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平：从干部结构配备看毛泽东时代防止脱离群众的机制设置
一位朋友转发了一篇抹黑毛泽东时代某位平民出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其中一条评论尤为刺眼：“工人、农民、卖菜的等等劳动模范，根本不懂得政治，却被提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本身就是荒唐时期特有的政治笑话。”该评论点赞者众多，类似谬论亦不在少数。
这些评论折射出一个令人担忧的认知偏差：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搞政治、掌政权、治国家仿佛是少数人的专利，唯有专家、教授、博士、海归派等所谓“精英”，才有资格跻身其间、执掌权柄。这种错误认知的背后，反映的是“英雄创造历史”唯心史观的沉疴顽疾，在部分人灵魂深处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更扭曲了对“治国者”的基本认知，遗忘了“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真理。
笔者从不否认“精英”群体在知识储备、专业素养上的优势，但更坚信“实践出真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毛主席曾深刻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倘若循着这些评论者的荒谬逻辑推演，从未踏入过一天军校的毛泽东，便不可能战胜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蒋介石；绝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将领，更没有理由用小米加步枪，击败武装到牙齿、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军队；志愿军也无从凭借简陋装备，战胜以美国为首、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显而易见，所谓“精英才能治国”的论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站不住脚、经不住推敲，纯属脱离实际的空谈妄议。
或许有人会辩解，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无人能及的奇才，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亦是特例，不足为凭。但事实上，古今中外凭实践成就卓越、靠实干铸就传奇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农家出身、无系统教养的刘邦，以乱世沉浮的实践积淀定鼎天下，胜过出身将门、深谙兵法的项羽；非科班医家出身的李时珍，以亲尝百草的实践勘正本草谬误，著就《本草纲目》这部医学巨著；仅接受三个月小学正规教育的爱迪生，以千次实验的实践求索创新，发明白炽灯、开创人类电力时代；非科班军校出身的华盛顿，以战场实践的积淀洞察民心、凝聚力量，率领义军击败英军、赢得美国独立；寒门出身、无高等教育与政治背景的林肯，以深耕基层的政治实践坚守初心，率领北方赢得南北战争、捍卫国家统一；43岁集资创业、深耕通信领域数十年的任正非，以持续深耕科技实践的坚守突破技术壁垒，带领华为在风雨中逆势成长，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用实干诠释中国企业家的担当与韧性；出身普通、坚守制造业四十余年的曹德旺，以扎根实业的实践探索突围发展，从承包濒临破产的乡镇小厂起步，将福耀玻璃打造成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跨国集团，更以实干践行家国情怀、履行社会责任。这些案例生动印证，从实践中淬炼的智慧与能力，往往比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具实用性、指导性和生命力，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观的鲜活体现——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治国理政最深厚的根基。
《论语·为政》有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其核心要义清晰明了：选拔刚直不阿、品行端正、心系百姓之人，抑制邪枉不正、投机取巧之风，才能赢得百姓信服、凝聚民心民力；反之，任用奸佞、摒弃贤良，必然失去民心、动摇根基。因此，“民服”是各个历史时期选拔领导人才的必备条件，即便现代西方国家的竞选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也蕴含着“争取民众认同、获得百姓支持”的“民服”意味，只不过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着天壤之别。
古今中外，领导干部的结构配备，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人员组合，不仅要与当时当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更关乎执政导向、用人导向，决定着政权的性质与国家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时代，我国正处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物资极度匮乏的历史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开启新中国的建设之路。如果没有一大批肯出大力、流大汗、不计得失、为国争光的无私奉献者带头引领，就无法调动和激发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难以突破困境、实现国家的初步发展与积累。而将各条战线的先进带头人、劳动模范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不仅是为了实现“民服”、压缩投机耍滑者的生存空间、激励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更能让这些扎根基层、深谙民情的民间“诸葛亮”，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所长，为国为民贡献更大力量。
农业战线的典型代表陈永贵，便是这一用人导向的生动缩影。1969年4月，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扎根生产第一线，带领大寨人民苦干实干、治山治水，把贫瘠的山坡地打造成丰产田。直至1975年1月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才调往中央，开始主管全国农业工作。在任期间，他始终立足我国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结合大寨建设的实践经验，首次提出“山、水、林、田、路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理念，成为各地治山治水、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示范范本。同时，他狠抓“搬山填沟造平原”和山区、丘陵地区梯田修建等农田基本建设，着力推广“三深耕”“四密植”等科学种田技术，下大力气推进水利设施建设，有力推动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稳步提升。
据相关资料统计：1964年底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1965年至1974年，全国共新增梯田4500至5500万亩，年均新增450至550万亩；陈永贵分管农业后的1975年至1980年，全国新增梯田3500至4500万亩，年均新增583至750万亩，较此前年均增长30%至36%；而陈永贵卸任后的1981年至1986年，全国新增梯田仅800至1200万亩，年均新增仅为133.3至200万亩，较其在任期间减少73.33%至77.14%。而仅陈永贵在任期间新增的梯田，就可每年为全国增产粮食105至135亿斤。与此同时，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4年的5505.4亿斤，增长至1980年的6411.1亿斤，年增加量达到905.7亿斤，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增加超过100斤。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粮食供应紧张、自然灾害频发的国情下，这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我们不否认这一结果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国家政策的整体支撑等多因素作用下的形成的，但也不能否认其中凝聚着陈永贵等工农干部的心血与付出。
再看工业战线的代表吴桂贤，这位从纺织车间走出来的工人干部，1975年至1977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分管纺织、卫生等领域。她始终保持着工农干部扎实实干、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始终扎根一线、心系群众，积极推动纺织工业的技术升级与产业革新，提出“纺织工业抓两头”的科学思路：一头推动新疆长绒棉种植，保障优质原料供给，夯实纺织工业发展基础；一头促成上海纺织机械厂与德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推动生产设备升级换代，提升纺织工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对我国纺织工业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在引进日本纺织设备时，她依据一线工作积累的“每吨国产棉耗水20立方米”的精准数据，结合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的实际情况，坚决要求进口设备必须配备节水装置，严把技术引进与生产标准关，既满足了纺织工业的生产需求，又践行了勤俭节约、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实现了资源节约与生产发展的双赢。此外，她还将纺织厂“诸葛亮会”的基层民主经验移植到政策制定中，推动轻工业系统建立“工人智囊团”，组织全国劳模季度座谈，让一线实践经验直接服务于顶层决策，让政策更贴合基层实际、更符合群众需求。至于她在卫生领域推动基层医疗体系完善等诸多贡献，在此先不赘述。
与陈永贵、吴桂贤同期，工农出身进入中央高层的还有不少杰出代表：纺织女工出身的郝建秀、一线技术革新能手倪志福、石油工人出身的王进喜、商业一线出身的李素文、农民出身的王国藩等。梳理这些人的事迹不难发现，他们除了在各自领导岗位上均作出了突出贡献外，更有着鲜明的共性特征：一是始终以工农一线实践经验推动政策落地，立足基层实际、代表群众诉求，让决策更贴近生产生活、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二是坚守实干担当作风，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同时，坚持深入基层、调研与劳动相结合，坚决拒绝特殊待遇，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为整个干部队伍树立了廉洁务实、心系群众的标杆；三是始终保持生活简朴的本色，始终把维护底层群众利益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初心不改、本色不变。
吴桂贤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始终致力于从政策层面保障基层群众权益，在职工住房、医疗保障等民生问题上进行了不懈努力，推动完善了职工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让基层群众能够就近就医、减轻就医负担；在维护女职工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组织医疗专家下乡、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助力相关保障政策落地、缓解城乡医疗资源不均等方面，均实现了重大突破。
郝建秀在纺织工业部任职期间，高度重视纺织工人的技能培训与权益保障，积极推动纺织企业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工人待遇，切实维护纺织工人的合法权益，凝聚起纺织工人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倪志福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期间，明确提出工会要“为职工说话、办实事”，积极推动工会改革，建立“职工之家”，为职工权益保障搭建有效平台、畅通诉求渠道；在主政天津期间，他立足天津实际，推动天津港扩能、海河治理、引滦入津等重大民生与发展项目，有效改善了天津市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与民生双改善。
李素文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后，始终聚焦商业领域群众利益，推动商业系统改善服务质量、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物价、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积极反映基层商业职工的诉求，推动提升商业职工待遇，让商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群众、惠及于民。
至于大家熟知的木匠出身、被誉为“青年鲁班”的李瑞环，其贡献更是有口皆碑、深入人心。他不仅凭借自身不懈努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论特色，更因其始终牵挂百姓利益、扎根群众、务实干事，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与深切拥护。在主政天津期间，他组织实施的引滦入津工程，彻底结束了天津市民长期饮用苦咸水的百年历史，成为城市跨流域调水、保障民生用水的标杆工程；在城市交通与基础设施升级方面，他推动建设起中环线等城市骨干道路，打通城市交通拥堵节点，极大改善了天津的城市交通状况；在推进煤气入户、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中，他践行“老太太哲学”，以“点火就着、水通到家”的实效标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痛点，让最普通的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温度；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他推行电视直播对话会，现场回应群众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强化了政府与市民的双向沟通，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为地方治理的公开化、亲民化、民主化提供了宝贵范例。李瑞环之所以能如此聚焦民生、务实干事、深得民心，与其平民出身、深知群众疾苦、始终扎根群众的经历密不可分。至于他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后，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转化等方面的重要贡献，在此不再详述。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领导岗位上作出的个人贡献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工农干部占有一定比例的干部结构配备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有效防止党脱离群众的机制设置，是一种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制度安排。这种结构的力量，远比个人的品德和能力强大得多，其对传承和践行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推动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着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优势之一。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和经验不足，在当时也确实存在部分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专业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复杂治理需求等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就此完全否认这一体制的重要意义。
多年前有一句耳熟能详的歌词：“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句朴素的歌词，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不同阶层的人，其利益诉求、立场观点、价值取向存在本质差异。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中，都有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干部时，就会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呼应的强大合力：在各级决策过程中，这些工农干部会从自身所处群体的利益出发，从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仗义执言、实事求是，提出职业政治家难以考虑到、甚至与某些脱离实际的观点截然相左的意见和建议。如此，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忽视群众利益、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发生，就能让政策始终贴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期盼，进而从政策层面、制度层面防止党脱离群众、背离民心。
在此基础上，又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在当时的人大代表中，工农出身的代表占比极高——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农代表占比达51.1%，基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工农代表的占比更是远超这一比例。这就形成了一种双重体制“屏障”：日常决策中，有各级工农干部把关，防止政策偏向、脱离实际；重大方针政策制定中，有工农代表为主体的人大代表把关，确保决策符合群众意愿、体现人民利益。正是这种双重保障、双向发力，有效防止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偏离人民群众的需求，始终保持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凝聚着民心民力、汇聚着发展合力。
需要明确的是，毛泽东时代重视工农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并非否定职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更不是搞“唯工农论”，而是要实现工农干部与职业革命家、知识分子的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协同发力，构建起一支扎根群众、务实干事、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将“领导干部深入生产一线参加劳动、了解基层群众需求、倾听群众呼声”作为重要制度规范，中央领导更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深入基层、扎根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并肩奋斗，为各级干部树立了榜样。
而对于知识分子，毛主席从延安时代起，就多次提出“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与“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并行的干部培养路径，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献中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强调知识分子要投身革命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甚至将知识分子是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升到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政治高度来要求。在这样的导向下，职业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提出的治国主张，自然会紧密贴合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不会偏离群众太远、脱离实际太久。
对于科研人员，在严格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相关规定、保障其业务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在与工农结合方面，重点是抓好思想层面的改造，引导科研人员深入基层、深入工农，通过与工农群众的密切接触，体会老百姓的艰辛与期盼，从而打掉知识分子身上留存的小资产阶级陈腐习气，培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感情，激发为国为民、攻坚克难的巨大动力，真正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正是在这一正确指导方针下，才造就了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等一大批不谋私利、不计得失、为国为民、扎根实践的社会主义科学家，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毛主席逝世后，这种干部结构配备的优良传统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工农干部被以各种理由逐渐剔除出各级领导班子，在“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各类所谓的“政治精英”纷纷进入决策层、执掌了话语权。从时代发展后国家治理对专业能力的需求提升角度看，这种干部结构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也不否认其中有一大批专业型、知识型干部为国家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在“人以群分”的客观规律下，与某些政治精英有着更多“共同语言”的各类公知、大V等群体，话语权也日益扩大，甚至时不时影响、左右各项政策决策。而这些所谓“精英”，大多成长于温室之中，与老百姓缺乏感同身受的密切联系，更不屑于真正“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因此，他们的关注点必然更多倾向于“上流社会”的需求和利益，倾向于资本的诉求，这就导致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逐渐偏离人民群众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最终出现“不惜侵害弱势者利益，为强势者锦上添花”等不良现象，甚至滋生出严重的腐败问题，损害了党的形象、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
正是在类似于“现在谁家没个50万元现金”这样脱离群众、漠视底层的“精英”蛊惑下，才导致全国5000余户国有企业破产，2700多万职工下岗失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靠；才导致即便推行了医保制度，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突出，甚至出现“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困境，民生福祉受到损害；才导致虽然居民收入数字看似持续增长，但普通百姓“买不起房”却成为普遍难题，高房价压得底层群众喘不过气；才导致底层百姓家庭陷入“不上学辈辈穷，要上学马上穷”的两难境地，教育公平受到巨大冲击。
而不合理的工资、退休金政策，更是背离了公平正义、失去了天理良心：同样级别的父子俩，在艰苦年代为国家发展奠定基础、付出毕生心血的父亲，如今步入晚年、急需大量资金维持基本生活与医疗保障，退休金却不及一直在优越条件下工作的儿子的一半；本应由财政负担的部分事业单位，被随意改为企业，将沉重的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转嫁给基层职工。
即便如此，各级地方政府财政依然捉襟见肘、债务居高不下。在党的十八大前，据审计署2011年发布的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07174.91亿元，接受审计的地市中100%存在政府债务，县级行政区中98.06%存在政府债务；其中，392个地市中有78个债务率超过100%，2779个县级政府中有99个债务率超过100%。好在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于2014年以来已安排了三次全面债务统计，到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降到55万亿元，且中央已安排6万亿元新增债务限额置换隐性债务等一揽子化债方案，才使形势不再那么严峻。
而老百姓却面临着“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的艰难困境：2025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到5.63‰，人口自然增长率：-2.41‰，这样的低出生率，仅能与民国时期、抗战时期等社会动荡年代相类比，背后是底层群众生活压力的真实写照。而与此同时，无数曾经被追捧和吹捧的“精英”，却沦为严重的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中饱私囊，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沦为人民的罪人，这无疑是对“精英治国”论最有力的讽刺。
这些民生之痛和国家之痛，固然有改革开放进程中体制转型、时代变革的复杂性等因素，但过分依赖高高在上的“精英”进行制度设计，提出政策主张，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原因。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这类所谓“精英”的操纵和影响下，一系列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群众利益、颠覆价值观念的荒谬设想层出不穷：国宝被恶意认定为赝品，有人趁机低价收购、赚取超额利润，损害国家利益；吸毒被歪曲为“个人隐私”，主张不得泄露，混淆是非、败坏风气；甚至有声音叫嚣“腐败高官不能判处死刑”，漠视群众感受、践踏法律尊严。而这一切乱象的背后，是工农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占比急剧下降——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农代表占比由曾经的超过半数，骤降至仅8%左右。失去了工农代表的有力发声、失去了底层群众的话语权，这类错误言论和不当主张能得到呼应、能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而工农干部占一定比例的干部结构，是防止党脱离群众的重要制度保障。那种“完全依靠‘精英’治国”的错误论调，是唯心史观的死灰复燃，是脱离实际、背离民心的空谈，是到了彻底摒弃的时候了！否则，任由这种脱离群众、背离民心的体制继续下去，任由“精英”脱离群众、漠视底层，党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根基，国家就会陷入动荡、失去希望，党和国家确实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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