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公知”的样本

　　“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曾经是有些人引以自豪的称谓，可近年来，名声大坏，倒成了人人嫌弃的贬义词。所以，若要问何人为“公知”，还不能随便给谁按上这个头衔，以免造成冤案。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完全可以这么称呼他的。他就是1998年与他人合写了《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出了名的马姓学者，因为他自己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无荣耀地写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承担”一文，刊登于2003年2月3日的《经济观察报》上。按照这位马大学者的意愿，下文就把他称为马公知吧。

　　为了了解公知的思想特征，在《知网》上查阅了马公知公开发表的文章，确实多产。这些文章给出的作者头衔相当响亮：著名政论家，《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等等，（顺便提一下：人民日报评论员这一头衔，使《交锋》的发行量大增，一些单位甚至用公款购买，发给干部学习。有人去信《人民日报》询问这是什么头衔，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张研农回信答道：人民日报没有专职评论员这个称谓，对外自称人民日报评论员，是不妥的。）据马公知自己说，他2003年57岁时从人民日报社评论部提前退休，到香港凤凰卫视就任评论员。马公知1998年写的《交锋》是当年中国的畅销书，发行量达200万本。1999年他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2002年马公知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掀起轩然大波，其“新思维”遭到民间几乎一面倒的强烈质疑和批评。至于他提前退休从《人民日报》离职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

　　马公知作为一个大学者，其“新思维”自然有许多特别之处，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历史观。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阐述下列观点：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只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贬低改革。比如提到戊戌变法，就说改革不过是修修补补，体现了资产阶级软弱性，康梁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等等。这些教育，导致人们对改革的意义认识不足。我觉得这种思维模式是有问题的。西欧一些国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但是它们很早就进入现代社会。靠什么？靠的就是改革。比如讲英国，到现在还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它一直走的是渐进改革的路子。还有日本，靠的是明治维新，也是一个改革。从中国情况来看，洋务运动对推动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洋务运动中诞生了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个炼钢厂，有了铁路和火车，采矿业也诞生了。这就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而朱元璋、洪秀全这些起义，并没有推动科学技术浪潮般地发展，没有实现生产力飞跃进步。这说明改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相反，发生革命动荡的地方，容易受到很大损失，生命的损失，财产的损失，生产力的损失。”

　　这个历史观的核心就是——革命不是好东西，革命就是动荡，革命就意味着“生命的损失，财产的损失”，所以，革命非但不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反而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无谓之举，唯有改革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不仅颠覆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颠覆了迄今为止的历史学。

　　作为历史学的基本概念，革命指的是旧的，腐朽的政治社会制度被推翻，新生的进步的政治社会制度取代旧制度；而在不改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作修修补补的主张则被称为改良主义。马公知把改良主义称为“改革”，他把戊戌变法，洋务运动都归于这一类“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靠的是改良吗？那么，法国大革命哪里去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又到哪里去了呢？就拿英国来说，虽然1688年的不流血政变取得君主立宪制的建立，但英国封建贵族统治的推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从17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人民起义直到九十年代的长达50年的斗争，期间发生两次大的内战和国王查理一世的处死，在王党势力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才使得1688年的政变得以成功，而且之后还经历了长达三年、大小战斗数十次、伤亡数万人的平叛王党反扑的战斗，才确保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权利法案》。因此，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不能用“君主立宪”保存国王“虚位”的表面形式掩盖社会制度变革的实质。这是历史学的基本知识，作为历史学专业的马公知怎么会忘了呢？

　　至于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经历了从1868年倒幕运动的兴起到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的20年的斗争，期间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争。“明治维新”虽然也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但是由于保留了大量旧时代的封建残余，最后导致由天皇主导政权的军国主义国家，很快就疯狂地展开向亚洲邻国的侵略扩张。

　　再来看看马公知推崇的“改革”。戊戌变法是典型的改良主义，仅百日就宣告失败。洋务运动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而维护封建统治，引进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西方军事装备却改变不了国家腐朽落后的状态，结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落个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结果，标志着这场洋务运动的破产。

　　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历史常识了，作为历史专业出来的马公知自然不会不明白，可他为什么偏要说一些颠覆常识的论调呢？据他自己说，他“确实有改革情结”，其情有独钟到这样的程度，明明知道“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改革失败了”，却还是坚称这种改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说历史是为了说现实。马公知之所以极力推崇“改革”，是为了反衬“革命”的不堪，而他和他引为同道者们真正反对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例如：

　　历史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却说：“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比如滥用暴力，铲除私营经济，甚至消灭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等等，这些做法给中国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历史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他们却说：五四运动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人的尊严与自由也就被击破了”，是“以放火伤人的行为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开端”。

　　历史说：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革命浪潮，它实现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创造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他们却说：这个农民运动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民粹暴力”，“只能导致社会退步和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历史说：土地改革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让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做主人的伟大革命运动，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他们却说：土改“大规模消灭地主，等于消灭了农村精英和善于经营农业经济的企业家。”

　　总之，在这位马公知看来，中国革命简直一无是处。中国的近现代史都必须由他们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改写，中国五四以来的道路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走，实在是莫大的遗憾。

　　至此，人们可以明白了，曾经兴风作浪的那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潮是怎么会刮起来的。有顶着“人民日报评论员”头衔的人物在舆论场的高处呼风唤雨，来头之大，自然推波助澜。在这股思潮中，“告别革命”成为很时髦的“新论”。

　　马公知把“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对阶级斗争学说更是看作歪理邪说，绝口不提，还称“英勇斗争精神是一种误导”；那么，他对解决社会矛盾开出的方子是什么呢？他主张“利益相关方都要让步”，“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其实都需要相互妥协”。他说：“妥协是一种智慧”，“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

　　这位历史专业的大学者又犯了遗忘症。难道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共破裂是因为共产党不坚持妥协的结果吗？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换来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是千百万革命志士和工农群众的人头掉地，血流成河。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史都一再表明，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逼迫被压迫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进行英勇的反抗。所有真正的革命及因此获得的社会进步无不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反动统治阶级不可能让步，被压迫人民也绝无妥协的余地。马公知的妥协论，除了起到让被压迫人民安于被奴役地位的麻醉剂的作用之外，在历史学上没有任何进步价值。

　　马公知标榜自己是新时代改革的坚决拥护者。既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那就应该改掉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改掉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东西。可是，马公知是如何对待现实社会生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呢？

　　众所周知，人们对于贫富差距拉大、官场腐败频发等社会问题早就强烈不满，有一家报纸描绘了一群“为富不仁”者的形象：“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利用要素市场化寻租的贪官，倒卖农地的影子老板，强制拆迁放火烧房的恶霸，恶意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袅雄，骗取银行贷款逃废债务的金融大鳄，官煤勾结的黑心矿主，黑白两道刘涌式的‘企业家’，赖昌星式的走私巨富，蓄意拖欠民工工资的痞子大款，以及制假贩假、污染环境、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老板。”

　　这些，都是马公知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但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他却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解释：“贫富分化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首先，中国过去的起点太低了，从这样一个起点很低的状态起飞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这是一个必经阶段。”“中国如果不迈进这个过渡阶段，那么就要在普遍贫穷中过日子。”

　　照他的说法，一个低起点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非经历贫富两极分化不可，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必经阶段”。因此，他就要求广大的普通百姓必须长期忍受这种贫富分化的状态，甘心情愿地为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是怎么富起来的）做垫脚石，不应该有怨言，更不应该表达愤怒，否则他就称为是“民粹主义非理性的狂热”。

　　马公知，身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想来也有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吧，但他似乎早已忘记千百万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新中国的建立究竟为的是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少数剥削者暴富而工农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旧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这正是马公知那些否定中国革命言论的深层逻辑，他早就把共产党人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初心使命抛之脑后了。面对广大群众要求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公平状态的强烈呼声，他却坚持“咬着牙也要往前走”。

　　如此鲜明的立场，使得这位马公知在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与普通民众格格不入的态度。

　　马公知在各地演讲，宣传他对“改革”的那一套高见。可是演讲刚结束，就有听众愤而起身，向他质问：“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贫富差距有多大吗？你知道我们几辈子都买不起房吗？你知道我们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吗？我们怀念毛泽东时代！”马公知承认这种情况是他“在各地演讲中经常遇到”的。他称这种情形“非常令人震惊”，“令人瞠目结舌”。

　　这位马公知的所说所做，完全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的那些标新立异，颠覆常识的言论，处处显露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傲神态，渗透着自命精英者那种高踞于广大民众之上的精神贵族的气息。面对民众愤怒的批判，他不仅毫无愧疚之感，反而对不同意他观点的众多普通百姓套上“民粹”的帽子。

　　他所谓的“民粹”，按他的表述，集中表现在这几点上：

　　第一，反对精英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第二，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大民主”，

　　第三，要求“均贫富”。

　　第四，革命道德至高无上。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

　　第五，热衷于革命，为了革命诉诸暴力。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位马公知反对的矛头指向的是谁。

　　伟人一句石破天惊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最彻底的革命宣言，它宣告了数千年来少数贵族骑在广大劳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格局被打翻，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信条被打个粉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拓了工农群众昂首挺胸的新时代。这句振聋发聩的宣言狠狠打疼了那些“精英”，成为他们集中攻击的目标。这些一时把持了舆论工具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公知，还想把伟人颠倒过来的世界再颠倒回去，恢复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位，其结果只能落个被人民和历史抛弃的下场，因为他们脱离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就不可能真正拥有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

　　马公知这套“妥协”论，也延伸到国际关系上。他在2002年发表的《对日关系新思维》，竟然声称关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滔天罪行，“日本的道歉问题己经解决”，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是缺乏“大国的气度”，是对日本“过于苛刻”，是一种不可取的“导致自大、排外”的“民族主义”。当采访记者指出：“战后日本的战争罪犯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那些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军人摇身一变，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雄，其亡灵都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受到日本政府首脑的参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我国牺牲了1000余万人，加上伤残者人数达3500万，经济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些被日军屠杀的死难者遗属一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谢罪和赔偿。亚洲其他受害国死亡人数约在600万以上，日本政府始终不肯正视侵略亚洲各国的事实，从无真诚谢罪的表示。”时，他仍然坚称中国对日本应该“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把民众对日本政府缺乏悔罪诚意的愤怒称为“宣泄义和团情绪”；他还为日本打包票，说：因为日本“建立了民主体制”，所以“不太可能复活军国主义”，“不可能再度进攻中国”。

　　这次，马公知的言论可是突破了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底线，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和海啸般的声讨。在一面倒的批判声中，这位公知从他的象牙塔顶端重重地摔落下来了。

　　不过，马公知也列举了他的几个好朋友，来说明“政界和知识界有很多人”认同他的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他列举的人物，大家早有耳闻，一个是无底线地攻击、诋毁伟人，甚至不惜用造谣中伤的手段对伟人进行人身攻击，从而引发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茅于轼；另一个是在主政地区卖完了所有国企又卖光所有公立医院，引起民怨沸腾，最终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关进监狱的仇和。

　　这位马公知确实可以作为“公知”的一个典型样本，他具备了一个公知所有的基本特点。在翻阅他的各种言论时，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早就有过这样的人物。他们从西方发达国家搬回一些洋教条就自以为掌握了高人一等的知识与政治资本，从不把人民大众的革命事业放在眼里，一心想着在他们美国主子的扶持下，建立一个由少数精英统治的美式国家。我们的教员早就给这些人画过像：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这些旧时的公知，是今天新时代的公知的前辈。由于相同的历史观，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反对暴力革命的庸俗进化论，二是鄙薄人民群众的绅士阶级偏见。旧时的公知由于脱离工农大众，没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力量，最终只能土崩瓦解。今日的公知同样是没有根基的。可以预见，他们的结局也不会比他们的前辈好多少。

　　【文/林之辛，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