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到底什么事情让毛主席数次大发雷霆?

2023-09-29
作者: 赵清 来源: 栩然说公众号

  1

  很多年之后,身边的工作人员依然清晰的记得,毛主席好几次大发雷霆的情景。

  其中一次是在1949年5月,此时还是建国前夕,虽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但共产党解放全国的大局已不可改变。战争打到了这个时候,毛主席重点考虑的已不是如何战胜国民党蒋介石,而是战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

  早在3月份召开的“西柏坡会议”上,他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西柏坡会议”结束的10天后,毛主席就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

  来到北平(建国前还未更名为北京)之后,毛主席更是倍感压力,他满脑子都盘旋着一个问题:

  “面对着这么一个满目疮痍、底子薄弱的国家,到底该怎么搞建设?”

  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意味着完全清除了国内反动势力,当时的中国帮派横行,危害一方。就拿北平来说,彼时这里还属于青帮的势力范围,这些黑恶势力、地痞流氓公然干着贩卖人口、强奸妇女、逼良为娼、开设赌场等勾当,欺压着当地百姓。

  要清除这些黑恶势力,共产党依然有很多硬仗要打!为此,毛主席常常思绪过多,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5月份的一天晚上,毛主席依然睡不着觉,就带着秘书田家英乘坐一辆吉普车,打算暗访一下北平城。正当车开到“八大胡同”时,就听到车外有当街打骂女子的声音,于是毛主席让司机停车,让田家英下车看看怎么回事。

  原来,是一家妓院在经营非法勾当,强迫女子“接客”,此时老鸨正在公然打骂“不听话”的女子。面对众人的劝阻,老鸨的言语中充满了不屑和藐视,并以“我后台很硬”为由进行粗暴回击。

  田家英走下车来制止老鸨,并告诉她说“现在已不比以前了,如今的北平由共产党执政”,谁知老鸨竟嚣张的回复:“干我们这一行,迟早也得把共产党的官拉下水!”

  当然,她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吉普车里坐着的到底是谁。

  车内的毛主席,将老鸨的嚣张言语听得真真切切,此时他内心极其愤怒,甚至用拳头捶了车后座!

  如果共产党连一个良家妇女都救不了,如果共产党员会被她们拉下水,那么共产党与过去的腐朽政权有何两样?老百姓还怎么对共产党的执政有信心?

  毛主席斩钉截铁的说:

  “我要让这个老鸨子知道,我们共产党的官,能不能救出这个姑娘?我们共产党的官,会不会被她拖下水?”

  你后台硬?我倒要查查你的后台是谁?到底有多硬?

  第二天,毛主席就让田家英打电话,召集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过来议事。在内部会议上,毛主席大发雷霆,他批示说: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的情况发生!对于一贯道这种反动组织,必须坚决予以铲除,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随后,彭真和北平市长聂荣臻亲自督战,罗瑞卿亲自挂帅指挥,直接抽调了五个连以及2400多名干部、警察,以雷霆之势击碎黑暗,用了不到12个小时,全北平的赌场、烟馆、妓院统通关闭。

  很快,罗瑞卿便查清楚了这位老鸨口中所谓的“强硬后台”,就是号称北平四霸天之一的“北霸天”的刘翔亭。这个恶霸还是北平“一贯道”的头目,这个组织利用“宗教信仰”的名义,在民间散发种种谣言,以此来达到招揽信徒和敛财的目的。

  按照这个“瓜”顺藤摸下去,公安部又发现了更多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北平市公安局层层发动群众,鼓励人们站出来,勇敢揭露黑恶势力的犯罪行为,并先后三次在天桥地区公开召开控诉大会。

  经过市公安的发动,人民深埋在心中的怒火终于被勾出来了。大家纷纷举报,积极到什么程度?就连“北霸天”刘翔亭的干儿子都站出来大义灭亲。

  在北京黑恶势力的清扫行动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扫行动。当全国所有的妓院被查封后,那些被解救出来的失足女性,彻底摆脱了旧社会的压迫。

  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正式规定,新中国警察的名称改为“人民警察”,这是国家和群众站在一起的最好诠释。只有这样,黑恶势力才能无处遁形。

  2

  毛主席再一次大发雷霆,发生在建国初期。

  在“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中,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市地委书记张子善被揭发有贪污罪行,二人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人之前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鉴于此,党内就有人为此二人求情,请求“从轻处理”。

  对于二人的腐化堕落,毛主席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对贪腐现象“零容忍”的决心坚决不变,不仅对为二人求情的人一律不见,而且要求按照党风国法从重惩处。

  为此,毛主席不仅大发雷霆,而且非常鲜明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52年2月10日,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凸显了党和国家的反腐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毛主席斩钉截铁的说:

  “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为了起到惩戒作用,国家于1951年12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毛主席再一次大发雷霆,发生在抗美援朝时期。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现出了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但由于前线缺少充足的寒衣和粮食供给,导致志愿军战士们的伤亡率高居不下。

  与此同时,前线的志愿军战地医院还出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原本受了轻伤的志愿军战士,在包扎、处理完伤口之后,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急剧恶化,最后只能通过截肢来保全性命;那些原本伤势很重的战士,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经过调查,志愿军后勤部门运送来的物资存在着重大问题。那些止痛药竟然掺杂了大量面粉、玉米粉,那些纱布、绷带不但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处理,并且大部分都有“黑心棉”成分。

  消息传到国内后,毛主席拍案而起,极其震怒的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取了生命!”

  这些奸商不但大发国难财,而且造成了大量志愿军伤亡,必须严惩。毛主席下令立刻彻查,对于这些不法奸商给予严惩,杀一儆百!

  经查,这些劣质药品来源于上海私人资本家王康年的“大康药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康年看准了前线需要医疗物资的情况,他通过贿赂负责志愿军军需采购的干部,顺利拿到了为志愿军供应医疗物资的大合同。

  为了牟取暴利,王康年投机倒把,根本没有按照志愿军的采购清单进行发货,他把以次充好的医用棉布、假冒的消炎药品发给了前线的志愿军战地医院。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为了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国家于1952年1月对私营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三反”、“五反”运动,体现了共产党肃清干部队伍、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决心,更是彰显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鲜明态度。

  3

  毛主席这几次大发雷霆的行为,都因为黑恶势力、贪污腐败、不法经营等现象与他的初心相悖,更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思考相关。

  他还记得自己在湖南长沙求学时,就见证过国内发生的一件大事。

  1915年10月,民国参政院曾以“尊重民意”为理由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只是,袁世凯的实际行为真的是在“尊重民意”吗?在私下里,野心勃勃的他对“人民”二字又换了一套说法——

  “人民?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民。我只见过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袁世凯称帝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只做了83天皇帝就宣布撤销帝制。在一片声讨声中,不得民心的袁世凯忧愤离世。

  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不看当权者说了什么,只看他做了什么,任何言行不一的行为都会被无情拆穿。

  1945年7月4日,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与毛主席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历了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朝代,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可都逃不过“由盛而衰而亡”的结局。

  于是,黄炎培向毛主席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共产党人怎样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主席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千千万,其中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任何政权无论在一开始有多么朝气蓬勃,一旦在行为上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就会变得外强中干,失去生命力。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政权要想执政持久、永葆活力,所有冠冕堂皇的言辞都不如实际行动,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1949年“进京赶考”之时,毛主席意识到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时机到了,他在全党上下打了“预防针”,时刻警惕“糖衣炮弹”。

  为此,毛主席要求全党上下学习1944年郭沫若先生写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里面深刻分析了“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

  闯王的军队花了18年的时间才取得了胜利,可刚进京就迅速腐化堕落,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大顺王朝只持续了42天就宣告结束。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到了1949年时已有了28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当我们完成了“打江山”的历史使命时,难道在“守江山”方面要重蹈闯王的覆辙,让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付之东流吗?

  绝不能!

  在一个月内,毛主席把同样的话说了十几次:

  “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当第二个李自成!”

  共产党人不做李自成,共产党干部不能搞特权,这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毛主席以身作则,凡是涉及到原则的问题,从来不肯让步。

  1949年10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就收到了很多来自老家亲戚的信件,这些人想借助毛主席的影响力要一些实际好处,比如要官、安排工作,或者保送子女上大学。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但回信拒绝,还严厉批评了亲戚的错误思想。

  1950年5月11日,秘书田家英交给毛主席一份来自沈阳市政府的文件,大意是要在市中心区铸一座毛主席铜像。毛主席不喜反怒,立即回复说“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1950年9月20日,当毛主席听说湖南省要在他的故乡韶山修路建房时,立即批复说“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在毛主席心中,连他自己都没有特权,一切有违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必须严肃制止!

  4

  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记得,毛主席曾多次埋怨过他们。

  当然,与上文那几次大发雷霆不同,这些都不是涉及到原则性、违纪违法的问题,而是一些简单的原因。

  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在得知很多人民群众缺少粮食、吃不饱肚子的消息后,毛主席十分心痛,于是亲自带头节约粮食,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准”规定——不吃肉不吃蛋,吃粮食绝不超定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他也绝不给自己搞特殊化。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毛主席得了浮肿病,从脚面到小腿手指一按一个坑,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难受,于是在一次送餐时端上了毛主席最爱吃的红烧肉。

  谁知,这个行为让毛主席产生了埋怨。他不仅一口不尝,而且还严肃警告说“以后我的饭桌上,不准出现肉。”

  当然,毛主席还曾因另一个原因产生过埋怨——工作人员不让他出门。

  其实工作人员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毕竟要为毛主席的人身安全负责。一旦毛主席出门,那么只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露面,群众的热情就会瞬间沸腾,这里短时间内会变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寸步难行,难以疏散的人群会对保卫工作增加很大难度。

  比如在1953年2月18日,毛主席曾带着随身人员视察武汉,登上了黄鹤楼。虽然事先并未对外通知,但群众还是在第一时间认出了他,并惊呼“毛主席来了”!

  这么一喊,吸引了身边人群的注意力,于是“毛主席来了”的声音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群众如潮水般涌来,短时间内聚集得越来越多,整个蛇山都变得人山人海,惊喜若狂的欢呼声响彻了周围几公里!

  此时毛主席已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挪不开步子,这种局面一时间难以控制,让负责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武汉公安局长谢滋群等人非常不安。尽管一百多名警卫人员已经竭尽全力,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护送毛主席安全登船。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过好多次,每次对于保卫人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出于毛主席人身安全考虑,中央警卫部门就出台了规定,毛主席外出必须要经过批准。

  只是,毛主席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建国之前,他有大量的时间深入到了群众之中,正是因为熟悉群众的现状,才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革命政策。如今已经建国,他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深入群众?有一次,毛主席埋怨警卫员说:

  “哎,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算什么领袖?”

  还有一次,毛主席在出行前发现外面警卫森严,庞大的警卫团将群众进行了隔离,于是又埋怨了身边人员:

  “多么不好看,人民有什么威胁?群众又有什么危险呢?”

  1959年6月下旬,毛主席回到了家乡湖南韶山。方圆十几里的乡亲们都知道了,纷纷赶过来了,一路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排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毛主席亲切与乡亲们在一起,光是握手就握了几个小时。

  据身边工作人员估算,毛主席先后同3000多乡亲们握了手。

  回到寓所后,秘书就发现毛主席的手有些肿胀,于是劝他戴上手套、涂上药水,或干脆不握手了,由他们去跟群众打声招呼。

  谁知,这又引起了毛主席的一通埋怨:

  “老百姓来了,要握就握到底。人家跟我握手,是看得起我,尊重我。他们那样平等地对待我,伸出手来,我好意思不握?

  他们对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不遮掩、不隐瞒,我到哪里去找这样了解情况的机会?现在好多人就遮遮掩掩,不讲真话——多好的乡亲啊!”

  一系列埋怨的背后,皆因他心中装的只有人民,只有全天下最广大的老百姓。

  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尽管天安门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但毛主席依然坚持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他与周总理等人盘腿而坐,与人民群众共赏烟花。

  试问,能够如此频繁的关心群众疾苦,如此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得到?

  毛主席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直延续到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此时毛主席虽已处于重病弥留之际,却明显感受到了震感,于是坚持听取汇报。

  在得知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毛主席不仅嚎啕大哭,并催促前来汇报的华国锋说:“你去,抓紧去,去看望灾区的人民。”

  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毛主席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此时离他逝世的时间已不足一个月。

  细数建国后,毛主席多次的大发雷霆和埋怨,虽然原因不同,但所有行为都指向了他守护了一生的伟大信仰——为人民服务。

  从1949年到1976年,在建国后这27年的漫长岁月里,毛主席虽然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影响力,但他始终坚持与群众在一起,“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一直根植于他的内心,从未改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伟人虽已离去,但又从未离去。在无数个中华儿女的心中,都忘不了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高呼的情景——“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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