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五七干校：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大名鼎鼎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涉及军队改革，消灭工农、城乡和脑体差别，教育革命等重大问题。文革中大量“五七干校”应运而生，至1979年停办，数以百万计的干部职工下放到五七干校，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革命大批判。
1970年8月中旬，埃德加·斯诺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开始其最后一次访华之旅。在六个月的访问期间，斯诺贯穿东西南北，走访了城市和农村，参观了公社、农场、工厂、学校和医院，与高级领导、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等各类人物都有接触和谈话。本文摘自埃德加·斯诺的回忆录《漫长的革命》。
离开中国来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说与局外人听呢？人们会想起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想说什么时行个屈膝礼，这样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一直说到末尾，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五七干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学校。在南泥湾办劳改农场的旧时期，那里的人都不是自愿的居民：顽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课本。自我改造为一个初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参加或是组织派来，都在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们已变得“脱离生产和实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和“向农民和工人学习”。
在中国，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如果我们能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放到决定其政治解决办法的各种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中观察，那么它都是合乎逻辑和说得通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毛说。马克思也这样说过。如果是这样，五七干校也决不例外。
它们是为贯彻毛主席1968年5月7日发布的一项指示而开办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革命期间的权力机构而组织起来，由党的军队领导，开始推动“广大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其中有的是大单位（大学、工厂、农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人，有的是党校教员或严格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譬如说，为什么大学校长要下放呢？
据说，这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的生活，已经滑到孟子的传统格言所支配的老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西方谚语说，猪耳上的毛织不出丝线袋。）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用愈来愈难的考试把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的基础较差）都淘汰了。学制不是适应群众的需要而缩短和改得更切实际，许多大学专科反而延长至6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