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如何开展对外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战火硝烟中，面对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角逐，“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际党际复杂局面、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骂声”频频，以颇具革命色彩的对外舆论斗争树立起了在全国范围执政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崭新形象。尼克松都不禁赞叹：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民和庞大自然资源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对外舆论斗争，是老一辈革命家提领全党勇气、智慧与实践的集体结晶。这其中，毛泽东的哲学思辨、战略格局、广阔胸怀、灵活策略熠熠生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用“钢少气多”总结了这场艰苦卓绝“武仗”的致胜之本。在对外舆论斗争这场同样惨烈的“文仗”中，学习毛泽东又是以怎样的志气、底气、和气、虎气、勇气应对“挨骂”，为我们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继往开来、争取主动提供了宝贵镜鉴。
理论自信、格局胸襟：毛泽东开展对外舆论斗争的“志气”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自信，给予了毛泽东洞悉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时代先觉。面对美西方“天天骂我们”，毛泽东笑对：“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历来“不怕鬼”的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说道：“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他们吓倒，不要怕他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他们是落后的。自然，他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他们。”毛泽东断言：“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
万事从来风过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包容、大度，同时也涵养了毛泽东面对“挨骂”时的格局胸襟，古老东方的千年底蕴和文化自信当与仅百年历史的一些西方国家出现对撞冲突时，云泥之别高下立判。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登了美国合众国际社污蔑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电讯。毛泽东读后，在这篇电讯的天头和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高髻危冠宫样妆（刘禹锡原诗为“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伟人的才情和气度跃然纸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面对我驻外使馆反映：“苏联《真理报》不仅对我国的消息一点都不再报道，连‘中国’这两个字也都抹掉了。”毛泽东批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道：“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此时的会场响起了一片笑声。
洞悉规律、把握本质：毛泽东开展对外舆论斗争的“底气”
毛泽东很赞赏鲁迅的一句话——“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对外舆论斗争中，“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科学吃饭”。这里所说的“科学”，就是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本质特点。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按规律办事，否则，工作就会搞不好或者走弯路。”正是因为掌握了对外舆论斗争的规律本质，毛泽东才能够教育引领全党，有了不怕“挨骂”、敢于斗争的底气。
针对“骂”我们的人究竟有多少，毛泽东指出：“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拥护者和反对派数量两者对比，强弱自明。
针对反华势力怎么“骂”我们，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将反华势力“骂”我们的手段、伎俩暴露于阳光之下。
针对“骂”我们能在国际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毛泽东指出：“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通过对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解读，树立了全党在对外舆论斗争中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一向善于一分为二看问题。在分析完“骂”我们一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我们在应对“挨骂”时要把握的基本原则。
规律原则之一，毛泽东用陶渊明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句古诗作出了浪漫主义解答。具体来说，就是“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从哲学方法上讲，就是“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1959年9月4日，毛泽东就指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自己秘书的胡乔木和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西方国家对中国“一些有利评论，宜大量发表，污蔑评论，也要发表，加以驳斥。反华越恶毒，对我们越有利”。在中苏论战中，面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攻击，毛泽东以雄文回击：“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
这些规律原则还包括“不应吹得太多”“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等等。在对外宣传工作中，毛泽东常常告诫党内：“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有强加于人的印象”，“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1968年3月12日，我国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被毛泽东删去，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谈道：“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广交朋友、讲好故事：毛泽东开展对外舆论斗争的“和气”
中国人常讲“以和为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一时期，我国虽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同时也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人士和团体进行广泛交往，为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提供支持力量。1949年12月3日至4日，英中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这是一次有工会领袖、国会议员、教授、医生、主妇、合作社社员、工人和学生等三百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发展对新中国的友谊和贸易、认识新中国的政策和前途，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给英中会议致贺电，提出：“中国人民欢迎一切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努力，并希望这种努力获得成功。”面对一些国家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与中国交恶，毛泽东不计前嫌、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实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1956年2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问团时说：“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要慢慢来，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毛泽东还将外国政府和人民加以区分，以团结各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同前来接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文版翻译、出版等事宜的日本朋友谈话时指出：“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对外传播中，讲故事是最好的方式。所讲故事的内容固然重要，但由谁去讲，更关系到故事的可信度和传播力。本身作为一位“具有军人的心智，兵权之剑倚挂在史籍之旁”的英雄（[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7页）、“一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美]理查德·尼克松著：《领袖们》，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毛泽东更加倾向于“让英雄讲英雄中国的故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在西方畅销；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美国《生活》周刊第2卷第4期，又用7个整版的篇幅对中国红军领袖和长征作了介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多年来，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红军长征的故事和中国共产党“英雄好汉”的形象已经非常熟悉。1950年初，新中国拟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针对任命张闻天为代表团首席代表，毛泽东特别嘱咐：“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1月19日，新华社广播了《张闻天简历》，其中就提道：“在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冬，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这一长征的领导组织中的一员。”国际舆论场为之一振。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27日晚，毛泽东会见了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双方就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英雄之间总是“惺惺惜惺惺”的。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后，6月初就发表演讲，夸赞“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6月20日，蒙哥马利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我同毛的会谈》，详细叙述了他在5月下旬访问中国的经过和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提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有“充分的质量高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若入侵中国“要大倒其霉”。蒙哥马利奉劝“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作为享誉国际的二战英雄，他讲述的“中国故事”，成为西方世界审视新中国的重要参考。
同时，毛泽东还善于在对外传播中“借嘴说话”“借船出海”。1960年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斯诺，并共进晚餐。老朋友相见，毛泽东感慨：斯诺1939年离开延安后，“一隔就是二十一年”。毛泽东十分关注对美宣传问题，对斯诺说：“你提到在美国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美国的政策并不都是同意的，说我们的宣传应该注意这些人的情绪。在这方面我们是应该注意。”他还特别提出：“我们发的新闻，美国人看不惯，看不顺眼”，因此，“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这次谈话后，毛泽东专门审定了一段谈话：“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毛泽东同意斯诺公开发表，为12年后尼克松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建交发出了舆论先声。
理直气壮、针锋相对:毛泽东开展对外舆论斗争的“虎气”
斗争精神贯穿毛泽东一生，他自喻：“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曾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但毛泽东的斗争不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一味蛮干，而是有“识”、有“方”、有“胆”。
国际舆论斗争面对的是不同国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的差异，很多时候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毛泽东斗争有“识”，将理论外宣摆在突出位置，往往不纠结于具体国际事务和舆论细节，而是努力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理论品格、价值追求展现在世界面前。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组论述，经补充调整，定名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此，毛泽东批示吴冷西：“这篇文章可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似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一小册子。”1958年至1967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英、俄、法、德、日、乌尔都、印尼、印地、西班牙、阿拉伯、波斯、越南、斯瓦希里、葡萄牙、缅甸等文版本，使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在国际舆论场得到广泛传播，并使国际社会对“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1963年12月2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相关负责同志报告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本的译稿，早已定稿，但根据主席指示，尚未出版。由于目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势，同三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建议俄文本即由我外文出版社出版。”两天后，毛泽东就批准了相关报告。1964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版出版，向社会主义阵营、俄语世界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伟力。
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有理没有渠道发声、发了声别人听不懂就要失语，失语就要挨骂。毛泽东斗争有“方”，一方面注重对外传播渠道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为《南侨日报》《美洲华侨日报》等国外报纸题词，还接受巴西等国记者采访，巩固和拓宽了新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发声渠道。1955年12月，他指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在一些话语表述上贴近西方习惯，让西方人听得懂。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演攻击中国。1月21日，毛泽东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讽刺道：“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举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斗争有“胆”，在对外舆论斗争的战场上敢于“刺刀见红”。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对此，英国、印度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内政进行攻击。4月25日，毛泽东就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批示：在宣传报道中，要“直指英印，不要躲闪”，人大、政协就此事的发言，也要“理直气壮”。5月4日，针对挪威报纸就西藏问题侮辱中国领袖，毛泽东指示宣传、外交部门相关同志：“挪报第二次登出在中国主席面部打大白×的漫画，并说毛是比希特勒还坏的独裁者，人能骂神，不能骂毛，毛比神还厉害吗？如果中国不屈服，继续胡闹，那末，西方将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的独裁云云。”“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想一想，在西藏问题上和革命反革命界线问题上闹清楚。这是好题目，不应放过。挪威两次漫画及其凶恶论点都应登《人民日报》，并加驳斥，引起挪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复，和我们的反报复。”1963年12月2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发表演说，批评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等等。毛泽东指示刘少奇、邓小平和外交部门：“建议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个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1964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在死胡同中徘徊的美国对华政策》一文，对美方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文章酣畅淋漓地指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
正视问题、有则改之：毛泽东开展对外舆论斗争的“勇气”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毛泽东对待批评时的一个重要态度。面对国际舆论纷争，毛泽东认识到：“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在“挨骂”中发现问题、找出原因、解决矛盾，团结好、工作好，国家强大了，那么“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对外舆论斗争中的许多问题也自然迎刃而解。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
1957年6月24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登了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的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文章。文章在“垮台论”的小标题下，一开头便说：“‘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此，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的陈云写了批语：“这一句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有人提议农业投资应占百分之二十，少了不利，请你研究一下。”陈云收到批语后立即批示：“拟开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会，研究一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问题。”
1958年12月22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登了日本共同社《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等评论，评论指出：“人民公社从今年夏季开始出现以来，在全世界，善意的和恶意的批评纷飞，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了一步’，而加以注意；又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违反人性的制度，是一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在这段话中，画下了许多下划线，还在“是违反人性的制度，是一定要失败的”前标记了三角记号。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写下“基本正确”四个字。往前回溯12天，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此时的中国，正以《决议》精神为指导，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