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再议“形左而实右”

　　毛主席晚年告诫全党：“形左而实右”是导致共产党蜕化变质的大问题。

　　据毛主席自己所说，他是在1964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四清”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这个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分歧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披露了会议情况，虽然不一定详尽，但清楚反映了毛主席与指导四清的第一线领导人之间确实发生了意见交锋，双方态度之对立是建国后历来中央会议所罕见的，令所有与会者都深感震动（因同时召开全国人大，各大区以及省部级主要负责人都来京，也都参加了此会）。

　　这段早已公开的史料已经无需保密，也不必列为不予讨论的“敏感话题”。现把《毛泽东传》上记载的交锋内容抄录如下（其中，刘指刘少奇；毛指毛主席），从中领悟教员所提的“形左实右”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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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毛泽东传》批注：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

　　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

　　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在讨论了一段时间后，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

　　刘：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毛泽东传》批注：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毛泽东传》在这一段叙述中指出，刘少奇几次想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及矛盾性质的概念上，但一直讨论不清；而毛泽东则“始终盯住‘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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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四清”挂帅的刘少奇正在严厉批评四清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他对前一阶段许多地方的“四清”表示很不满，认为“搞得不深不透”，“走了过场”，“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基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他主张“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也就是把整个运动控制在由上面派下去的工作队手里，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实行“大兵团作战”。

　　在浓厚“反右倾”气氛下召开的这个会议，一开始的大量发言都是突出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称许多基层已经“烂掉”，“情况愈摸愈严重”。看起来，毛主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经为大家所接受。

　　可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矛盾的性质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什么，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指向谁，在众多高层官员的脑子里是不清楚的。这一点在会议讨论中很明显，各种说法都有，莫衷一是，就连挂帅的刘少奇也吃不准，他几次要求与会者拿出个可以形成共识的意见，但似乎都不得要领。

　　有人说是“富裕农民阶层”，说他们“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这种把普通群众的一部分，即便是比较落后的一部分，列为斗争对象，显然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由此可以看到当时高层官员中思想糊涂的状况。

　　有人说是“地富反坏”，他们“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了。可是事实上“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了，光凭他们怎么掀得起大浪？他们顶多是“后台老板”，关键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在前面掌权的。

　　在众说纷纭中，刘少奇只好用“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种模糊的说法来归纳。

　　可是，毛主席不赞成这一类含糊不清的观点，他态度鲜明地把主要的斗争矛头指向“当权的人”。《毛泽东传》的编撰者也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不管是哪种情况，漏划的地富也好，隐藏的国民党分子也好，也不管是哪个层级：县委，地委，省委，总而言之是“掌大权的”。

　　毛主席的思路很清楚，斗争矛头必须指向——权力，及权力的掌控者。确切地说，是异化了的权力——原本人民委托的用于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异化为统治人民的官僚权力。“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令所有与会官员都感到振聋发聩，他们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掌握大权的人，行使权力时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和审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的特殊气氛给毛主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在一年多后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里特别点出“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发人深省”。

　　从上述会议交锋的情况，可以领悟毛主席所批判的“形左而实右”，是指：

　　“形左”：即表面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理论上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但眼睛盯着下面，把基层看得一片漆黑，以“反右倾”为名把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领导。

　　“实右”，即看不到或有意无意地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看不到或有意无意地掩盖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无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掩护了极少数伤害群众利益，真正危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权力异化的掌权者。

　　形左实右的基本特征就是“左”的表象掩盖着右的实质，其焦点就在于权力的异化。

　　这场会议交锋，最后在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中央文件（即二十三条）里做了结论，指明四清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批的形左实右，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路线无论在表现形式上和实质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它特指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把人民托付的权力用来维护官僚阶层的私利，并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名，行官僚统治之实的一种现象。这是马克思在他那个年代还未涉及，列宁虽已觉察但还来不及提出对策的新课题。

　　其实，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的扩大化中已经有所觉察。一些单位、部门的领导人，把自己树为党的化身，提出反对他就是反党的口号，利用反右派的政治气氛，以保卫党的领导的名义，对向他们提意见的群众和党员实行打击报复。这样的事情竟然在毛主席身边也发生了。中央办公厅的八位年轻干部，因向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党分子。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不仅解放了这几位被打击的干部，而且要追究整人的人。这件事幸得发生在毛主席眼皮底下，才得以公正解决。毛主席当然会想到，在那些满脑子“打天下坐天下”思想的人掌控下的单位，肯定会发生这种掌权者一手遮天，假公济私，滥用职权，欺压群众的情况。现在揭露出来扩大化的大量案例，证明就是这些官僚在“反右”的掩护下肆无忌惮，以势压人所造成的恶果。

　　这种以反右为名，维护官僚统治之实的行为就是形左实右的典型表现。

　　在此之后，毛主席就在各种场合多次告诫全党要警惕形左实右。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针对一些地方高喊“左”的口号，不顾群众意愿，使用权力大刮“共产风”的情况，尖锐指出：“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这里讲得很明白，对人民使用权力，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就是权力的异化，无论以什么“左”的名义出现，本质上跟国民党没有区别。

　　三年困难时期中暴露出来的用“反瞒产”等种种“左”的口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其触目惊心的严重后果更加促使毛主席重视共产党干部权力异化的问题。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郑重地向全党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让人民说话，如果不能充分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对各级官员行使权力的监督，那么共产党的政权就会变质为“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

　　然而，毛主席的警告并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觉悟，绝大多数干部依然抱着原有的观念，把维护党的执政权视为第一要务而忽视权力异化的危险性。直到1964年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的思想仍然没有为中共高层的大多数人所理解。尽管大家都赞成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却搞不清楚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对象是什么。这才促使毛主席考虑探索一种更为激烈而有效的方法，他要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来解决共产党的政权发生权力异化的问题。

　　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用更加直白的语言，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他说：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且，毛主席认为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只要掌权者用权力来对待群众，就是压制，就会引起反抗和革命。

　　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会被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推翻的历史必然性。列宁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可以这样来概括：只有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仍然要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