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捧祁同伟,是一种前现代的奴性思维
- 祁同伟被指为“有情有义”,包括给不识字的远房表弟安排公安系统协警工作、为老家亲戚办事。
- 他曾以一个电话、花二十万促使轮奸案调解撤案,受害者是一名打工妹。
- 这种吹捧把自己代入特权者的亲戚,体现出“恨特权却更想成为特权”的双标与奴性思维。
- 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致信表舅向三立,明确反对依靠父辈关系安排官职,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大众利益。
网上有一种声音,说祁同伟“有情有义”。理由很具体:他是农民的儿子,吃过苦,爬起来之后没忘了拉乡亲们一把,给亲戚安排工作,给老家的人办事。比起那些爱惜羽毛、对身边人不闻不问不管的官员,祁同伟似乎多了几分“人味儿”。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它经不起一个最简单的追问:你把自己代入的是谁?
如果你代入的是祁同伟的亲戚,那个大字不识却被安排进公安系统当协警的远房表弟,你当然觉得他有情有义。

可如果你代入的是那个被祁同伟亲戚轮奸的打工妹呢?祁同伟一个电话打给吕州市公安局,花二十万,刑事案件调解撤案。
那个打工妹的身体和尊严,在“祁厅长有情有义”的叙事里,连一个背景墙都算不上。
吹捧祁同伟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幻想成了“被祁同伟罩着的人”。
网上有一句话戳得很准:现实中你更可能是那个打工妹,而不是他的亲戚。可偏偏有那么多人,明明手里没有任何特权,却熟练地站到了特权者的视角上,替一个公安厅长操心“他对亲戚够不够意思”。这种代入本身,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势利。
一、“有情有义”的外壳,包的是权力私人化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来不是什么民间温情,而是一套前现代的权力分配规则。
封建残余思想在官场的表现之一,就是明里暗里搞“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亲属升官发财奔走,以权压法枉法。
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不是“情义”,而是权力的私人化:公权力一旦到手,就自动转化为家族和圈子的庇护资源。“自己人”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外人”则不被当作同等的人来看待。
祁同伟对亲戚的“好”,恰恰是在这个逻辑里运转的。他包庇的不是什么抽象的老乡情谊,而是轮奸犯;他安排的不是什么公平的就业机会,而是把文盲亲戚塞进公安系统。
这不是“有情有义”,这是把公共权力当成了宗族祠堂里的族产来分。那些夸他“不忘本”的人,潜意识里向往的正是这样一种秩序:权力不向法律负责,只向血缘和人情负责。只要“我的人”能得到好处,规则被踩碎也无所谓。

二、这不是“人情冷漠”的解药,而是“人情冷漠”的病灶
有人会说:可现实里有些官员确实太冷漠了,连亲戚都不帮,祁同伟至少还“管”身边人。
这个对比本身就是被偷换过的。
一个官员“对身边人不闻不问不管”,如果指的是拒绝用公权力为亲属谋私利,那不叫冷漠,那叫本分。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他为什么不帮亲戚”,而是为什么普通人获得体面工作、公平机会、基本保障,需要靠一个当官的亲戚来“帮”?
当一个人把“有个当大官的亲戚可以罩着我”当成值得羡慕的事,他真正表达的是对制度性公平的绝望,而不是对“情义”的赞美。
洗白祁同伟的心理动机,说穿了并不复杂:是期望有个腐败的亲戚,让自己也拿好处。但这种期望是方向性的错误。你越是渴望一个祁同伟来庇护你,就越是在承认:没有特权庇护的人,活该被踩在脚下。
你把自己放进了“求青天”的位置,却忘了自己本来就应该拥有不被青天随意处置的权利。

三、奴性思维的特点:恨特权,但更想成为特权
吹捧祁同伟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奴性思维。
奴性并不只是卑躬屈膝,它更隐蔽的表现是:不相信规则,只相信“自己人”;不追求制度公平,只追求被权力选中。
他对特权既恨又羡,恨的是自己不在特权圈子里,羡的是圈子里的人能呼风唤雨。
一旦让他代入“祁厅长的亲戚”,他立刻觉得包庇轮奸犯也可以被解释成“重情重义”。
这就是典型的双标,而且这种双标并不矛盾,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你是个啥也没有的普通老百姓,当然希望所有当官的都是包青天;可但凡你有一个够得上的当官亲戚,你肯定希望他是祁同伟。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不能靠“每个人都幻想自己有个好亲戚”来运转。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公平寄托在“青天”和“自己人”身上,而不是寄托在制度和法律身上,特权就会永远有市场。

四、要改革的是制度,不是盼一个祁同伟
之所以会说祁同伟有情有义,那是因为觉得社会人情冷漠。
但人情冷漠不是给祁同伟开脱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希望“祁同伟这样的人多起来”的理由。
通过祁同伟获得福利,是一种错误思想。
正确的方向不是盼着多几个能罩着自己的祁同伟,而是推动社会改革,让普通人不需要任何亲戚庇护,也能得到更好的福利、更公平的机会、更有尊严的生活。
现代政治最基本的底线,恰恰是对这种宗法逻辑的斩断。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就在于它不区分“自己人”和“外人”。
一个公安厅长一个电话撤掉轮奸案,伤害的不只是那个打工妹,而是所有人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任。
所以,别再吹捧祁同伟“有情有义”了。你共情的不是祁同伟,你只是想当他的亲戚。
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建立在“人人都想当特权者亲戚”的幻想上。它应该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没有人需要靠当谁的亲戚,才能活得像个人。

与祁同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岸英,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毛岸英1949年10月24日写给表舅向三立的信——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