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做到胸中有“数”？

　　中国古人特别注重“数”，人有命数，国有气数，“数”代表着一种生长衰亡的运行轨迹。

　　毛泽东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从四书五经里学习传统的“数”，在亲眼目睹了“长沙抢米”事件后，他开始质疑眼前的一切：大多数的人整日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少数人不劳而获，还要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

　　儒家说，这是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区别。青年毛泽东则认为这这是颠倒了的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多数人则遭受巨大的不公，而所有的财富，本来是由多数人创造的。

　　他立志要把这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让大多数人当家做主。为此，他始终心怀两个数：“极少数”和“大多数”，并团结带领“大多数”从“极少数”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

　　这是思想方法上的“数”，那么，工作方法上呢？

　　1949 年3 月，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要求党委会要做到“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怎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呢？再厉害的人到了新环境，遇到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也是心中无数的。毛泽东的办法是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等功夫到了，事物的全貌也就了然于胸。

　　一是“察”。

　　一般人难以做到实事求是，主要是思想上没有觉醒，对事物缺乏警惕；一般人做不好调查研究，主要是不会正确的开展调查研究。

　　一个“察”字，包含了严格的自省功夫，既抓大的趋势，又不放过细节。看一朵花，就必须过细看，还要把脑子带上，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就动起手来，把麻雀的问题真正摸清吃透。

　　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在寻乌小县城做调查。该县的物产、商贸、人口及土地占有，等等，都被他用数字详细罗列，大类里面有小项，每类都设专项分析。

　　比如，商品中的杂货，他列举了 131种，还详细注明价格及贸易量。他列举一个理发店的盈亏问题，把各种账目弄得清清楚楚，比老板本人还计算得明白。

　　这是主动担当的觉醒，这是对百姓日子难过的警觉。

　　经过这番“察”，毛泽东弥补了了自己在城市商业知识上的欠缺，掌握了土地分配情况，为制定贫民、商业政策打下了基础，为解决富农问题确立了原则。

　　从小小的数字中“察”到大帐、算好大帐，是毛泽东能够带领队伍从山沟沟里走出的必经一环。

　　天下大道就在百姓的柴米油盐，小小的数目字，只要足够真、足够细，就一定能够反映出真正的现状，引导一个团队的未来方向，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怎么做，告诉他们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