否则自己心里都不安。于是在权力独大的市场经济里，“人情往来”成了腐败最隐蔽的通行证。

　　这并非为腐败辩护，而是揭示了一个冷酷的现实：当权力与资源形成决定性捆绑，掌握权力的人必然成为各路觊觎者的围猎对象。而人皆有七情六欲，人性深处的弱点，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能守住底线的终究是少数。这种扭曲的“人情观”，正是中国式腐败在当代最顽固的文化土壤。

　　上行下效，从来是权力场最残酷的法则。上面若权权相授、权钱相交，下面必争相效仿，贪腐之风便如野火燎原。“一把手”和关键岗位人员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廉洁风险点较多、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官场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是尚未根治的顽疾。制度缝隙与监管空白仍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这似乎成了政治的一个死结。

　　四、历史的另一页

　　历史反复证明，单靠官场内部反腐，终究是隔靴搔痒。朱元璋剥皮实草、设锦衣卫，手段不可谓不酷，耳目不可谓不广，却终究挡不住大明王朝的覆亡。治标难治本，根本出路究竟在何方？

　　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问：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条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不是一句空话。毛泽东时代在反腐败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中央苏区时期，除正式监察系统外，还建立了由工农群众参加的群众性检举监督网络，涵盖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组织形式；军队中亦设有士兵委员会。通过发动群众，让全体人民监督各级政府官员，创造了那个时代举世公认的清廉奇迹：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国家，却拥有令世界称羡的廉洁政府。

　　群众监督之所以有效，正在于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权力自我监督”的死结。官场内部反腐，靠同僚之间的相互检举，靠上级对下级的严厉惩处，都只能收一时之效。而群众监督，是从权力外部引入的制衡力量，它不依赖掌权者的道德自觉，不依赖同僚的相互检举，而是将监督权交到了权力运行的最直接受影响者——人民群众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贯穿毛泽东反腐败斗争的一条红线。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局限，不能简单照搬。但“群众监督”这一核心思路，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普遍价值。

　　五、治本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起日益完善的权力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他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正是为了落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战略抓手，其中“不能腐”的关键就在于制度约束。但制度建设不能止步于“牛栏关猫”。制度要真正管用，必须让监督的眼睛亮起来、多起来。从本质上讲，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而最广泛、最有效的监督，来自人民。

　　治本之策，应当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制度改革是根本。权力过度集中而缺乏有效制约，是一切腐败的根源。朱元璋的“重典”治不了贪，不是因为刑罚不够狠，而是因为权力本身不受制约。今天的反腐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权力的运行仍然缺乏实质性的、来自外部的监督，那么再严厉的惩处也只能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第二，广开民间言路，赋予人民监督的至高权力。毛泽东同志在“窑洞对”中提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至今仍是最具生命力的反腐思路。群众监督不是抽象的号召，而是具体的制度安排。让人民能够知情、能够参与、能够表达、能够监督。当权力运行都被置于人民的目光之下，当每一次资源配置都经得起人民的质询，腐败便无处生根、无所遁形。

　　第三，让权力真正“归位”。权力的本质是服务，而非占有；是责任，而非特权。当权力不再直接支配资源，审批权让位于公开透明的规则，“项目批示”变成“程序审核”，围猎者便再无标靶可寻，腐败亦如无根之木，必然枯槁。

　　第四，让制度真正“带电”。法律不是权力的保护伞，制度更非摆设。笼子必须扎紧，且必须是“带电”的笼子，谁触碰，谁就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可预期的、确定无疑的代价。同时，制度设计要覆盖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让“看不见的手”无处藏身。

　　第五，让“关键少数”真正“带头”。上行下效，从来是权力场的铁律。上面的表率作用尤为重要。正人先正己，治下先治上。这看似是老生常谈，却是所有治本之策中分量最重的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治权的核心，不是权力在少数人手中自我约束，而是权力在人民监督下规范运行。

　　六、任重道远

　　从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到崇祯的煤山自缢，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到今天的反腐攻坚战，历史反复昭示一个真理：靠统治者“自我革命”远远不够，靠严刑峻法也只能震慑一时，唯有让权力真正接受人民的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场斗争“输不起也决不能输”。历史的教训足够深刻，现实的警示足够清晰。唯有走群众路线，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走好中国特色反腐之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民为本，方能得始终。这，正是当前学习教育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文/彭水周，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