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搞过“群体免疫”吗？也说“新中国是怎么抗疫的”

　　“阜成门六号院”前几天发了篇文章《1957年的那次群体免疫》，原本笔者是没兴趣专门写文来驳斥的。这个号的立场很明显：

　　基于这样的立场，其对毛时代的历史基本很少见到正面及客观评述，而一旦它拿毛时代的历史当“正面典型”，我们就得仔细辨别了。

　　遗憾的是，这两天看到某左边的朋友推荐此文，然后又获得了一些左翼大V的转发，笔者觉得还是有必要说道说道；它误导精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误导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是可能造成很大危害的。

　　文章认为应对1957年流感中国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群体免疫”，“病毒传染链条是极其强大的，物理封锁只能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是实际上是封锁不住的”，所以“一个区域内或者一个国家的清零往往也是很难凑效的”；“政府并没有采取封城或大规模限制人口流动的做法”，而是“采取了以确保经济秩序优先的策略，采取了跟国际通行的防治措施”。

　　文章作者称，“我们在50年代公共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尚且都能克服一般的流行传染病，为什么现在条件已经改善了百倍千倍，就不能呢？”

　　这句话似乎一下子转向高度肯定毛时代的做法，跟这个号以往的立场大相径庭，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片面地截取了毛时代的一个片段来给作者就当前防疫的主张作支撑罢了，这样的支撑完全抛弃了毛泽东时代卫生工作的灵魂。

　　首先，毛泽东时代应对1957大流感真的搞过所谓的“群体免疫”吗？

　　翻阅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时代大致经历过两轮流感病毒的大流行，一轮是1957~1958年的冬、春季，另一轮是1968~1970年冬春季，且两轮的感染曲线都呈现出双波峰形状，如1957~1958的大流行波峰分别出现在1957年3~4月和1958年2~3月，波峰前后均表现为短时间内急骤上升和迅速下降的爆发形式。

　　其后，中苏卫生专家的相关研究文献，的确以人群的免疫状态来解释这样的现象，既认为感染过的人群已经获得了免疫力，因此感染数字又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的全国流行性感冒中心研究室编订的《流行性感冒手册》，以及1963年出版的苏联专家M·B日丹诺夫等编写的《流行性感冒》。

　　然而，即便是当时冬春季气候更加寒冷、工业发达、人口密集的哈尔滨，1957大流感中的发病率也仅23.85%，即便感染最密集的中专也仅达到45.8%，远不足以支持今天所谓的“群体免疫”（即60%~70%）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