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 | 毛泽东的伟大情感：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是“医院病了”，难道无药可救？

　　因病致贫，是当今贫困户档案中最常见的致贫原因。但深入调研，造成特困与返贫的不仅是“因病致贫”，更大因素是“因医致贫”。此现象很普遍，不能忽视。

　　他们所患的病虽不同，但每到一个医院，一系列检验是“必须”的。从县医院到地市医院再到省城……都必须经历重复而又重复的检验。农民卖猪的、卖牛的、卖血的、卖房的钱都快用完了，背着一大摞检验报告单，像进京告状般来到北京询问更高级的医院在哪里？我曾见一个西北农民带着儿子到北京治病，他背了一袋馍来，自己每餐吃白开水配馍，馍吃完了就到病房外的垃圾桶里找食物，那里有住院者丢弃的食物……最后，他在那所大医院的垃圾桶前痛哭，孩子没了，他拿钱换来的这一大摞片子和报告单还舍不得扔掉。

　　一批贫困户已经脱贫“达标”了，一场病就返贫了。在建档贫困户中，毕节 “因病返贫”的2017年占返贫总户数的58.41%，2019年仍占56.25%，令乡村干部感叹如此“返贫”，真难控！

　　这是“医院病了”，难道无药可救？

　　我国医疗卫生有过比今天的贫困地区都困难得多的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穷、传染病滋生，像流血的伤口那样敞露在农村。全国婴儿病死率为200/1000，孕产妇病死率1500/10万。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亿个育龄妇女怀孕生产，要死亡150万个母亲。新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人民健康问题。

　　新中国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建立了覆盖到全国的县级防疫站和公社卫生院，许多人受培训参加到公共卫生事业中来；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消灭了性病；通过注射多种预防针，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的侵害。

　　到1965年，毛主席看到城乡医疗卫生人员与资源的配置出现很大差距，在“6·26”指示中指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严厉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主席还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最后几乎是喊出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此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在农村涌现。全国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经常下农村巡回医疗，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人民公社把先前的卫生所发展成卫生院，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