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生：“赤脚医生”的来龙去脉

　　“赤脚医生”为群众看病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在广大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全国各地共有100多万名“赤脚医生”。从东南海岛到雪域高原，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村都拥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的队伍最多时达到了500多万人。“赤脚医生”在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状况、防治传染病、普及卫生知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赤脚医生”精神已成为中国医学精神的一部分。

　　“赤脚医生”之缘：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后，神情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由于毛泽东在这次批评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卫生部把毛泽东的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应该是毛泽东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和批评。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并不是不作为。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城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就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施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自城市和县城，有的来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都未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

　　毛泽东批评卫生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卫生部一直没有发挥中医对整合农村医疗资源的作用。

　　1949年以后尽管政府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与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

　　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

　　“六二六”指示发出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召见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地位问题。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很显然，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迅速如春风似的传遍了全国城乡。

　　“赤脚医生”之根：毛泽东重视人民健康的情怀

　　毛泽东批评卫生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心里时刻都装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及农村的卫生状况。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对卫生工作屡作论述、指示与题词，特别是1944年为延安卫生展览会题写的“为全体军民服务”，更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密切关注农民。他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需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1950年冬，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尽快派医疗队治好血吸虫病。信发出不久，毛泽东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

　　1952年12月13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核心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1952年，针对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毛泽东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从此，我国在广大城乡广泛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4年11月，毛泽东在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医疗卫生工作）要管的是五亿人口的生老病死，真是一件大事，极其重要。”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他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有时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到了杭州，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要搞其他活动，要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工作人员回来后，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寝食难安。他的卫士李家骥曾回忆一天夜里值班时的情景：“毛主席说，我睡不着。你们这次去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我看他老人家心情不好，就说：主席，我给你擦擦澡，你早点休息吧。毛主席说：小李啊，我睡不着。我们要想办法，及早治这个病，根除这个病还要想办法。”不久，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把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列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新中国卫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群众的体质不断增强，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并使其发病率逐年下降，人均寿命明显提高。

　　然而，毛泽东高瞻远瞩，并不以此为满足，特别是当发现我国卫生工作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严重偏差时，他十分生气。

　　在“六二六”指示发出后，1965年8月，卫生部邀请了一批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参加座谈。他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在农村，伤风感冒、沙眼和肠道疾病、疖子、脓肿和小外伤等容易预防治疗的常见疾病，占发病率的80%以上，真正的急重病症并不多，农民迫切需要简便、有效、不误工、少花钱的简易治疗方法来治病。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卫生状况，这时两件新生事物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一件是培训“赤脚医生”，为农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另一件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集体力量解决农民医药费的来源问题。

　　“赤脚医生”之势：雨后春笋般生发全国，波及海外

　　“赤脚医生”，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江镇公社出现。

　　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视察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情况

　　早在1965年夏，这个公社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4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绝大部分学员都是贫下中农子弟，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学员学成后，便回公社当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女社员，由于学得十分认真，很快就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卫生员之一。可她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挎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走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一开始，一些农民并不相信王桂珍会治病，但她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王桂珍的这种工作方式，开始并没有引起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卫生部门的重视，只是把她的事迹列入学雷锋的范围去宣传。

　　当地农民因多种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大家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因此“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上海市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公社去调查、采访。采访中，记者们敏感地意识到，王桂珍的这种做法，与毛泽东几年前作出的“六二六”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符合的。于是，他们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1968年夏天，《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刊发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刊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且在阅读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作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走向了全国。王桂珍则被看作“赤脚医生”第一人。

　　“赤脚医生”的主要身份仍是农民，并未脱产，平时有一半甚至更长的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是“贫下中农养得起”的医生。他们的收入保持在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除政策号召的因素，“赤脚医生”的工作仍以工分计算，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赤脚医生”的工作积极性。

　　除缺乏医护人员外，农村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严重缺乏药物和医疗设备。“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银针和草药是“赤脚医生”的两件宝。当时普遍流行“三土四自”的诊疗方式，即土医、土药、土办法，自种、自采、自制、自用。这些中草药和针灸等诊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医疗成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医疗需求。

　　1969年，全国掀起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

　　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赤脚医生”。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培训的主体。这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壮大，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王桂珍（中）下乡巡诊时受到群众的欢迎

　　以“六二六”指示为起点，大量城市医务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挽起裤脚，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了血浓于水的鱼水深情。

　　如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合格的“赤脚医生”？这就需要一本生动性、通俗性、实用性、针对性都极高的教材。1969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通俗易懂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内容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教材。这本书不仅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赤脚医生”手册》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进行了翻译，各种语言文本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196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纪录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微风拂起他的头发，初秋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当一支特殊的方队进入他的视野时，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着身躯，频频向这支方队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挎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队列的前面“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巨大的汉字，被人用特制的轮车推着。这支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名农村医护人员。

　　20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进入鼎盛时期，连西藏阿里地区的牧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纪录片《北京医疗队在阿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景。1972年，一部52分钟长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在这部纪录片的宣传海报上，肩挎药箱、头戴斗笠、面容黝黑、赤脚走在田埂上的中国“赤脚医生”，成了“第三世界医疗界”的偶像。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15分钟的发言。

　　到1975年底，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已经达到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有390多万人。从东南海岛到雪域高原，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之合：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协奏”

　　“赤脚医生”的兴起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密不可分。“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又促进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的产生。“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协奏”，在短期内快速改善了中国农村的医疗状况。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反映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公社创办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覃祥官是新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创造者。这位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赤脚医生”，1966年8月10日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

　　覃祥官主动打破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患痼疾的需要长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报道，很快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黄钰祥和覃祥官一起参加了会议，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别人只发言10分钟，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

　　覃祥官走上讲台，生动具体地讲述了一些所亲历的“赤脚医生”的故事。他谈中草药的神奇功效，谈群众对合作医疗的支持，谈每年“献药大会”的热烈场面，预防工作一直做到田间地头、家门口。一些痼疾和地方传染病如梅毒等，几年时间就全部被消灭……

　　覃祥官的主题发言，赢得阵阵掌声。本来，会议下午安排的是大会发言，但大家更愿意请中国“赤脚医生”主持一个咨询会，由大家向他提问题。有的代表问：“‘赤脚医生’看病不收钱，工资从哪里来？”覃祥官答：“记工分，和社员一样记劳动工分。”有人问：“那医生愿意吗？”覃答：“第一，生活有充分保障；第二，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医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挣更多的钱。”下面人群一阵议论。有人问：“挂号费一次收5分钱，折成外汇是多少？”这下覃祥官犯难了，5分钱应该怎么叫他们理解是多少钱呢？他灵机一动，从荷包里掏出一盒火柴，把它举起来，说：“可以买两盒火柴。”会场上，大家都为中国“赤脚医生”的机智和幽默而鼓掌。

　　紧接着，覃祥官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的各国卫生部部长和记者的提问。他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赞叹不已。会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亲自邀请覃祥官到一个省去指导基层卫生工作。

　　197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生战线的深刻革命——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社论指出，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这两个新生事物的大规模发展，使广大农村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达500多万名，相当于卫生部系统原有卫生技术人员总数（220万人）的两倍多。

　　在大办合作医疗的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会接生的“赤脚医生”，并狠抓新法接生，提高新生儿成活率。“解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婴儿死亡率在千分之二百左右，到1981年降低到千分之三十四点七，下降了千分之一百六十五点三；人均期望寿命也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1981年的67.9岁，增长了32.9岁。”由于新法接生水平的提高，新生儿患破伤风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

　　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1976年9月9日，覃祥官（右三）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与会代表交谈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水平提供了样板。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上22%人口的卫生保健问题。“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这一独特的“中国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

　　198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凡经考试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赤脚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对于暂时达不到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要加强培训，其报酬问题，除记工分外，也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作为一种医疗制度安排宣告结束。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国农民在卫生资源匮乏且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的一种创造。当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他们在田间地头背着的那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村里炕头看病的情景，成为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6年第1期）

　　来源：《党史博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