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毛泽东作为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不仅从小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终生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使古老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生命力。

　　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的6年里，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继而熟读了“四书”“五经”等经史典籍，即他自己所说的“六年孔夫子”。另一方面，他更爱读“杂书”——中国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传》等。后来，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和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仍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这些书籍使少年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哲基础。

　　1914—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了新思想和新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他主张:“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在尊崇宋明理学的杨昌济先生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十分佩服。可见，毛泽东在幼年及青年时期受到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训练，对传统文化早已内化于心，根深蒂固。这样的经历，使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到礼仪道德、价值观念，无不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1918—1919年，是毛泽东由社会改良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就在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的时候，1920年他还去山东踏访了孔墓，游览了儒家圣地曲阜，并以此为自豪。

　　当毛泽东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但并没有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研究传统文化。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为抵制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风，明确肯定了孔夫子的“每事问”。他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大小也能解决问题。”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函谢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