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毛泽东“党的三大作风”理论是怎样形成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此后，人们将毛泽东的这段论述简称为“党的三大作风”。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三大作风”，是在“中国人民中产生”的，即在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它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源远流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是走向更大胜利的号角。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毛泽东历来倡导并坚持的重要思想。将此作为党的三大作风的首条，有其特殊意义。

　　仔细研究发现，毛泽东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每一作风都是由一对矛盾即两个方面构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由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面构成的。首先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否则无由结合。毛泽东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有过大量论述。并且在他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后，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直至生命的终结。

　　毛泽东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是1920年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他用心阅读了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介绍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同时，还搜集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研读，并受到很大的影响。毛泽东曾对斯诺谈到那段经历，他说：这时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动摇过。1932年3月19日，红军打下漳州后，在龙溪中学图书馆发现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如获珍宝，连连说好，并指示用汽车运到中央苏区，其中包括《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以及经济类书籍。毛泽东不仅自己挤时间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同时还推荐给彭德怀等其他领导人看。长征中为了轻装前进，毛泽东也丢掉不少东西，唯独将《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留下来，躺在担架上还在阅读，一直带到了延安。此时，马列主义书籍多了，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指导整风运动，他夜以继日地研读着，并多次指示从国统区购进不少这类书籍。毛泽东主张“活到老，学到老”。他说：你活到百岁，也不能说你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就是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再由你的子孙们学下去。在延安，他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运动，开展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把马克思主义比作观察社会和分析问题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还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为什么要刻苦掌握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实际相联系，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否则那只是空洞抽象的教条。教条主义往往会损害革命，是有害的。理论只有联系实践，才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它的价值。所以，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与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毛泽东指出：“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在这里，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就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早在1936年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红军政治工作时要求：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谈到军事教育时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变成外国教条主义。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常常挤出时间对当地的阶级、农业、工商业、文化教育、社情、军情、地形等，作调查研究。调查的形式有个别谈、调查会、普查、抽查等方式。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科学的理论分析研究，先后写出《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书面报告，从而指导了农村土地分配工作顺利进行。同时，他还写出总结性的文章《调查工作》，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改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还说过：“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要求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军事理论，如“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兵民是胜利之本”、“十大军事原则”、“党要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自力更生”、“三三制政权”、“整风运动”、“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等等，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硕果。鉴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8月后，中央陆续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教育的决定》，同时，延安马列学院也改为马列研究院（后又改名中央研究院），向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发起了强大的攻势。毛泽东还指出调查永无止境：“我们相信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做调查，然后，才能不断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

　　毛泽东很早就要求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实际。在1928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要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做政治形势和阶级的分析，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是我们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论述。这个决议案，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成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他指出：实践是正确理论的源泉，又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必由之路；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否则就是盲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他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又反对轻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他严肃批评了延安时期曾在一部分干部中流行的对待理论的错误观点“宁愿掏大粪，不愿学理论”。1940年12月，他指出：没有大量的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严肃指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那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同年8月又指出：“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为了指导学习，1941年9月成立了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高级研究组），毛泽东亲任组长。他亲自开列书目，要求大家认真学习理论。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

　　至此，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思想已经非常丰富和完整。此后，只是对它的深化和拓展问题。到了党的七大，便将它归纳入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进行论述，并将它提高到“是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的高度。

　　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

　　这一条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后来被简化为“密切联系群众”。这里同样是讲一对矛盾，即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结论是党要时时刻刻密切联系群众。对此，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多方面的论述，并告诫全党：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真正了解群众的需要，按照他们的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从走向革命的那天起，就抱定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献身的决心。“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922年10月，毛泽东深入了解长沙泥木工人的痛苦生活处境后，组织一千多泥木工人罢工，并代表工人与赵恒惕当局谈判，最终取得胜利。同年11月，毛泽东又组织长沙铅印工人大罢工，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要求。经过18天的斗争，罢工最终取得胜利。他还领导安源矿工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以上这些都是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幸福的范例。此外，毛泽东在农村组织的农会，在工人中建立的俱乐部、夜校，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卓有成效的形式。

　　毛泽东对于密切联系群众问题，有着大量丰富的论述。1938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来访的平民教育会的诸述民说：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问题，看你是想和老百姓交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1939年2月2日，他给抗大学员杨海泉题词：“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1942年3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习白求恩，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人民极端热忱的人。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坚持好的，改正错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毛泽东对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内涵和实施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极大地增加了它的可操作性。

　　首先，密切联系群众既要教育群众、带领群众前进，又要向群众学习。既要做群众的先生，又要做群众的学生。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做好群众的学生。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呼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其次，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能从个人良好的愿望出发。当一种正确的政策还不被多数群众理解的时候，我们要耐心地等待，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会失败。

　　再次，联系群众要对群众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调查。任何有群众的地方，都有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工作中要注意“照顾多数”的原则，做好中间分子的教育和转化。同时要注意，不要将群众中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要反对尾巴主义。

　　最后，毛泽东高度概括了密切联系群中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解释道：这就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去实行。经过实践检验再集中起来加以完善，再到群众中去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才能使政策不断完善、丰富和正确起来。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精髓所在。

　　基于以上的论述，毛泽东提醒全党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骄傲自大的工作作风。这些东西之所以不好，必须要改正，“就是因为它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许多文章中指出，要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必须树立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提出党的作风的同时，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此前他还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等。他概括道：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显著标志。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最初提出党的三大作风问题时，将“自我批评”作为三大作风之一。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批评”，实际上在其接下来的论述中，包括了这一内容。所以，后来人们谈到党的这一作风时，都是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批评离不开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正确地、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当然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区别。批评是对人、对事，是向外的；自我批评是对己，是向内的。批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眼光，更是一种水平。只有对革命负责，能看出问题，并且讲到点子上，才会正确拿起批评的武器；自我批评是一种觉悟，是一种勇气。只有觉悟到献身革命，才会丢掉私心，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既敢于批评他人他事，也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可分离。

　　毛泽东早在1928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详细列举出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表现，并一一指出纠正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开展批评。他说：“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934年9月下旬，他在江西于都县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上提出：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有缺点有错误要自觉地向群众检查，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1年3月2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增强党性问题时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干部实行（自我）检查。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过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出现了外来干部与陕北地方干部的矛盾。长征干部瞧不起当地干部，动不动就是“老子长征两万五”，神气得很。而当地干部则说，陕北根据地是我们创造的，是我们接待了你们，你不了解陕北情况。这时，毛泽东要求长征干部多做自我批评，说你那么了不起，还不是把江西苏区丢了？陕北再落后，还不是人家接待了你，使我们有了一个落脚点。新老干部的关系很快和谐起来。

　　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扩大化问题。毛泽东勇于承担责任，多次做了自我批评。1944年10月，他说：审干、反特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发生过火。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使它停止。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分别对待。1945年2月，他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赔一个不是，向大家行个礼。毛泽东真的举起右手敬礼，干部们鼓掌还礼，心中的气消了许多。

　　毛泽东一生指挥过数以百计的战斗、战役，打了许多胜仗，最终带领全国人民打出一个新中国。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百战百胜的军事统帅。他说，哪有什么“常胜将军，只是打胜仗多一点罢了”。他毫不讳言，多次谈到自己打过败仗、“走过麦城”的教训。这些败仗主要有：第二次长沙战役（1930年8月）、高兴圩战斗（1931年9月）、水口战役（1932年7月）、土城战斗（1935年1月）、茅台战斗（1935年3月）。这些败仗有两种情况，一是打成了对峙平局，得失相当，没有消灭敌人，实现作战意图；二是打成了消耗战，自己伤亡很大。

　　毛泽东不仅提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任务，并且论述了如何实现这一任务的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就保证了这一任务的彻底实现。

　　批评要有明确的目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使人进步，因此要有满腔的热情，要与人为善，而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式说话。因此，有两条宗旨必须注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错误一定要揭发批评，不讲情面；但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一个人整死，不能变成个人攻击。因此，要坚决反对“惩办主义”，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批评应有的态度：批评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胆地开展批评；而不要说半截话，更不要怕打击报复而放弃批评。批评时要注意大的方面，与政治无关的个人缺点，则不必过多指责，以免使人手足无措，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党内批评要防止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坚持说理，少戴帽子。对思想、政治上的毛病，要好好地说理，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批评要及时，不要老是爱事后批评。

　　被批评者应持的态度：要抱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欢迎批评，而不要苛责批评者每一句话都讲得准确无误，否则就拒绝批评。批评者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还可以再讲。当然也允许被批评者实事求是地进行解释、说明情况，以便弄清事实真相。

　　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二者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要为了人民坚持好的，为了人民改正错的。无数先烈为人民献出了生命，我们还有什么缺点、错误不能抛弃呢？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接受，就改正，就照你的意见办。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批评的顺序：军队与地方发生了矛盾，要先批评军队。一个单位出现了问题，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先批评领导者，群众敢于讲话；如果先批评被领导者，大家便不敢讲话。毛泽东告诉丁玲，批评时要先讲人家的优点 ，后讲人家的缺点，这样人家容易接受。

　　毛泽东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因此，要坚决反对一团和气的自由主义。他对延安整风运动中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取得的成绩，由衷地高兴。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讲演时说：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建国后他将那时的整风方法概括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以此作为解决人民矛盾的基本方法。事实证明，运用这个武器，就可以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从胜利走向胜利。

　　背景和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在1945年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党的作风问题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尽管毛泽东对构成党的作风的三个方面早有过许多论述，但那是不系统、不完整的。那时战争不断，不停转移，打仗成了头等大事，战胜敌人高于一切，不可能用较大精力抓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到了1945年的七大时，党已经有了24年丰富历史经验和教训，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成熟的党。不仅有了120多万党员，有了许多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并且在整风运动中积累了许多党建经验。这时，只有在这时，党的作风问题才适时提到必须明确解决的重要地位。二是七大确定的党的任务是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完成这一伟大任务中，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是关键。这时毛泽东提出并论述党的作风问题，就是发出一个号召，指出一个方向，明确一个要求，要求全党同志都要从这三个方面努力，使党更加强大起来，能够完成艰巨的历史任务。一句话，毛泽东党的作风思想的形成，既有历史经验的积淀，又有特定的时代要求。

　　党的作风，是指一个政党在思想理论、工作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性质。每个政党都有它的作风，这作风体现着它的阶级性，或是进步的，或是落后的，概莫能外。党风是根于内而形于外的东西，我们从一个政党的作风上，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性质。党的作风，是经过长期建设而成的，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毛泽东称之为“整顿”。整顿党的作风，是党建的重大而长期的任务，永无止境。延安整风运动，实际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总纲，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学风不正、反对党八股；以与人民群众相联系、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检查一切错误思想；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和武器，去克服所发现的一切问题，使党强大起来。可见，毛泽东提出党的作风的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毛泽东以往对这三个方面论述简单的相加，而是三者的有机重组，升华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党的作风。毛泽东的党的三大作风思想，对党的健康成长具有划时代的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