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纪念｜历史已然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是对的！
文化D革命虽然最后使得毛泽东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同时，他通过他这样一个不成功的探索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恒的课题、永恒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不是因为说出来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
— 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报告。
1949年3月23日上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总理回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整体上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考及格了，但是进京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在胜利面前，他们考不及格了。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更好抓党的建设，抓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齐心协力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但正如毛主席当时作出的判断: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
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刚进北京，就发生一些基层的干部争分房，争待遇的问题，还有机关食堂加餐等问题，这在很多人看来都不是问题，毕竟胜利了，享受这点算什么。而这立刻就挨了毛主席的批评：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菜饭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政策制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毛主席对于党的建设，抓党员干部教育问题历来就十分重视，不断地探索不同时期符合实际的方法。他说：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当年的延安窑洞对，讲的就是历史的兴衰周期律，实际上更是人性的周期律，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归根结底，毛主席始终实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根本是群众路线。早年在延安关于判断革命青年的问题时，就提出，看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就看他愿意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以及结合的怎么样的标准。对于党员干部，从井冈山起就坚持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的平等关系，就走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革命时期这一点，很多党员干部可以理解也能做到，可是革命胜利了，还要跑去劳动，跑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很多人就不理解，闹情绪了。毕竟就像《红岩》中的甫志高一样，大多数人还是有小资情调的。完全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那是很难，也是极少数人。所以，毛主席和一些党员干部的分歧从进京赶考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这本质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此后，毛主席在不同场合经常思考关于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问题。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谈话时也前瞻性地道出：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同时还尖锐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当时的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亲自于十天后对该报告进行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主席推行鞍钢宪法和精神，这正是实事求是地尊重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具体生动的体现。
1965年1月29日，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毛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毛主席的批示则如下：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尊重干部和工人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毛主席提倡管理人员搞“三同”，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再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向前进。
沿着这条党员干部教育的思路，有了后来的文化革命、“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赤脚医生运动，“四清”和社教运动等，这一体系化的运动都是为了歼灭党员干部群体官僚化、权贵化、特殊化趋向的思路与实践。都是毛主席为了让共产党的干部坚定不移地走在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那条他所期望的不偏离“为人民服务”本色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
从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发扬“军队搞建设、抓生产”的优良作风，促进军民融合、干群融合、城乡融合。到干部残余劳动的“五七干校”再到学生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始终如一都是在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人的世界观改造问题，是触及灵魂的问题。都是为了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福利和幸福。
审视当前中国医疗住房等现实，我想人民群众自然明白:毛主席是对的！
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严肃指出的：
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随着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厂和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响，以及工农兵大学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号召得到了贯穿性的实施。
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写下批语：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早在1939年4月时，毛主席曾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中指出：
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毛主席也预见到这件事，反对者会不少。人性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反而说主席晚年违背了人性，注定不成功。但是人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没有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而且如果这些人说的人性是资产阶级的特权、私有化、等级法权、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等这一套主张，那么说对了，毛主席就是要违背的，不但要违背，而且就是奔着彻底扫除这套东西去的。
暂时的不成功，不说明做错了。毛主席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尤其是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依附于统治阶级，为其服务，享受着搞搞捧起的待遇，突然令其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进行劳动，为他们服务，很多人思想转变不过来，就是身体上参加了改造，但是思想上还是顽固的。等到毛主席离开后，一些人便出来利用手里的笔杆子，写小说（伤痕小说）、拍电影、搞口述文学、创造新名词（“牛棚”）等来鸣不平，来污名、来污蔑，将所有的矛头统一指向了毛主席个人，对其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借此，所有内外反华反共势力都煽风点火，借助这一机会，对整个时代，整个运动、整个毛主席的一生进行攻击、污蔑。不可否认，运动过程中造成了一些“武斗”，过火的情况，伤害了一些无辜，但是这也是坏人钻了空子，转移斗争目标，鱼目混珠，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其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而已。
这样做极不公平也无良知，既不聪明也不智慧。反而给敌人可乘之机，伤害了我们的人民领袖，伤害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情感，损害了我们社会的团结一致。
火红的年代里，新中国的各级党委都会传颂着毛主席的话语：
官僚阶层不事劳动，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种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
由此，毛主席也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苦口婆心地写道：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干部参加劳动，毛主席总是怀先垂范，从自己做起，也从自己的孩子做起。
毛主席带领领导干部参加十三陵水库修建等，也让自己的孩子“下放劳动”。
从抗战结束后留苏归来、被遣去吴家枣园的岸英，到1969年被下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李敏，再到1970年被下放到江西井冈山干校的李讷，毛主席对于子女的严苛与对待其他党员干部别无二致，甚至“更狠”。
毛主席从不为自己孩子搞特殊，反而苛刻至极。
自革命以来，毛主席和爱子岸英九聚少离多，等孩子从苏联学习回来，毛主席又立马对他说：必须去锻炼，必须下基层！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是血泡，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好农活。等手上老茧厚了，你才能从‘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再来上‘延安大学’吧！
对于干部子弟问题，毛主席也是十分担心他们受到一些特权影响，腐化变质，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啊。
他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当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不但如此，甚至有些地方的干部还建议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于是，毛主席在1952年6月开始解决所谓的“贵族学校”问题。
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审视当前的教育乱象，我想人民群众自然明白:毛主席是对的！
后来，随着毛主席的离开，很多历史上的政策都成了历史。那些昔日被教育要求劳动劳作的干部们、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仇恨热忱，挥洒墨水，用人造的伤痕在八十年代上演了数不尽的群魔乱舞景象。
对于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竟然”与农民群众、普通工人共同生活劳动的“前科”，他们更是毫不惜墨、咒尽毕生的狂怒，控诉那个在他们这帮精英阶级看来无比黑暗的年月。他们终于可以爬到工农群众头上，他们也就可以再次为其谋利了，谋利先要造舆论，那将其“不公”的遭遇利用文学化的方式加工创造出来，是再好不过的了。
毛主席说，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
“下放劳动”，应该是共产党员与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最佳路径，而不是被历史虚无主义污名化的，委屈化的，悲惨化的记忆。
1978年夏天，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与胡乔木在围绕报社为少奇同志平反社论题目进行争论时，为此整理搜集了大量材料。
而胡绩伟当时翻出了一个珍贵史料：1947年6月21日，在冀鲁豫干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的讲话里有如下谆谆语句：
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见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册，178-179页）
这是党史有据可查的最早的“两个凡是”。
也正像七千人大会上林的发言说的一样：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党员干部的教育改造工作，就是赶考的核心命题，也是永久的命题。
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依旧是在进行着这场考试。
伟人毛主席，领袖毛主席，今天，已经离开他热爱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整整48年了。
历史已然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是对的。
此文特别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48周年！
吾辈将继承遗志，星火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