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何时比“洋大人”管用?
- 列举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机、2022年佩洛西窜台、2025年世纪号油轮被扣等外交事件,以及国内盗拆伟人塑像事件,批评部分官员对洋人卑躬屈膝的态度
- 武汉警方快速破获日本游客自行车被盗案、山东大学1:3学伴制度、哈尔滨师范大学给留学生全额奖学金15.8万元(对比国内博士月助学金1500元)、上海航空等待澳运动员晚点3.5小时等事件,反映涉外优待双重标准
- 敦煌市以年薪90万元聘用美籍犹太人古爱华,约为当地普通公务员年薪5万元的18倍;星宇股份强制107名大学生离职,最终靠向外国企业和国际渠道投诉才获补偿
- "洋大人管用"现象折射本土规则刚性不足、行政监管与社会监督威慑力缺失的治理短板,需建立不分内外、一视同仁且高效运行的规则体系
- 若国内劳动者能像面对国际客户一样被尊重、公共职位选拔能像应对国际舆情一样透明严谨,"洋大人管用"的调侃才会真正成为历史
四十年多来,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譬如: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王伟军机被撞事件、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2025年“世纪号”远洋油轮被扣事件等等,还有全国各地频繁盗拆伟人塑像事件,总让人不免想起初中时学过的课文《制台见洋人》。
《制台见洋人》一文中,总揽三省军政大权的文制台对下属骄横跋扈,一言不合就摔手折、打骂差役,对同僚和地方官动辄摆官威、甩脾气;一旦听闻事务牵涉洋人,便立刻大惊失色,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一味偏袒洋人,把所有过错都推给本国百姓和地方官员,甚至定下“吃饭时中国客人不准禀报,洋人哪怕半夜来访也要立刻叫醒自己”的荒唐规矩。在他眼里中国人死上一百个也不要紧;外国人稍有点差池,这个处分谁都耽不起。在他的潜意识里只晓得中国人出钱给外国人是出惯的,那里见过外国人出钱给中国人。
1949年9月21日,伟人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70多年过去了,“文制台”这样的人并没有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
2012年2月17日,日本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在武汉游玩时,其价值约1.6万元人民币的改装自行车被盗。河源启一郎报警后,2月20日晚,武汉警方宣布破案,自行车被追回并连夜发还失主。这本是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然而不少网友却调侃“国人丢车靠运气,外国人丢车靠警力”。
2018年山东大学官宣:47名外国留学生与141名国内大学生配对成组,相当于1名留学生配3名学伴,且报名参与的中国大学生以女生居多。网友尖锐讽刺山东大学“拉皮条”,“把女大学生当免费保姆,连洗袜子都挂钩成绩单。”
2023年9月,尼日利亚女留学生阿明说在中国留学很幸福,既能享受到中国高校丰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还可以利用假期拿着中国政府的高额补助去17个国家旅行。彼时,哈尔滨师范大学给越南留学生的全额奖学金是15.8万元,而同一时期国内博士国家助学金每月仅1500元左右,网友戏谑道“对自己人抠、对外国人大方”,“这不叫国际化,这叫国际笑话”。
2024年,上海航空公司一架从海南飞往上海的客机,因等待15名澳大利亚排球运动员晚点3.5小时,引发机上141名中国乘客强烈不满“如果是国人,能受此优待吗?绝对不可能!3遍广播结束之后,你再没来,飞机直接就飞了。”
2026年7月16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发布拟聘用人员公示,美籍犹太人古爱华以年薪90万元被录用,实际上古爱华早在2026年4月就已经以实习主播身份在敦煌参与工作,这是典型的“先上岗后公示”。而敦煌市普通公务员平均年薪也就5万元左右。
2026年8月8日,“星宇股份”以研发、技术、管理类岗位招录了440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后,入职仅月余便要求新入职大学生以“个人原因”签署离职协议,仅补偿半个月工资;若拒绝,则被强制调岗至车间一线从事“打螺丝”、线路插接等操作工工作,薪资福利按普工标准重新核定。在这种“二选一”的羞辱和再就业“背调”可能留瑕疵的威胁下,超七成大学生被迫离职。107名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大学生,在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等部门响应不及时情况下,被迫向奔驰、宝马、大众等著名外企和港交所ESG及欧盟供应链合规渠道投诉邮件。最终迫使星宇股份2次道歉;发放3个月合计1.5万元的求职生活补贴,提供免费住宿,协助对接外部就业机会,若受影响员工当年11月底仍未就业,额外发放6个月工资补偿。网友戏称“一百多年过去了,还得靠洋大人维权!”
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社会事件在舆论场中交汇,折射出一种令人非常尴尬却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逻辑:在某些语境下,本土规则的刚性似乎总需借助“外部压力”才能显现其真正的约束力。而事件的迅速反转,只能让公众发出无奈地感叹——“还是洋大人管用!”虽带几分戏谑与辛酸,却精准刺中了当前部分领域治理失效与合规双标的痛点。
“洋大人管用!”并非赞美,而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它提醒我们,法治的尊严和规则的实现不应依赖于外部压力的强弱,而应源于内部制度的刚性与执行的公平。若本土的法律规则、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无法在日常运行中展现出足够的威慑力与公信力,那么“告洋状”式的维权将成为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而这恰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填补的巨大落差。
真正的自信与强大,不在于是否排斥外部监督,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不分内外、一视同仁且高效运行的规则体系,就像当年伟人给全世界划定的12海里领海基线一样。只有当“文制台”这样的权贵从我们的社会中绝迹,只有当国内的劳动者能像面对国际客户一样被尊重,当公共职位的选拔能像应对国际舆情一样透明严谨,“洋大人管用”的调侃才会真正成为历史。否则,这句感叹将继续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在法治意识与契约精神上的短板。
【文/jyk_123,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