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何盛赞毛主席的合作化做了他“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原是美国学者艾恺于1980年来京对梁簌溟进行采访录音，后由梁的生前同事田慕周等“据录音逐字逐句，不作任何删节、修饰或润色，全部转为文字，再现了历史真实。”2006年1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以下简称《晚年口述》，本文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他在该书中，曾反复忆及自己解放前搞过的“乡村建设”，比对着建国后中国实现的农村合作化，盛赞毛主席“做了我想做而又做不到”的大事。这个总结，非同小可，发人深思。特摘集如下，以飨读者。

　　在本书中，梁先生对自己一生，作过“八个字”总括。他说：“我是个有思想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就表明了“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第78、90页）。

　　他对毛主席实行全国农村合作化，赞不绝口。盛赞毛主席做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这个结论还是很有份量，非同寻常。原因如下：

　　⑴、梁先生是“五四运动”时期，那些探求救国救民的“先进的中国人”中，独树一帜，提出要走乡村建设道路的著名学者、专家。

　　⑵、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理论，而且身体力行，硬是走出北大，到农村搞乡村建设，一搞十来年。

　　⑶、建国后又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到中国农村作过较长的考察、调查，还目睹、关注了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这样一位“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梁先生如此赞扬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无疑值得深思。

　　毛主席说：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在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的“先进中国人”。他确实是“有思想”，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既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中国要走俄国人之路，也不完全赞成走资本主义之路，而是想独树一帜，提出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他有一套乡村建设理论，抗战前就曾出版过两本专著，一本是《乡村建设理论》，一本是《乡村建设论文集》，成了解放之前全国为数极少的、著名的乡村建设专家。

　　难能可贵是，梁先生又不同于一般学者、专家只局限于理论的探索，而是不仅搞研究，有理论，并且还要到农村去，搞“实验”。这就是他所说的：我提出理论，确定志向，就得找个地方“实验”，看看到底行不行。因此，他毅然决然把当得好好的北大教授辞掉，放弃优裕的京城生活，走出学校，走出北平，不怕艰难，走南撞北，到农村，去搞乡村建设，认真、执着，一搞十余年！

　　梁先生非常看重和珍惜这十多年乡村建设的实验在自己一生中的份量，把它摆到一生之中的“最大的事情”。

　　这就是回答美国学者艾恺问及他一生生活中“最大的事”到底是什么时说的：“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个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我曾经连续三年，每年都开一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工作是我过去主要的奔走的一样。再一个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自己打，我就很怕引起内战而防碍抗日。抗日期间不可能有内战呀！”（第109页）

　　毛主席同梁先生交往已久。梁先生早在北大任教时，他们就曾相识。梁漱溟在《晚年口述》中说：1937年到延安访问，毛主席在其访问的16天里，同他夜间长话，就达8次之多。（第86页）

　　1950年3月12日，毛主席访苏一回就约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晚餐后，毛主席提出：“梁先生以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故地重游，会有得意的。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彬同志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梁先生满口答应：“我说好，我就接受他的，这个意思也是我的意思”（第85页）。后来，梁漱溟于1950年4月到9月中旬，先后参观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的农村和东北三省的城市和农村。1950年9月23日晚，毛主席再次约梁漱溟谈话，了解他外地参观的情况。毛主席说，你此前看的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到广东看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103-104页）

　　这样，梁先生建国后先后到中国广大农村，作过较长的实地参观、调查，看到了我国农村土改后的巨大变化。

　　其后的二十多年里，梁先生自然又相当关注着新中国农村的变化，目睹了农村合作化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那么，梁先生《晚年口述》对解放前自己搞的“乡村建设”到底如何评价呢？对毛主席搞中国的农村合作化又是怎么评价呢？

　　在梁先生的晚年《晚年口述》，反复回顾了自己解放前搞的乡村建设，并同建国之后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作过比较，认为二者还是有“有相同”，或“很接近”之处。要点有三：

　　梁先生说：他和毛主席都看到，改变“中国还是要以农村为根本的，这一点不能改，也不会改“（第292页），这是相同的。此其一。

　　其二，是“入手相同”。改变中国“从何入手”，是相同的。这就是他美国学者艾恺问及您搞乡村建设，和毛的理论是否还是很接近的时说的：

　　“可以说入手相同，他的革命的入手，是农村包围城市，他入手是农村，我要建设新中国，我也是入手是农村，从入手是相同的。”（第87页）

　　梁先生为何认为中国问题要从农村入手呢？

　　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是这么说的：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是怎么去搞乡村建设的呢？原来，年轻的时候，看到中国很落后，经常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根据当时的知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因此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

　　当时，我还有一个认识，或叫觉悟，就是认为英国宪政成功、有效，是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一纸空文，没有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间，选举权交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感觉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层做起，”搞乡村建设。

　　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也是把农民问题看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搞革命入手也是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全国。（第87页）

　　所以，我们“入手相同”。

　　应当承认，梁先生说的“入手相同”也还在理，是不错的。

　　其三，是“入手后干什么也相同”。梁先生说：我不是昨天说过一下，从乡村入手是没有问题了。入手干什么呢？主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呢？就是两条：一条就是让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农民有了团体组织；另一条，就是“引用现代技术”，从旧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人力。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面，就是我入手要做。

　　建国后，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不也是从这两方面做的。“组织起来”，不可避免，“中国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第87页）

　　为什么中国农村“只能走一条路”，即“组织起来”之路呢？

　　梁先生对此也有过较深的论述。诸如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项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梁先生对自己这种“觉悟”，还是颇为欣赏的，说他的乡村建设不像晏阳初“乡村识字运动”，没有“哲学头脑”。自己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具体设计方面，“想得很深，看的更远”，即是有哲学思维的。诸如：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

　　梁先生那个时候能有这种观点，确也是“想得很深，看的更远”，有点“哲学头脑”，并非黄婆卖瓜，自卖自夸。

　　但是，当梁先生晚年回首往事时，让他感到困惐、无奈和遗恨的却是，自己对于乡村建设，那么“想做”，真做，可就是“做不到！”不管怎么做，还是“做不到！”

　　令梁先生欣喜的是，毛主席建国后实现了全国农村合作化。他在《晚年口述》中坦承：毛主席把中国统一起来了，有了政权，实现了全国农村合作化；中国农村“已经大有变化了”，今非昔比；由衷地肯定毛主席做到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的大事。

　　这就是他反复说的：“从前我搞乡村运动的、我想做的事情，现在都往这方面走了（第64页）

　　又说：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做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第266页）

　　这就是梁先生的这个结论，客观真实，实话实说！只是，既充满了无奈、苦涩，又是饱含着喜悦、欣慰。

　　这种无奈和苦涩就是，尽管他对乡村建设想那么“深”，设计那么好，决心那么大，时间那么长，付出那么多，而结果则是，愿望虽美丽，现实很残酷，落得了“想做而做不到”，以失败告了终。

　　看一看梁先生写的解放前搞“乡村建设”实验所历过的三个阶段，也就再清楚过了：

　　他说：我“搞乡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确定以后，我总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首先我选择了广东。我生长在北京，工作以后，又在北京大学教书，怎么选择广东实践我的理想呢？”因为“我看广东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的朋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希望我去，我也希望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然而，梁先生一出师就不利。他说：到广东搞“乡治”，原“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研习所”，结果没能办成，就只好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习所”的机关，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演讲，宣传乡治的意义和办法。”但时隔不久“政局”变了，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一关就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也就搞不下去了，只好在1929年正月离开广州北上，回到北平。我第一阶段乡村建设，就这样草草地收场。

　　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刚刚打响开场锣鼓，就被迫降下帷幕。真是“想做而做不到”！

　　好在，梁先生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又到河南搞“村治建设”，这就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的第二个阶段。

　　他说：我在广东搞“乡治建设”时，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与我有共鸣，也在搞乡村工作。原来，河南是冯玉祥的地盘，省长是韩复榘。曾在山东当过省议会副议长的王鸿一先生，经常是溤、韩的“座上客”，正在他们的有力支持下，创办河南辉县《村治学院》，还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河南村治学院欢迎我参加，请我接办《村治月刊》，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具体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实际上那个村治学院的宗旨、章程、办法都是我订的。”在河南平镇还进行了“村治实验”。（（第265－266页）

　　殊不知，到1929年底，中国政治风云突变，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哪能办不下去！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才“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学习了不足一年，只好虎头蛇尾地了结。1930年10月，河南村治学宣告结束。“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乡村建设理论》）

　　就这样，梁先生在河南乡村建设的第二阶段，依然是“想做而做不到”！

　　幸好，梁先生尽管一再碰南墙，却硬是不回头。这才有他到山东继续乡村建设的“第三阶段。”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到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

　　梁先生又为何要跑去山东搞乡村建设？

　　他说：当时中国军阀割据，中原本是冯玉祥势力范围，部下河南省长韩复榘很关心“村治学院”的事。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不想跟蒋打，就把自己的军队，好像20万人向西撤，放弃山东、河南，从潼关往西北走”。韩复榘在会议上只是提出：“撤到西北苦地方，于军队不好。冯就发怒，‘你懂什么，不要说话’，责令韩出去，到外面一个屋子，罚跪。”冯散会后，出去还打韩一个耳光，说声“起来吧”，就走了。韩复榘一气，便带自己的嫡系部队一万多人，脱离了冯玉祥，带到了山东。蒋介石喜出望外，于1930年9月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第203页）。于是，河南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就跑到济南，去向韩复渠报告。韩说：“不要紧，我请你们都到山东来好了”，所以我们就到山东去了。”这是1931年1月的事。

　　转到山东之后，大家商量不用那个“村治学院”，不用那个名称，用这个名称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第204页）

　　我们到在山东，由于同韩复榘早已相熟。“他很信任我们”，“很放手给我们，让我们工作”。按说，梁先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条件，实在是够好了：韩复榘“就把山东省的邹平县交给我们”，去搞实验，后来，又在菏泽开辟了第二实验区；在邹平县建立起来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权力大到竟把县政府合到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实现了院政合一；“县长由我们提名，省政府来任命、发表”；除了充分的人事任免权外，山东省政府还给了相当大的财政权，根据1932年12月山东国民政府公布的县政改革方案，“各实验县可以截留地方税收的50%作为试验费用。”梁先生开头二年担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第三年接任院长，其中有二年还兼任过邹平县的县长。这是他老先生一辈子，唯一一次“当官”，因为他说“我不喜欢当官”。

　　在这样好的条件下，梁先生山东7年的的乡村建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梳理出的东西有：

　　先是，改组了县的行政机构，“比如说，原来县政府之外是四个局，什么教育局、建议局、什么公安局、财政局，我们把这些局都不要，统统归到县政府里头，在县政府里头合署办公，合在一起办公，如此之类。”

　　继而，是培训乡村建设一些乡村工作人员：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大学毕业生，学制二年，先后招生三届，共培养山东籍学生66名，外省的学生10名。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留在了研究院或各实验县，成为乡建工作的中坚力量。乡村建设训练部，招收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学制一年，结业后去直接下乡从事乡村实验，前后共招生四届，共培养学生1400多名。

　　再者，重要的是，“我们还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让农民组织合作社，是从信用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这样发展的。乡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县里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给个人，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

　　还有，引进了先进科学技术。邹平县是产棉区，我们首先帮助农民改良棉种，同时，还推广优良麦种和畜禽良种，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当地的棉种都是运到青岛纱厂去纺纱的。我们以孙家镇为点收购棉花，经初加工运往青岛。我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没有来得及办。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12月22日，韩复榘对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济南，接着退出山东，“韩在无意中得罪了蒋，所以蒋把他枪毙了。”靠山、后台一倒，山东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就应声结束。我们从山东退到武汉，又退回四川。在四川，我没有再搞乡村建设，除参加政治活动外，只办了一所中学，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这样，梁先生山东的乡村建设，又由于山东沦陷，韩复榘遭毙，结果以失败告终，还是“想做而做不到”！

　　细想起来，在那“黑夜难眠赤县天”的世道，梁先生除了“想做而做不到”之外，又还能怎样呀！

　　令梁先生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毛主席来了，统一了中国，有共产党领导，就在全国实现了农村合作化。过去“我想做而又做到的”，毛主席做到了！

　　他说：中国“当然已经大有变化了，中国农村大有变化了。”（第265页）

　　“从前农民很散漫得很呐，各自自顾身家，没有组织。现在是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之后，先要组织组互助，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以前没有的呀。”

　　他说：“从前没有的呀，现在的确是组织起来了，过的生活是集体生活。第一把土地——不是你有你的土地，我有我的土地，土地都合起来了。这个变化太大了，跟从前的农民生活不一样了。从前农民好像有这样的话，“三亩半地一头牛”，假定我自己啊，有三亩半地，我坐在炕头上，很知足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完全组织起来了，经济政治都合起来了。这个人民公社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组织。”（第265－266页）

　　在这里，梁先生对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充分肯定，赞誉有加：

　　⑴、解放后，中国农民是“完全组织起来了”，实现了全国农村合作化，而不是某个地方零零散散地搞点什么“合作社”。

　　⑵、此种农村合作化还经历了“由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完善。

　　⑶、人民公社还把农业和工业、“经济政治都合起来了”。并且，二十多年，一以贯之。

　　当然，梁先生也不并未认为，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就完美无缺。他说：“不过有一个缺点呢，以前啊，过去啊，上边领导方面干涉太多，命令行事。现在已经很校正这个，不要乱下命令，他们现在叫瞎指挥，不要瞎指挥了，对啊，不要瞎指挥了，农民自己还会走他自己的路，他自己会进步，要避免瞎指挥。（第265－266页）

　　综上所述，梁先生解放前满怀救国救民热情，走出北大，来到乡村，搞“乡村建设”，走南撞北，付出了极大心血，结果以失败告终，“我想做而做不到”；毛主席来了，实现了他“想做而做不到”全国农村合作化。梁先生解放前既不能土地改革，又全仰仗军阀“靠山”，乡村建设以失败告终，无疑是不二的结果。毛主席推翻了三座大山，第一次实现了除台湾之外全国大统一，彻底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农村合作化，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令人遗憾的是，曾几何时，某人竟然说什么：实现农村合作化“是对农民的第一次剥夺”：人民公社则是“对农民的第二次剥夺”，“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真不知面对这么一位故去的梁先生，是不是也会感到些许愧疚呢？

　　（2021年5月4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