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毅平：读秋风“找回列宁主义”有感

　　摘要：上世纪初，中国自由主义达到了理论高峰而退潮，翻译和思想推广者秋风的思想转进可以视为代表。但就社会影响而言，当前自由主义正攀上高峰，无疑，互联网社交媒体首当其冲成为代表。曾经的理想主义变得癫狂，但不是原有方向的冲动而是掉头向下急剧坠落。资本和精英驱动社会市侩化，而所谓的温和派实际上是随时准备跳船的机会主义。这是大国堤防最危险的溃口。

　　这是一篇个人思想回顾和进一步思考。相对于历史和政治，纯粹的政治理论工作并不会太复杂。人们看到理论的复杂性实际上常常是政治的一部分，是理论被政治反射下的被复杂化。因此，理论研究本质上是幸运的，个体有足够的时间沉淀经验和知识，借此廓清认识当然也包括纠错。于是，来自个人的总结成为可能，而外部形势的发展又使这项工作显得非常必要。

　　一、自由：从理想变为癫狂

　　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到姚中秋教授（笔名秋风），说他在研讨列宁主义。我立刻产生了兴趣。我知道他一段时间以来回归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学，对此我既不意外也没有感到特别兴奋。从传统文化方面寻找依据，以解释中国社会数十年发展的内在因素并指导和展望未来，这是当下主流，也合乎情理。用“情理”这样的描述，想强调的是合乎情分多一些，合理性方面可能要少一点且有待观察、研究。此外，特殊主义，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国家、民族利益立场，或主动或被动都有作茧自缚和孤立主义的倾向。尤其是，以更为敏锐的眼光看，那些有意识消解、搁置和架空左翼普遍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潮正愈演愈烈。必须结束这种思想的谋杀和自杀趋势了。

　　因此，从文化保守主义向社会主义回归是一个正确的取向。比较有意思的是，用“找回列宁主义”这样的表述，显示它与将普世主义经典理论本土化、特殊化的通常说法方向相反，秋风的进路实际上带有他自己的思想连续性。除了均来自问题意识，后者本着理论为我所用的原则，更少教条的包袱。这种先遵从历史的特殊性，再上升到理论的一般性，可能正是所谓的“历史政治学”的一个方法要义，体现了实践哲学内涵和认知规律。

　　文章第一句话就把我带入回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形象似有愈后出愈不利之势”。【1】事实上，这是个本应认真探讨的却被学术界甚至民间研究者长期熟视无睹的问题。人们似乎不愿面对这个问题，而宁肯默认作为后来者的革命领袖之伟大和空前成就事实上被窃走和抹杀。在人类历史上，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秋风的直率风格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万科周刊“思想评论”版，秋风正是版主。在我看来，与当今国际化大资本主导的社交媒体相比，平等交流、自由辩论的BBS时代才是互联网精神的辉煌时刻！文化气质上，那时的互联网依然延续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可能也由此成了最后绝唱。当时除了两个大一点的社区凯迪论坛和天涯社区，有讨论奥派经济学和保守主义社会理论的“思想评论”、新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为主的“世纪沙龙”，稍晚一点也有了左派的“乌有之乡”。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进行开放性思想讨论的平台，但形势实际上已经处于经验主义路线即将终结，国家意识形态必须重整的尖峰时刻。换句话说，如果说二十年前理想主义被迫让位是合理的，那么，在今天一个官方半官方思想讨论平台反而更有必要。

　　我认为反思和分享个人的思想历程是很有意义的。我和秋风因为倾心于奥派经济学说而通过网络结识，秋风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成为领军人物。他偏重于哈耶克的保守的、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我则更欣赏米塞斯所谓的“基于可靠前提的演绎系统”，哈耶克式的保守主义对我则属于新颖的思想体验。秋风后来转向儒学，我并不感到意外。在我看来，那时候他就有很明显的保守倾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他当年提到性开放将导致政治衰变（大意），我对这种直接联系表示疑问。我记得他的回答很“秋风式”：一定是这样，不信走着瞧。

　　今天我反思当时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热情，对所谓“理性自负”的理解又多了一个层面，也许是最浅层但却最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关注和热衷理论的人对理论本身有盲目推崇倾向。实际上，非形式化的文本学说很容易出现理论陷阱，从而导致教条主义后果。这个问题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并不存在，故，也可以说，“理性自负”很多时候甚至其本质就是起因于理性不足，终结于教条主义，即理论理性之狡黠而导致个体乃至群体理性认知障碍和错误。解决之道一是真正贯彻科学精神，破除理论迷信和文本崇拜。特别应指出的一点：与现代社会科学愈演愈烈风格相反，科学思维的要义之一恰恰是简化“文本”。其二是更为常见的注重实践经验，尤其是历史经验。

　　秋风自己解释他的思想转向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自由主义未能提供他追求的“道”，貌似万科论坛时期他就提及“中庸之道”。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的命门。它试图通过一系列形式架构解决价值和价值冲突问题，并掩盖其本质上的虚无主义。我自己在研究自由主义理论时也是煞费苦心，很早便附加了一条设定：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由此相信自由主义的矛盾可以得到化解。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依然是天真的，同样可归因于历史知识不足。很多时候，现代人甚至不得不对学术体系之外的、民间积累的知识进行科学提炼。我意识到，在西方世界，资本垄断问题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历史性的、无解的，即使左翼经典理论也没有指出其特殊性或通过泛化问题掩盖了特殊性。中国“大政治”传统能确保商业和资本满足于其“自在性”，成为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然而，鉴于西方历史上“小政治”传统和文化背景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垄断资本具有强烈的“自为性”和统治意志。自然地，自由竞争以及“财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彻底失效。

　　今天可以有更为明确的判断：自由主义只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建设性”工具。【2】同时，我们能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重大危机：“自由女神”撕下华丽的伪装和面具成为“自由女巫”，标志性事件是，生物武器研发和使用事实上成为公开的和默许的行为；核大国第一次在其腹地和传统势力范围被迫与另一核集团及其代理人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构成历史终结的象征和动物猎杀逻辑——国际垄断集团越接近自己的目标越不加掩饰和假扮善意。这里，鉴于学术界和媒体长期的误导，不得不反复强调，历史终结不等于历史决定论，前者表示的是偶然条件下社会形态被锁定。具体来说，自由主义历史决定（终结）论的宣传相当于给大国和世界人民发出警报。大国的自生能力使它很难死于悲观（心理），却很可能在一片乐观气氛下突然崩溃。福山的决定论是一种强警告，但我们的学界却试图以反驳决定论否定终结论，这是不合逻辑的。相反，反自由主义历史决定论或物质主义历史观只会有麻醉人民的效果。因此必须抛弃一切发展主义而回归社会主义的本义。（我们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进一步讨论）。其次，我们给出一个未经严格证明的猜想：人类历史必将终结，要么终结于正义，要么终结于邪恶（奴隶制）。在此，技术起着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相对于个体生物性决定的理性（对正义的诉求）有限性，技术处于无限发展中。因此，一旦达到某个技术水平阈值，无论正义还是邪恶征服了世界（主要大国），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将不可能再次逆转，这就是历史被终结。

　　上世纪初，中国自由主义达到了理论高峰而退潮，翻译和思想推广者秋风的思想转进可以视为代表。但就社会影响而言，当前自由主义正攀上高峰，无疑，互联网社交媒体首当其冲成为代表。曾经的理想主义变得癫狂，但不是原有方向的冲动而是掉头向下急剧坠落。资本和精英驱动社会市侩化，而所谓的温和派实际上是随时准备跳船的机会主义。这是大国堤防最危险的溃口。强调这后一点乃是因为，大国天然具有稳定性，它并不惧怕公开的敌人。但是主流精英的反政治倾向或消极主义，将实实在在动摇大厦的根基。例如，（专业）精英们或明或暗地从法律主义要求“证明”新冠病毒来源何处，明显地违背政治逻辑及其目的。

　　秋风提及的另一个因素是保守主义。对于西方保守主义有不同的解释。一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保守即保守传统，法国人迈斯特属于最激烈的反现代性的保守派。其温和的形式则强调秩序的演进以对抗激进主义。艾德蒙.柏克大概介乎二者之间。另一种保守主义被赋予价值论色彩。哈耶克将亚当.斯密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视为传统，论证自发秩序的优越乃至合乎自然。用刘军宁的直白解释，保守主义就是保守自由。哈耶克等的解释明显有利于垄断资本，以自由之名行全方位垄断之实。若从欧洲历史观察，这个结论会更为清晰。对于秋风而言，在反思自由主义之后，取保守主义的方法论，很容易直接跨入中国传统文化。类似的，刘小枫教授追随施特劳斯的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哲学，从翻译研读古希腊经典，直接跳到中国古代经典。

　　笔者自己的思想变化可能比较特殊。虽然一直身处大学，却自觉自愿地游离于学术体系之外，但这不仅不影响我思考，反而让我不受约束地独立研究。分享这个过程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思想拐点有清晰的两个印记。2003年发生了孙志刚被收容时死亡案。很快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搞了一个呼吁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声明。我看了那份文件，并不认同。于是回复了意见。我认为严格地检视事件的关系，收容遣送制度既不是孙志刚死亡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构成必要条件。看了修改稿后，依然不满意，但犹豫了一下，还是签名了。文字风格上看，这份呼吁书应该出自秦晖教授。之后，我还是决定遵从内心的判断。于是写了一篇长文（似乎已完全消失在互联网）。基本的理路是学习模仿哈耶克和柏克，尤其是后者。我反对这种不依从事实和逻辑的炒作，并推动社会革命。认为秩序和传统包括执法部门需要受到尊重。道理永远高于信条，这是我的思想原则。现在看，这表明我实际上认同古典理性而非启蒙理性。

　　我将文章寄给萧功秦教授。之后跟随他攻读政治思想史博士。我的意愿正是研究西方保守主义。但我实际上始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希望从价值论和哲学角度研究保守主义，期间，我开始阅读和研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在我看，他的理论对现代性分析得最为深刻，批判得也最为彻底，而古希腊理性主义可能才是保守主义脉络的真正基础。这与萧功秦教授的经验论的和保守的自由主义思路发生冲突。他可能也看出来我试图改造他的理论的野心。正是这个原因吧，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于是我放弃了博士论文和学位。2008年金融危机，我研究了雷曼兄弟公司，结论与主流舆论和好莱坞宣传相反，泡沫和危机都不是因为所谓的市场非理性，而恰恰是垄断集团有意识的操纵。随后我便针对垄断问题开始了今天应该被划为“历史政治学”范畴的研究，大量涉猎国内外主流和非主流历史资料。

　　尽管这种纯个人兴趣的研究不一定符合学术标准和旨趣，但学术界依然存在导向问题，且一直是西方主导，那么是否它也可能成为垄断的一部分。事实上，学术霸权是真正有害的。个人研究同样可以遵从科学精神而打破政治正确约束。例如，我认为鉴于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强烈地受到垄断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以至于它常常围绕假象和伪证兜圈子。历史研究需要引入“黑箱理论”，即假说与黑箱的效应。我们认为没有孤立的事物，任何事物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所以，“黑箱”的内部结构和细节我们很难弄清楚，历史细节也难辨真假。但我们通过已确证信息检查不同假说的解释力，从而得出更符合常识的结论。

　　借助施特劳斯现代性强有力的批判，古典政治哲学被重新发现和评估。但独立思考仍然是重要的。我意识到柏拉图与孔子很大程度是吻合的，古希腊思想的理性与正义观念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潮本质上也是一致的。相反，施特劳斯的右翼动机迫使他只能在古希腊思想那里兜圈子甚至摆迷魂阵。他在以色列的演讲中公开称：在理性和信仰之间，他选择信仰。实际上，施特劳斯希望借助古典理性主义反对现代民主和国际政治框架，他的弟子推动新保守主义以实践其理念，例如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总起来说，我认为施特劳斯的贡献大于罪过，他的理论对西方主导的现代体系极具伤害性，注定要被西方垄断集团抛弃。西方历史表明，垄断和操纵是其长期特征，古希腊政治哲学被人为埋葬与文化垄断有直接关系。几乎与此同时，东方建立官僚科层体系，其多少保持了开放性。只不过，古希腊科学理性被重新挖掘，科学技术成果也因此被垄断集团控制。这是今天世界性危机的焦点所在，也是化解危机的秘钥。东方大国需要以开放的胸襟、科学理性精神，破除迷信和教条主义（不管它来自右的还是左的），构型新型意识形态。

　　（第二部分待续）

　　【1】姚中秋｜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

　　https://mp.weixin.qq.com/s/ju_JWotatKI6blXjGOxA0w

　　【2】褚毅平：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及其当代对手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23/10/482421.html

      【文/褚毅平，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