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谁不让过洋节？

　　武汉江岸警方11月2日晚通报网约车被围堵事件，从处理结果看，正应了那句“法不责众”。

　　10月31日17时许，一辆网约车跟随平台导航按正常路线接单，驶入未封路的机动车道（胜利街），恰逢当晚万圣节人群聚集，车辆被人流围困长达4小时，期间车被拍打、丢满垃圾、被放气。58岁的网约车司机高某趴在方向盘上崩溃的样子，刺痛了很多人。

　　这几年，“过万圣节”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人娱乐化的宣泄潮流，体现了年轻人的“逆反”心态。

　　在这股潮流中，一小部分是有一定自觉意识的，或是偏向左翼：

　　或是偏向右翼：

　　但绝大部分只是纯娱乐化的压力疏解或自我释放，如果一定要说有“逆反”，那也只是对“不让过洋节”的长辈式说教的集体“逆反”。

　　几乎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络上喊“不让自己过洋节”，这次武汉网约车被围堵事件一边倒的舆论风向，让这些年轻人更感委屈。

　　笔者很好奇，“不让过洋节”究竟是谁宣传的，于是便整理了一下主流的舆论方向。

　　互联网时代最早的讨论大约要追溯到2006年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10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联名发表了一封题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号召网友“慎对圣诞节”、“抵御西方文化扩张”。

　　2014年，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在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人不过洋节”的倡议。

　　这几年，一些学校也对在校学生发出过“不过洋节”的倡议书，但并未明令禁止。

　　迄今为止，笔者没有尚未发现任何官方发出过“禁止过洋节”的文件。如果一定要说“有文件”，那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曾刊发《党员干部不应过洋节》一文，明确指出洋节“基本上都有宗教背景”，共产党员作为“无神论者”，过宗教性节日是“信仰不坚定、思想不清醒的体现”，所针对的对象也仅仅是党员群体。

　　综合来看，“不过洋节”主要是民间自发的一种声音，你可以指责这种声音有“登味儿”，是“文化保守主义”，但远远到不了“文化霸权”的地步。

　　至于“党员不应过洋节”这个要求笔者觉得无可厚非，你总不能一边享受体制带来的好处，一边高喊要自由吧？所以，这一次武汉网约车被围堵事件，笔者觉得即便“法不责众”，也不应该漏了对现场参与的党员（如果有）的事后问责。

　　恰恰相反的是，在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大背景下，商业资本恰恰是“热热闹闹过洋节”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一些地方权力部门甚至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忙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交通。例如这次万圣节南京交警就对部分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武汉网约车事件，并不是司机要故意驶入人流密集路段，而是按照平台规划的路线行驶的。这恰恰反映了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一边希望刺激消费，一边又不愿意花费力气维护秩序、保障安全。

　　所以，“不让过洋节”不过是一些人的“自我感动”，把自我消遣上升为一种“觉醒”与身体力行的“反抗”，只是这“觉醒”与“反抗”未免太廉价。

　　武汉万圣节围堵网约车的事件的确是一起偶然事件，在同一时间天津一辆网约车被堵在人流中，现场的年轻人却与司机亲切交谈，帮助司机渡过了两小时的等待。但武汉的偶然事件背后却存在着某种必然逻辑。

　　如上所述，万圣节、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本身就离不开资本的引导。只有引导年轻人尽情出来消费，买服装、买道具、聚餐、各种形式的联欢……资本才有机会赚钱。在这方面，西方节日与中国节日并无本质区别。

　　而万圣节又有其特殊性，在过节的名义下，年轻人被引导肆意地放纵、狂欢。于是，资本所动员的这个消费主义节日，不仅生产了人群聚集的物理场所，更生产了一种道德豁免的心理氛围，人们集体成为无意识的消费机器。但凡有一个人带头施暴，将网约车的闯入视作故意破坏氛围，群体就会共同参与。施暴者不是在“反抗”什么，他们是在消费一场由资本逻辑搭建舞台、由“法不责众”心理提供掩护的集体霸凌。

　　当然，现场年轻人的这种集体霸凌，倒不一定是出于青年个体天然的“恶”。他们首先是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遭遇了外在的压力甚至是压迫，从生理上产生了释放的欲望；而具体到现场，他们本身对拥堵已经产生了不满，网约车的闯入加剧了这种不满。只是没有人试图去追究拥堵的根源是城市管理的缺位还是商业资本对公共空间的过度动员，当然他们也无力去追究。于是，他们自发性地将“反抗”的对象施加给了一个最安全、最无力反抗的底层劳动者身上，从而让“反抗”变成了“集体施暴”与“底层互害”。

　　由此可见，自发运动本身并不天然具有进步性，当它缺乏自觉的方向时，其破坏性完全可以被用来欺凌弱者，而非挑战真正的压迫结构。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