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几个关键问题的郑重选择

　　{摘} ……毛泽东之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来接受，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不是枝枝节节的具体方法，不是特殊领域的具体学问，而是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通过马克思主义这根指针，毛泽东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找到了分析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钥匙，从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行动就明朗起来了，成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的、有意识、有方向的革命，而不再是自发的、盲目的革命。

　　如果说，毛泽东在（1920年——编者注）11月下旬的几封信更多是清算自己的旧思想、确立新思想的工作；那么他在1920年12月及次年1月的信件以及1921年新民学会大会的发言等，就是他公开自己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明确主张把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根本方针和远大目标，这就是彻底革命的思想，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明确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特别是暴力革命的途径；明确提出要建立革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些标志着他在指导理论和政治信仰上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一）关于根本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引领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的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以及未来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

　　在回答萧子升和蔡和森等关于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时，毛泽东首先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这句话不是一句客套话，也不是信口说的，而是毛泽东个人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概括。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高度重视探讨“大本大源”问题，力求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思考问题，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大本大源的思考。那个时候的毛泽东着重从哲学理论上来思考问题，从“圣贤救世”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他和自己的好朋友们也都把谋求“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作为理想追求，新民学会最初的目标也就在这一点上。他的好朋友陈昌也曾讲过“不为我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求学问，而为学问求学问”。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已经摆脱了“圣贤救世”的思维，而谋求更高的和更现实的改造中国的目标和道路。恰在此时，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也兴起了一股“根本改造”的思潮。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即提出要实现“根本之改造”。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问题。此后，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所谓根本解决，就是不仅要像五四运动那样解决罢免曹、陆、章和拒绝签约这样的具体目标，更要完成更大的目标，即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彻底的胜利。这就是要彻底地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即完成新的民主主义革命。7月1日，上海工界代表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周恩来在8月6日写的《黑暗势力》中提出要推翻安福系，推翻军阀政府，推翻外来势力。恽代英在7月1日写的《大家起来推翻安福系》中也提出同样的主张。1920年2月，陈独秀刚刚出狱，就到武汉讲学，题目就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三种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天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