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大棒”折断与日本“入常梦”破灭的地缘政治意涵
摘要：2026年2月20日，国际舞台上演了两场看似独立却深层关联的政治戏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大规模全球关税违宪越权，重创了美国总统惯用的单边经济施压工具；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谈判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明确驳斥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企图，直言“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两个事件在同一天发生，绝非简单的巧合，而是折射出当前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双重信号：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正在内部宪政约束与外部多极挑战的双重压力下松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其“大国梦”不仅受制于自身历史罪责的“原罪”，更因美国自身的战略困境而陷入尴尬境地。本文从双事件的内在逻辑切入，系统分析美国关税政策违宪裁决如何削弱特朗普对华施压筹码，日本“入常”诉求被中方严正驳斥的历史与法理依据，以及美日同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的深层困境——日本为讨好美国承诺5500亿美元投资，却在裁决后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结论指出，2月20日这一天标志着美国单边主义的内在耗竭与亚太地缘格局的深层重构，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舞台上都获得了更为有利的战略位置。
关键词：美国最高法院；关税违宪；日本入常；中美关系；美日同盟；地缘政治
一、引言：同一天的两个“大瓜”
2026年2月20日，国际舆论场被两条重磅消息引爆。
第一条来自纽约联合国总部。在第80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会议上，日本代表再次提出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诉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场予以严正驳斥：“日本拒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行，公然践踏战后国际秩序，干涉别国主权，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新的威胁。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番表态掷地有声，既是对日本历史罪行的正告，也是对任何试图篡改二战胜利成果企图的严正警告。
第二条来自华盛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大规模全球关税缺乏明确法律授权，构成违宪越权。这一裁决直接否定了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通过IEEPA设立的所谓“对等关税”及“芬太尼关税”等核心政策工具，涉及超过1750亿美元的已征关税。裁决公布后，特朗普迅速签署新的行政令，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所有商品加征10%关税（次日宣布上调至15%），试图以“换工具不换方向”的方式延续其贸易保护主义议程。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互不相干——一个发生在多边外交舞台，一个发生在美国国内司法场域；一个关乎历史正义与战后秩序，一个关乎总统权力与贸易政策。然而，深入剖析便会发现，这两场事件在同一日密集上演，折射出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双重信号：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正在内部宪政约束与外部多极挑战的双重压力下松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其“大国梦”不仅受制于自身历史罪责的“原罪”，更因美国自身的战略困境而陷入尴尬境地。
本文将从双事件的内在逻辑切入，系统分析美国关税政策违宪裁决如何削弱特朗普对华施压筹码，日本“入常”诉求被中方严正驳斥的历史与法理依据，以及美日同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的深层困境，揭示2月20日这一天所蕴含的深层地缘政治意涵。
二、美国的“关税大棒”何以折断？
（一）裁决的法律内核：权力不能藏在模糊条款里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解释问题。IEEPA是1977年通过的法律，初衷是赋予总统在面临“非寻常且重大威胁”时，能够快速冻结资产、禁止交易、实施金融制裁，以应对外部紧急状况。特朗普政府的创举，在于抓住条文里一句“总统可以在紧急状态下监管进口”（regulate importation），将其解释为可以据此对几乎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商品加征关税。
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彻底否定了这一解释。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美国宪法第一條第八款明确规定，征收税收、关税的权力属于国会，制宪者并未将任何征税权授予行政部门。多数法官认为，IEEPA通篇未出现“关税”“税率”等字眼，如果国会真想将如此重大的征税权授予总统，就应当“写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藏在一条模糊的“监管”条款中。
这一判决逻辑与最高法院近年成形的“重大问题原则”一脉相承——当行政分支的主张涉及重大经济政治影响时，必须有国会的明确授权。值得注意的是，6名支持裁决的大法官中，包括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提名的大法官戈萨奇和巴雷特。这意味着，即使是特朗普任命的“自己人”，在面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时，仍会坚守权力制衡的底线。
（二）裁决的直接后果：芬太尼关税与对等关税失效
根据耶鲁预算实验室的分析，美高院裁决使中国进口商品的实际税率骤降近三分之二。针对中国的10%“芬太尼关税”及“对等关税”已不复存在——前者是特朗普2025年2月起以“芬太尼危机”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的特别关税，后者则是覆盖全球的普遍性关税措施。
在中美领导人即将于3月底至4月初举行的会晤前夕，特朗普手中最便捷、最迅猛的对华关税工具已被司法判决抽走。曾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担任商务部长的罗斯直言，总统可选的替代方案都存在“限制其权力范围”的缺点，“这些方案都会削弱他与各国，尤其是与中国的谈判筹码”。
（三）特朗普的“新打法”：换工具不换方向
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便签署新的行政令，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加征10%的关税，次日宣布上调至15%。然而，“新打法”存在明显硬伤——该条款此前从未动用过，允许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存在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征收最高15%的关税，最长期限150天，除非国会批准延期。在当前民主党反对的情况下，获得国会授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国际经济专家利普斯基指出，根据紧急权力法实施的关税“一直是总统重塑全球贸易体系所依赖的主要经济武器”。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还能整体重建这一体系？”
三、日本的“入常梦”为何注定破灭？
（一）历史罪责：无法逾越的原罪
就在美国国内为关税裁决闹得不可开交的同一天，纽约联合国总部上演了另一场政治交锋。日本代表再次提出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诉求，傅聪大使当场予以严正驳斥。
这并非中方首次就日本“入常”问题表态。2026年1月21日，在第80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首次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已明确指出：日本无法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方的立场基于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孙磊在发言中指出，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京审判严惩了日本战犯，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也是对任何复辟军国主义、再行侵略扩张不法企图的强力警示。然而，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未被彻底清算，反而改头换面、潜滋暗长。
具体而言，日本右翼势力极力美化侵略历史，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罪行，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多名日本现职领导人曾参拜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靖国神社，对甲级战犯顶礼膜拜。一个连历史都不愿正视、连罪行都不肯承认的国家，凭什么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
（二）现实野心：军事扩张的急先锋
如果说历史问题是日本的“原罪”，那么其当下的军事扩张态势则暴露了谋求“入常”的真实动机——不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是为了给自己松绑、为军事野心正名。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2026财年防卫预算已增至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增长，创下历史新高。日本还在研发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打造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说白了就是想拥有主动攻击他国的军事能力。更令人警惕的是，有日本媒体调查显示，90%的日本议员支持修改和平宪法。
孙磊在发言中直指要害：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到日本高官公开发表拥核言论，再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声称修改“无核三原则”，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企图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险恶用心，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三）安理会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方的立场并非简单否定安理会改革的必要性。傅聪大使在发言中明确强调，安理会不是大国、富国俱乐部，改革是为了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有说话的机会，不是给美国的小弟们多争取一个席位。安理会改革必须把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作为唯一正确方向。
这意味着，日本“入常”诉求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其历史罪责和现实野心，还在于其试图搭美国的便车、成为西方阵营在安理会的又一个代言人。这与安理会改革的正确方向背道而驰。
四、美日同盟的尴尬：当“大哥”自身难保
（一）日本的“保护费”：5500亿美元的沉重负担
如果说2月20日的两场事件各自构成了对美国单边主义和日本“大国梦”的打击，那么二者的交叉点——美日关系的现实困境——则揭示了更深层的地缘政治变局。
为了讨好美国，日本付出了巨大代价。去年7月，日美达成贸易协议框架：日本承诺在2029年前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将原本计划对日本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降至15%。55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全年GDP的12%，而日本自身财政赤字率已接近4%，经济疲软、民生压力巨大。这5500亿美元，堪称日本向美国缴纳的“保护费”。
（二）裁决后的困境：进退两难的日本
然而，2月20日的裁决使这一协议陷入尴尬境地。根据裁决，特朗普政府所设的对日本输美商品征收的15%对等关税被认定无效。这意味着，日本承诺5500亿美元投资所换取的核心利益——关税减免——已失去法律基础。
日本该何去何从？按照常理，既然前提条件失效，协议也应重新谈判。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特朗普已放话：不管美国最高法院如何判决，日本承诺的投资必须在45天内落实资金，否则将对日本汽车加征100%关税。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小野寺五典在富士电视台节目中抱怨特朗普的做法“毫无道理可言”，并表达担忧：看到美国国内讨论如此混乱，“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日方担心国际社会将进一步远离美国”。
然而，抱怨归抱怨，日本政府最终的选择是：继续履行对美投资协议。日本《每日新闻》分析指出，日本政府不希望激怒美国，打算继续履行去年7月达成的对美投融资总额达5500亿美元的协议。政府有关人士透露，如果日本表现出任何重新考虑投资协议的姿态，美国可能会对汽车加征100%关税，“这将反噬日本自身”。
（三）谁是真正的冤大头？
这就是日本当下的尴尬处境：掏了5500亿美元买来的关税优惠，一夜之间被自家“大哥”的司法判决抹去；想要讨个说法，却被特朗普用更高的关税威胁逼回谈判桌；继续履行协议，意味着当冤大头；撕毁协议，又怕得罪美国、失去“保护”。
更讽刺的是，就在美国和日本因为关税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时，白宫突然宣布特朗普将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中国。一边逼着日本交保护费，一边又放下身段向中国求合作；一边想拉着日本围堵中国，一边又来北京谈大豆采购。这种前后矛盾的操作，暴露了美国战略的内在撕裂——既想维持对盟友的绝对控制，又离不开与战略竞争对手的务实合作。
五、中国的新位置：双边与多边舞台的主动运筹
（一）双边层面：关税裁决带来的战术优势
对于中国而言，2月20日的裁决带来了显著的战术优势。在中美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前夕，特朗普的核心施压工具被司法判决抽走，中方的议价能力显著提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分析，美国以高关税施压，北京才同意大量采购美国大豆，如今美国高院判处加征关税违法，如果中国还继续大买美国大豆，那华盛顿就必须在其他方面让步——比如在中国关心的美国对华科技限制、对华出售高端晶片方面有所松动，以及改善中资在美经营环境。
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与经贸议题的“挂钩”可能性浮现。吴心伯判断，特朗普访华时应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建设性”。即便美国不停止全部对台军售，也应当承诺军售数量的上限，北京相信也会以某些东西绑定交换——“比如说，如果访华之后你又对台军售，那我为什么要买大豆？我们也可以取消”。
（二）多边层面：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道义高地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多边舞台上，中国对日本“入常”诉求的严正驳斥，不仅是对日本历史罪责的正告，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傅聪大使的发言既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契合二战胜利成果的历史事实。
一个对历史罪行不知悔改、在现实层面推动军事扩张、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当然没有资格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中方的这一立场，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为中国在亚太地区争取了更多的道义支持和战略主动。
（三）审慎评估：裁决效应的限度
当然，对裁决效应也应保持审慎评估。裁决仅否定了IEEPA关税的合法性，并未触及依据301条款和232条款实施的对华关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赞帕指出，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对中国的大部分关税有更为成熟、法律上也更具持久性的机制，因此其受影响程度可能反而小于其他国家。
新加坡学者骆明辉则判断，裁决“或许会让中国获得某些战术优势，但最终影响尚难预料”。这一审慎观点提醒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格局，既要把握战略机遇，也要保持战略定力。
六、结论：2月20日的历史坐标
2026年2月20日，注定将被载入国际关系史册。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以违宪之名折断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重创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核心工具；同一天，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严正驳斥日本的“入常”诉求，捍卫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道义根基。
这两个事件在同一天密集上演，绝非偶然。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层趋势：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体系正在内部宪政约束与外部多极挑战的双重压力下松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其“大国梦”不仅受制于自身历史罪责的“原罪”，更因美国自身的战略困境而陷入尴尬境地。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天意味着在双边和多边外交舞台上都获得了更为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双边层面，特朗普核心施压工具失锋，中方议价能力显著提升，“大豆牌”权重增加，台湾问题与经贸议题的“挂钩”可能性浮现；在多边层面，对日本“入常”诉求的严正驳斥，既捍卫了战后国际秩序，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当然，面对复杂变局，中国仍需保持审慎与定力。特朗普的替代性关税措施仍在推进，301条款等工具依然存在，美日同盟的深层调整仍在继续。2月20日开启的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博弈新局。
正如傅聪大使所言，安理会改革应当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有说话的机会。这句话的深层意涵同样适用于当下的国际秩序变革：真正的多极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俱乐部，而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都能平等参与、共同治理的新秩序。2月20日的两个事件，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