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主席为什么看重这两个干部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两个人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李德生。纪登奎是作为河南省革委会的第三把手参加会议的；李德生是解放军第12军军长，因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率部进驻安徽而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两人都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均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他们两个人当时的职位，这显然是超乎寻常的破格提拔，不仅绝大多数党内干部想不到，就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对受此重任而忐忑不安。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特地做了各种安排，让他们在全党面前亮相，为他们作宣传。毛主席指定纪登奎在大会上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发言，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在纪登奎登上主席台时，毛主席微笑着对纪登奎说：“请你讲话”，接着向大会代表介绍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 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主席说：“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第一次见面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毛主席点名后李德生起立向毛主席敬了一个军礼）李德生起立，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主席仔细端详，这一场景给与会人员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不久，两人都调往中央受到重用。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说过：“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
毛主席为什么对这两个人如此看重呢？
毛主席与纪登奎早有交往，故趁他为“老朋友”，但类似情况的干部有很多，为什么会对纪登奎格外看重呢？至于李德生，毛主席跟他以往并没有交往，只是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才第一次见到其人。毛主席对这两个人的重视是由于他们在疾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的表现给毛主席留下很深的印象。
众所周知，晚年的毛主席对自己身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有很深的忧虑，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他所手创的新中国交班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为此，他一再地要求全党重视培养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毛主席深知，暖房里培养不出参天大树，和平环境难以识别真正的人才。真正能担当重任的人才只有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才能涌现出来，真正的领袖人物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由群众拥戴而公认的。在他发动那场大运动时，他坚信，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出现一时的“天下大乱”必定会达到“天下大治”。在由乱到治的过程中，必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会涌现出真正的群众领袖。就像当年他们年轻时那样，在乱世中涌现出一大批后来成为新中国栋梁人才的英雄豪杰。
可是，他曾寄予厚望的青年学生却使他大失所望，他们不仅不能团结大多数，稳定局面，反而大搞武斗，引发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就连自己的那个队伍也人心涣散，四分五裂。毛主席感叹：“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毛主席对运动的计划是：“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群众发动起来后，就应该引入正确轨道。可是第二年却出现了严重的派别斗争，毛主席一再呼吁的大联合由于派性的干扰及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有的地方武斗发展到动刀动枪的地步。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各地发生的派性斗争和愈演愈烈的武斗显示出局势失控的危险。
正是在这关键时期“治乱”过程中的突出表现，使得纪登奎与李德生脱颖而出。
纪登奎在1968年1月到9月期间，在河南全省各地奔波，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排解纷争，一个县又一个县解决大联合难题，实现了整个河南省的稳定。
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个镜头①：
1968年2月，河南鹤壁跃进煤矿两派群众数千人在广场上列阵，手中拿着大刀、铁镐、棍棒，一场惨烈的武斗眼看就要爆发。纪登奎带领毛主席思想宣传队赶到武斗现场，他站在一辆敞篷宣传车上，手持喇叭，冲进列阵的中间，高声喊道:“同志们！我是纪登奎。我们是来向鹤壁工人同志学习的。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第一，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第二，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给我们煤炭工业战线职工还写过一封信，希望我们‘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我们工人阶级决不要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接着，纪登奎大声呼喊：“同志们！让我们来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吧!” 在纪登奎的领读下，几千人高声朗诵：“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纪登奎趁势问道:“为什么一面对毛主席指示读得很好，一面又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呢？这样对不对？”两派群众齐声高呼:“不—对—!”
纪登奎见已控制了现场的主动权，马上说道：“你们说得对，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把挑动武斗的人抓起来！我建议：第一，你们两派的人统统撤回去；第二，双方武斗凶器全部交出；第三，双方立即停止互相攻击；第四，双方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第五，双方头头都集中到市革委会，参加毛主席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大反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你们同意不同意?"
众人高呼：“同—意—!”
纪登奎抓住这个气氛，再接再厉地喊道：“听我的口令：全体放下武器！” 只听得广场上“哗—啦—”一片声响，众人把武斗用的大刀、长矛、铁锹、铁镐、棍棒全部放在地上。
纪登奎又马上喊道:“向一后一转！齐一步一走！一，二，一；一，二，一！"
奇迹出现了，两派群众竟完全按照纪登奎的口令，撤退而去。一场即将爆发的流血事件，就这样被阻止了。这不是什么魔法，而是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人群众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纪登奎不仅敢于深入群众而且善于运用宣传鼓动掌握群众心理的结果。
再来看看李德生是怎么做群众工作的。
李德生是在1967年7月安徽武斗不断升级的严峻局势下，经毛主席决定，在周总理指示下，临危受命带部队进驻安徽的。当时，一场动刀动枪的大规模武斗眼看一触即发。李德生派部队官兵火速赶到现场，插到两派武斗阵地之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语录，有效制止了武斗。李德生的队伍进入安徽仅一个多月就迅速取得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明显成效。有关情况登载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毛主席阅后亲自批转全国学习。
然而，局势复杂多变，某些地区武斗情况仍有反复。下面一个镜头是李德生平息芜湖武斗的事迹②。这件事传遍了全国，深得毛主席的赏识。
1968年6月，芜湖发生数百人冲击部队领导机关的事件。两派分别包围部队，到处抢枪，占领制高点；几天后形势急剧恶化：有人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有人冲击海军驻芜湖某单位，抢走机密海图；还有两千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一周内，一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辆，部队干部战士1300多人被打，其中200多人被打伤。形势十分危急。
李德生接到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对不准向群众开枪。他一方面派出大批宣传队伍，分片负责，宣传中央精神，造成强大的政治气势；另一方面他带人乘三辆吉普车，亲自前往武斗焦点。一个态度最为强硬的群众组织，特意通过大喇叭广播呼喊： “请李军长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同行。”大家都对李德生的生命安全担心，但李德生用冷静的分析，说服了其他同志，只身进入该组织的核心据点，登上垒满沙袋，架着机枪的楼上。在这场现代版的“单刀赴会”中，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和他坚持“支左不支派”，“一碗水端平”，促进各派“大联合”的光明磊落的态度，感动了群众组织中的大多数人。他耐心地讲道理，严肃地批评派性错误，使得几个头头理屈词穷。经过一个小时的谈话，许多人表态要把抢来的枪支交还部队。当李德生离开时，那些群众自动集合起来相送，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就这样，李德生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使芜湖市邮电、交通、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毛主席看到《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后，十分高兴，指示印发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纪登奎和李德生在处理复杂局势中，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敢于投入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面去，在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共同斗争中，善于用群众容易接受的方法去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觉悟，达到团结绝大多数人，孤立极少数坏人的目的。而这，正是毛主席所期待的能够担当治国理政大任的优秀干部所应具备的品质。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那个在大运动初期曾经大出风头的王力。他在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中，不听毛主席的指示，擅自活动，不仅没有平息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反而发表煽动性的讲话，激化了群众组织之间及群众组织与军区之间的矛盾，使得局势火上浇油，更加复杂混乱。由此，引起了毛主席对王力行为的不满和对他个人品质的怀疑。
晚年的纪登奎在与儿子闲聊时说：“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他意识到了毛主席器重他的原因。
李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得到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李德生回答了六个字——“ 就是大造舆论”，大家以为只是开场白，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顿时引得严肃的会场响起了一片笑声。毛主席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③
造革命舆论，做群众工作，这就是毛主席一贯主张的革命之道，也是毛主席所喜欢、所看重的革命可用之才的基本素质。
参阅《知网》：
①《学习论坛 》1995年6月：“纪登奎的崛起与悲剧”
②《领导科学》2002年6月：“昂首于高峰与低谷之间”
③《党史博览》2003年8月：“李德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前后”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