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骨子里找到对抗西方的原则和办法
西方列强称霸世界五百年，自有其突出的地方。而今天已到了东升西降的节骨点子上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找到对抗西方的原则和办法来。
应当说，西方民族是新兴的海洋民族，崇尚个人主义，习惯于海上贸易，喜欢战争冒险，拥有出类拔萃的金融智慧和商业头脑，他们在汲取了东方农耕文明的营养后，开始了伟大的工业革命进程和开启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反封建反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明形式，因而使其相较于其他民族和国家拥有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军事实力。
而我们东方是古老的农耕民族，文明悠久，历史厚重，崇尚集体主义，发展出了洋洋大观的农耕文明。从历史上看，农耕民族习惯于尊时守信、崇礼重教、喜好公平，但又因循守旧、繁文褥节、偏好形式，其统治阶级则喜欢拥抱特权专制、痴迷官僚形式、讲究身份地位、追求等级森严和上下有别，相比于海洋文明少了许多扩张性、侵略性和冒险性；因此，一旦赋予其稳定的环境和适宜的条件，就会不思进取而享受自娱自乐的安逸生活。
而以盎撒民族为主体的英美列强，是起源于西方文明之上的机会主义者和海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崇尚实力、迷信武力、偏好科技、擅长谋略、精于斗争，是一个十分难缠的对手——对付这样的势力并不轻松容易。因此，我们要与西方较量，必须抛弃那些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农耕文化的落后积习，恢复汉唐乃至先秦以前的那种勃勃生机和创新活力，在充分发掘和发扬我们过去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法为骨，重构民族文化，重建民族自信，重振民族精神，重塑汉唐盛世的景象。
笔者以为，为了与西方相对抗，我们必须在彻底认识和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相应的原则和办法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握好“六字诀”和避免“四不要”。
所谓的“六字诀”，即力、斗、活、敢、防、控六个字。
一、“力”字诀。西方属于后发文明，出身于海盗民族，成长于弱肉强食、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他们相信实力、迷信武力，从内心来说就十分厌恶集权专制和官僚教条的那一套东西，少有身份等级和官本位意识，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和观念约束，做事冷静理智、不择手段：你有能力战胜他，他就对你崇敬有加，否则就会想方设法奴役你、控制你、掠夺你。尤其对于英美这种典型的机会主义国家来说，必须让其看不到什么好处和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示形造势、借力打力。既要搞好内部，又要搞好外部。对内，要整顿吏治、攘除奸凶、铲除腐败、打击犯罪、防范渗透、统一思想和行动；对外，要外引强援、团结朋友、打击对手、孤立敌人、布局万里、争取主动。也就是说，第一，要积极发展和适时展示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所忌惮和收敛；第二，要懂得借助外部的力量，共同联合形成比对手更强大的实力存在，让对方看不到对抗的任何好处和希望；第三，在激烈的国家斗争和对抗中，要想方设法打疼他、打怕他，让其真正感觉到痛苦或害怕。只有这样，西方这些机会主义者才会老老实实；否则，当他感觉到你不如他或斗争中没有办法没有手段时，就会想方设法骚扰你、控制你、殖民你、侵略你。
二、“斗”字诀。大国要做棋手而不要做棋子，更不能做棋盘。但棋手要有棋手的做派，不能怕、不能躲，要有队伍、有高参、有战略、有步骤、有方法、有技巧，积极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也就是说，在与西方这些得寸进尺的海盗民族斗争时，不能害怕和妥协，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学会以联盟对联盟、以规则对规则、以谋略对谋略、以行动对行动。尤其是，在秘密战线的斗争中，还要学会要以情报对情报、以暗线对暗线、以工具对工具、以技术对技术，防止挨打被动。而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要懂得方法和技巧，知道攻其要害或攻其必救，即对方怕什么就打什么、哪里疼就打哪里。比如说，在专利方面，对于恶意制裁我方的不友好企业或国家，完全可以制定相关法律不承认其知识产权和相关专利，以打击其嚣张气焰和根本利益。
三、“活”字诀。即选人用人必须不拘一格、能上能下、公平公正、自由灵活。也就是说，选人用人千万不要搞官僚形式或教条主义的那一套把戏。人才，是最关键的力量。你有什么样的人才政策，就决定你有什么样的人才队伍；你有什么样的人才队伍，就决定你会有什么样的事业和未来。而中国要想打败西方，必须在人才上多下功夫。应当说，西方的选人用人制度采取的是选举竞争、市场竞聘或金钱买办式的政策，他们从来不重视官僚形式、条条框框、繁文褥节，能够做到唯能唯才是举，选人用人极其灵活。而我们却习惯于封建社会的那种等级森严、身份地位、人情关系、论资排辈之类的东西——这让我们产生了许多被动。古人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而中国近代总是落后挨打、失败受辱，皆与此类的选人用人政策有关。因此，我们必须打破身份等级限制，争取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公平公正、自由灵活，并配合以教育、赏罚、责任及荣誉等激励政策，以此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选人用人不应看其是不是能说会道、是不是听话顺从、是不是自己人，会不会做官来事、会不会表现自己、会不会迎来送往、会不会溜须拍马、会不会揣摩上意、会不会搞官僚形式、会不会玩政绩工程……而应看其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个性、有没有政治觉悟和敏感性，会不会学习实践、会不会干事谋事、会不会为人民服务，能不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是不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斗争。也就是说，做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不在于自己威信多高、能力多强，关键在于选人用人、知人善用；而凡是阿谀奉承、弄虚作假、作风飘浮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不老实者，皆不可重用，否则其带来的影响将是破坏性的、全局性的。
四、“敢”字诀。即要敢打必胜。凡事不要害怕，更不能迷信。世上本无鬼，庸人自扰之。你越害怕，就越有鬼。西方人是人，我们也是人；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没有做不到的道理！应当说，中国人民是英勇智慧的人民，我们只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用好人民中的优秀人才和先进分子，那么就会无往而不胜。总之，还是那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应当说，当代有许多人都犯有“崇洋症”和“软骨病”，而且越是官僚教条者或贪婪自私的既得利益者越容易胆小怕事或屈膝投降；因为这些人害怕打烂坛坛罐罐和损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更看不到人民的巨大力量和敌人“纸老虎”的虚弱本质，甚至他们本身就害怕人民的滔天伟力和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因此，他们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妥协就妥协，能退缩就退缩，能投降就投降，如同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样，只要不触动自己的根本利益，哪怕卖国投敌也在所不惜。
五、“防”字诀。即要防止西方的阴谋诡计。西方人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和是非观念，他们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这些人，除了工于心计外，还善于搞情报和技术工作。他们喜欢利用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为其提供最强大的科技支持和创新工具，善于投机取巧和采取集团行动。这些人的头脑如同海盗一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和道德约束，有奶便是娘，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只要有获利或获胜的可能，他们就会不断去模拟演习、尝试侵略或进攻。如同一些大型的食物动物一样，饥饿的本能驱使它们做出各种冒险尝试和攻击行动，甚至为此惜丢掉生命。因此，许多爱好和平善良的国家或民族，往往因为看不明白这一点，而最终上当受骗或在斗争中败下阵来。据此，我们必须睁大双眼，搞好防护：一要防其技术窃密，二要防其歹毒暗杀，三要防其阴谋作乱，四要防其拉拢腐蚀，五要防其战略破坏，六防其隐性攻击（如生物战、金融战、网络战、空间战之类），七要防其军事进攻，八要防其集体行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农耕民族的思维来看待这些海洋或海盗民族，就如同食草类动物无法想象食肉类动物一样，我们必须学会自我防护和以彼之道还制彼身，否则我们就可能成为别人口中的美味。
六、“控”字诀。即凡事要以我为主。应当说，海洋文明要先进于农耕文明，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因为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别人先进的地方，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最终创造出新的文明或制度来——这应是我们战胜西方列强的基础。据此，我们要时刻把握趋势、掌控大局，勇于社会变革和科技创新，努力争取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第一，要充分做好情报侦察工作，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知根知底，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做到百战不殆；第二，要切实搞好调查研究工作，防止瞎子捉麻雀，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有备无患，努力解决矛盾和问题；第三，要做好全面发展和战略部署工作，国家之间的较量说到底是能力和实力的较量，必须在人才、科技、军事上抢占战略制高点；第四，凡事要是以我为主，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货币、金融、网络、市场、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关键部门或单位，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而重大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基础粮食和战略资源也要尽量做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否则就会有“卡脖子”或被动挨打的危险。
所谓的“四不要”，即：不要官僚形式，不要僵化教条、不要等级森严、不要单打独斗。
第一，不要官僚形式。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我们的大敌。在我们这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可谓根深蒂固。尤其是由于当前手机、电脑、网络等先进技术的使用，更使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会议活动、文件资料、统计报表、留影留痕、上报上墙、工程项目、基地创新……五花八门，可谓洋洋大观。但这些尽是劳民伤财的无用功，而实际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特权腐败、身份等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本位、房地产、教育、医疗、金融、科技“卡脖子”、用人的公信度、基层的积极性、民主集中制的异化、党委或集体领导的弱化、基层组织的涣散、农村的“空心化”、农村水利设施的破旧退废、南方农药污染导致的生物灾难（青蛙、萤火虫消失）等问题，大家都在推诿扯皮、互相观望，能躲则躲、能拖则拖。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人民一日不满意”，甚至迟早会酿成难以解决的巨大灾难。
第二，不要僵化教条。应当说，各类教条都是经验的总结。但新兴事物没有一个是教条缠身的，它们如天马行空、敢做敢为：一切以有利不利或能不能提升凝聚力、战斗力为判断标准和出发点。事实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用的教条，我们当然应当积极拥护和执行；但无用的教条、过时的教条、僵化的教条，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破除。这些官僚教条，表面看上去十分唬人、十分高大上，但尽是“银样鑞枪头”、假把式，不起任何作用，反而有可能坏事或成为发展的绊脚石。历史上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城市里来的马克思主义“洋学生”反而比不上从农村来的马克思主义“土包子”。尤其是，我们在选人用人方面的教条主义更是要不得！你看，大家要么是等级森严、按资排辈，要么是“一把尺子”或“量身定制”，要么就是条条框框或“一刀切”……实际上，这些都是糊弄人的：没有关系、没有条件、没有背景的人，纵使你有天大的本事，“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而自己的人，则见缝插针、胆大妄为，该提拔提拔、该使用使用，一点也不耽误！
第三，不要等级森严。人类社会是有高度组织分工的客观存在。从政治上说，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大家只有组织分工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别。但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后，人群不可避免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封建社会更是达到等级森严、僭越杀头的恐怖地步。实际上，这种等级制度是产生身份地位或“官本位”怪胎的政治基础。当人与人之间是不公平、不民主的，当大家都被打上了身份地位的标签，那么社会必然被撕裂为不同的层级或群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逐渐固化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互相之间最终演变成完全敌对的关系；而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其本身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筒，除了对内大刀阔斧的改革或向外发动战争外，很难缓解社会的压力。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领导阶级，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政治特色；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追求或恢复那种封建的等级森严或西方的军衔分明之类的东西，更不能重新培养一批新兴的剥削者、食利阶层或封建官僚来——这些都是与我们宪法和体制要求相违背的东西，否则改旗易帜、颜色革命可能就是一夜间的事。而相对西方来说，由于西方经过了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其有效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羁绊，而我们假如仍痴迷于这些身份等级制度不放手，那么迟早会像晚清的封建社会一样成为落后挨打的“代名词”。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能够战胜封建主义，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新中国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本质上就是现代型国家对传统型国家、民主集中制对军阀专制、公有制对私有制的胜利。
第四，不要单打独斗。俗话常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又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前人还谆谆告诫我们，“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根筷子牢牢抱成团”的道理。因此，我们搞政治或军事斗争，千万不要犯政治幼稚病或搞教条主义。打仗往往是实打实的买卖，来不得半点虚假或麻痹大意。也就是说，中国今天已经走到坐二望一的地步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国棋手，为了对抗西方列强的“大国竞争战略”，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羽翼或队伍：对于凡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外援，要想方设法与之建立紧密关系，以扩大自己的力量基础；对于凡是能够依附自己并为自己打天下的真心朋友，要旗帜鲜明为其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和经济支持；对于凡是给中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可有义务为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和国防支持；对于凡是在国际斗争或经贸合作中有利于己的友好伙伴，要尽量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这应是一个成熟大国必须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
总之，一切都是变化的、辩证的，凡事事在人为。我们今天相比于解放前和建国初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基础和能力；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用好人才、炼好内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2023/10/25
【文/灌园，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