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白：怒揭关于毛主席的几个谣言
前些年，网络上关于毛主席的谣言有很多，有些还相当恶毒，好在随着网络大环境的好转，特别是造谣、传谣成本的升高，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时至今日，可以肯定的说，基本没有公知敢跳出来像前些年那样无底线地造谣抹黑毛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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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要公知还在，某些人就不可能停下造谣传谣的脚步的，因此，澄清一些关于毛主席的谣言，提前堵上公知的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公知的刻意误导下，一些人直到现在依然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就是无止境的运动，在他们眼里，前三十年仿佛所有人不是喊口号就是搞阶级斗争，反正就是不务正业。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事实。真相是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并且蒋介石在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所以我们总说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夸张之词。
然而到了1975年，根据周总理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国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保证了近八亿人口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后续的进一步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如果真的不务正业，这些经济成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前三十年，国家经济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肯定离不开毛主席的运筹帷幄。毛主席曾说“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物质生活条件很有必要，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化肥等粮食增产的必要条件匮乏，这个时候想迅速改善民众生活无异于痴人说梦，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如此仇视，中国根本没有全面开放的可能性，而只能选择“一边倒”；国内形势同样不容乐观，除了在台湾的蒋介石整天念叨“反攻大陆”。所以，虽然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多次提到：“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到美国去，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却让他的这一愿望落空。正是国际国内环境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新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通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三十年不到的时间，就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很多数据，要对比起来看才有意义。在前30年，中国的铁路里程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这些事实是谁也抵赖不了的，在建国后的前30年，经济经济、技术条件、物质条件还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了3万公里的铁路。而印度直到现在的铁路里程也才只有6万5千公里，也就是说印度在独立60多年间只建设了1万公里的铁路。相比之下，可见中国前三十年进步的步伐。
正是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才有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并为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于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的谣言也不少，好像知识分子在毛主席时代真的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要知道，知识分子并不天然附属“好”或者“坏”的属性，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与学问大小并无必然联系。例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主张“和谈”（实质是投降）的“低调俱乐部”成员梅思平、胡适、陈布雷等人，哪一个不是大“知识分子”？难道这些汉奸顶着个“知识分子”的头衔就可以为所欲为，打不得，骂不得，否则就是“迫害知识分子”了？
例如在谈到周作人时，毛主席曾轻描淡写的说过：“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对梁漱溟也是一样，毛主席虽然明确表态梁漱溟是反动文人，但对梁漱溟“反动文人”的定性并不妨碍毛主席“希望他当选为政协委员”，因为毛主席认为梁漱溟有充当反面“活教材”的作用，且“因为他（梁漱溟）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
可见，说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纯属无稽之谈。毛主席崇尚科学，热爱知识，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主席更是读了无数遍，说毛主席是中国近代最精通历史之人当不为过。正因为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毛主席才会发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大规模扫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极大的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坏处”则是打破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垄断，让那些“知识分子”不能仗着肚子里那点墨水人五人六了。
作为大知识分子，毛主席始终对“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点从他对梁漱溟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认为，杀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并且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今天，一些人一提到“枪杆子”似乎就呼吸急促，恨不得以头抢地尔。这些人，表面是一群“和平主义者”，实则根本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因为靠乞讨，永远乞讨不到和平，只有枪杆子才能捍卫正义、守护和平，正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一些人用毛主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说法来污蔑毛主席不爱好和平。然而事实上，毛主席的原话是：“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实话实说，毛主席的这番话无非表明了一种不信鬼、不怕鬼的态度而已，否则该怎么说，难道要说“中国人最怕死了，哪怕对方打死我们一个人，我们就马上投降”？这样说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了？如果屈膝投降能换来和平的话，田间又何必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哪，这就是奴隶！’”？
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禁杀人，他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哪怕对方已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同志，甚至承认是打入革命队伍内部来刺探情报的国民党特务。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哪里“残忍”，哪里“好杀”了？
当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候，他的很多战友还热衷于领导工人运动，不是说领导工人罢工游行不对，但在毛主席看来，领导工人罢工游行并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并非是毛主席的先见之明，而是因为罢工游行这种方式他早就已经试过，并且已经被他证明过行不通了。
1919年10月10日，毛主席组织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游行，谭延闿接下来《请愿书》，却在事后对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代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则将威胁指向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毛主席，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几乎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正是这样的挫折让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非暴力”的革命运动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必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网上还有不少人说毛主席要培养毛岸英当接班人的，不可否认，毛主席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选，刘少奇、林彪等都曾是其重点培养对象，但这几个人显然都离毛主席的期望还有差距，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真正考虑的，并非他个人的接班人的问题，而是接无产阶级事业的班的问题，所以，毛主席才说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一生痛恨阴谋诡计，他崇尚“阳谋”，凡事堂堂正正，他的一切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接班人的问题同样也不例外。
如何看待毛主席，不仅是个认知问题，更是个良心问题。毛主席留下的，是一个打下坚实工业化基础的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弹一星赢得对手敬畏的中国，是一个朋友遍天下赢得世界尊重的中国，是一个亿万人民同心同德的中国！是毛主席砸碎了几千年来禁锢中国人的一切枷锁，给中国人带来了彻底的解放，也给中国人树立了永远的自信和自尊的神圣信念。说起来，中国人何其幸运，只用“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就换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无私的奉献了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还不够幸运？！
有些事情应该讲个清楚，有些道理也必须说个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