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毛泽东的预见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对苏联解体同赫鲁晓夫的历史渊源，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反思，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表演所作的评述，他的这些预见，是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预见之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深邃的历史预见性。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位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

　　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中的叛徒集团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得到应验。

　　赫鲁晓夫

　　预见之二：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他提出了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这之后，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是准确的、符合实际的，而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预见之三：毛泽东十分警惕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把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他之所以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而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演变的大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很显然，毛泽东是把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预见,被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

　　预见之四：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当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

　　正是按照西方的谋划和意图，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些叛徒窃据了苏联领导权，把苏联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深刻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还主要是从警示的角度说的，那么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预见性，今天已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就更加具有现实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