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每一天：5月15日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回答了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谈话指出：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的面前，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目的是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成立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这个布告打击了当时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等再电彭德怀等指出：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通知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解放日报》的社址设在与宝塔山(即嘉岭山)隔河相对的清凉山上。从1942年9月起，《解放日报》还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3 年3月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解放日报》归政治局、书记处之下的宣传委员会(毛泽东为宣传委员会书记)统一管理。党中央对党报给以坚强有力的领导，报纸每一阶段的宣传方针，都由中央讨论决定。

　　1946年5月15日，关于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等电。电报指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

　　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得悉同学邹普勋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毛宇居：“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

　　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坚定地表明了新中国的决心，也对如火如荼的治淮“战场”是极大的鼓励。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会议休息时，他与代表亲切交谈。来自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后吕家村的女青年徐建春和几个女青年捷足先登，围住主席说：“毛主席您好！”争相和他老人家握手。

　　“你们好！”毛主席也和这些女孩子们一一握手，并问她们都是哪里的，微笑着和青年们逐一握手。

　　苏州的刺绣工人顾文霞立即跑过去，腼腆地将自己刺绣作品在伦敦进行国际展出时的照片递过去说：“毛主席，送给您一张照片。”毛主席微笑着说：“谢谢你。”

　　然后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其他团员立即围过去，有的伏在沙发背上，有的坐在一旁，紧紧地簇拥着他。

　　这时，主席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来，问大家：“你们大家吸烟么？”

　　“不吸。”众人异口同声回答。

　　“你们不吸，我也不吸了。”毛主席说。

　　“您吸吧。”众人又说。

　　毛主席拿着烟，习惯性地在茶几上磕了几下。就在这时，机灵的徐建春迅速拿起茶几上的火柴，划着火给主席点烟。

　　可她太激动了，怕点不到烟，又怕烧到主席，点烟的手就直打哆嗦，不自觉地用另一只手托着点烟的手。

　　徐建春给毛主席点着烟以后，主席握住她的手问道：“你是哪里的？”

　　徐建春说：“是山东的。”

　　毛主席抽了一口烟，又风趣地说：“这些天有些咳嗽，吸烟也算我是和细菌作斗争。”

　　毛主席和蔼、幽默，共青团员们也不拘谨，与他自由地交谈起来。突然，有人提议说：“主席，您能不能给我们代表讲两句话？”

　　“两句？”主席话锋一转，风趣地说，“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八句了么？”

　　大家又大笑起来。

　　毛主席回到年轻人之中，丝毫没有架子，好像也变成了一名快乐的青年人。大家团团地围着他，就像儿女们簇拥着父亲，开心的笑声在休息室里一阵阵荡漾。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57年5月15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登载于《人民日报》上。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亚非拉1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朋友。当毛主席来到时，这些外国青年突然直奔毛主席，簇拥着他，气氛非常热烈。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智利政界人士时回忆说，我那时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