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

　　“革命”这个词，在一拨“理论家”“告别革命”的梦呓般祈祷声中曾经在中国的学界和舆论界销声匿迹了好一阵时间，终于又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且，随着新时代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成为全党关注的重点议题。这就是——“自我革命”——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2015年5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自我革命”。

　　201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重申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把自我革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紧密联系起来。

　　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明确把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毛泽东早在1945年给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是社会基本矛盾演变的必然结果，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进步战胜腐朽的根本性变革。当然，那是指社会革命，与一个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改革有质的区别，但既然用“革命”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和标志，那就至少包含有以下两层意义：

　　第一，体现了斗争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等色彩强烈的用词无不体现了这场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性质，凸显其作为“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体现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自十八大开展反腐斗争十多年来，尽管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由此提出了“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战略部署。

　　既然是一场严重而尖锐的革命斗争，就不能不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首要问题，不能不搞清楚革命的对象是什么，革命的依靠力量又是谁。

　　革命的对象自然是腐败分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腐败分子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股社会势力，一股掌握了相当多社会资源，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拥有相当大影响力，渗透到相当多涉及国计民生重要领域的黑暗势力。

　　2021年6月28日中纪委通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达到‌‌‌385万件，查处408.9万人‌，其中中管干部453人；到2022年10月17日，中纪委通报，被审查的中管干部增加到553人，含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9人，十九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2人。腐败渗透到金融、国企、能源、医疗和基建工程等关键领域，在军队中也有多个高级将领落马，同时又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基层组织，仅2023年前三季度，就有6.5万乡科级干部被立案审查。

　　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使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对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性高度警惕和担忧，可以说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正如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所清醒指出的：“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

　　这批腐败分子有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显著特征。

　　首先，他们都掌握一定的权力，其中相当数量是单位“一把手”。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所掌控的生产资料及资源，把大量国家和社会公共财富掠为私人财产，甚至转移到国外。其数额之巨大，手段之卑劣，对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之深，前所未有。

　　他们与资本紧密勾结，设租寻租、政商勾连、“围猎”与被“围猎”是其重要表现形式，形成“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

　　这样的特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不是已经构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基本要素？确切的界定，有待理论家的研究，但按其人数，政治经济地位，影响面和破坏作用，认定其为特权阶层，则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说，他们与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用共产党干部的面目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用虚假的意识形态空洞说辞掩护私下的罪恶活动。他们都是口上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是见不得阳光，只能暗中作恶的伪装者与非法分子。

　　这些腐败分子拉帮结派，以团团伙伙、盘根错节的方式构成自我保护圈，形成一个部门，乃至一个领域、一个系统的腐败利益共同体。这就使得他们越来越固化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

　　以反对剥削和社会不公为宗旨的共产党，在其内部滋生出这样的腐败分子，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

　　否。

　　如果说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走上执政地位之前，出现腐败分子只是个别现象的话（在血与火的严酷环境下，投机分子和动摇分子会被无情淘汰），那么，在走上执政地位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在新中国建国伊始，他就给全党敲警钟——不要当李自成，到1956年中共八大，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地位之时，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到1964年，他更加鲜明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

　　毛泽东从苏共发生的变化敏锐地看到了共产党在走上执政地位后发生这种变化的内在规律性——脱离群众进而失去有效监督下权力的异化变质；商品交换原则渗入党内则是这种变化的催化剂。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撰写的“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对苏共中产生的“特权阶层”有如下描述：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这些对“特权阶层”的描述与今天中国现实中腐败分子的表现何其相似！

　　“九评”指出：“苏联特权阶层，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在苏联干部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他们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同苏联的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这个分析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现实中的腐败分子。

　　尽管这个特权阶层只占总人口的极少数，然而，他们的危害性却是极其严重的，它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经济上高度发达的苏联，一夜之间崩塌瓦解，使得曾经为世界进步人民向往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走入低谷。

　　苏联解体后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早已成为特权阶层的所谓的“共产党人”颠覆了苏联共产党。

　　事实就是这么严酷：如果不忘初心，坚持共产党宗旨的共产党人不主动发动对党内腐败分子的革命，那么，共产党就会被他们所篡夺，所颠覆。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完全具备敌对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的特征，容不得任何慈悲和松懈。

　　那么，这场自我革命应该依靠谁？

　　毫无疑问，纪检监察机关等专门机构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然而，反腐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只有把反腐专门机构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既然是一场持久战，那么决定这场斗争胜负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反腐败动力和斗争积极性。只有把人民群众广泛动员起来，以主人翁态度起来保卫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保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才能造成陷腐败分子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使他们在亿万双雪亮的眼睛面前无藏身之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造就腐败分子难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真正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注：文中粗体字均取自中共正式文件。

     【文/林之辛，红歌会网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