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化民：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指挥中的关键作用

　　四渡赤水战役是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也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作战条件困厄、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其指挥决策是十分艰难的。大多数研究四渡赤水的论著，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该战役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四渡赤水过程中主要战略方向发生多次改变，中央红军一直处在行军与作战的频繁流动中，以及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和当事人鲜少有细致的叙述，有关四渡赤水战役决策和指挥的具体经过，仍然留有一些空白。有的学者甚至因此对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指挥中的关键作用提出怀疑，认为一渡和二渡赤水“是被迫的、临时决定的”，三渡和四渡赤水“才是由毛泽东具体指挥的”，或者以为四渡赤水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战役，毛泽东所称的“得意之笔”只能是“第四次渡赤水”。其实，这些质疑在史实和逻辑上是经不住推敲的。本文拟以有关史料为依据，就此作些分析。

　　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发挥重要作用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起，毛泽东失去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长达两年之久。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毛泽东等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实践创造出来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核心的正确战略战术被放弃，中央红军接连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折损大半，形势极其险恶，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毛泽东因势利导，首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力主改变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在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先全权指挥红军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重新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