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我革命的典范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蕴含着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就是自我革命的典范。

　　对部队：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从严治军是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解放战争时期，党发布过几则从严治军的命令。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22万大军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其后，国民党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7月12日，为了取得更好的战斗成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转各部队首长指示电，指出：

　　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

　　毛泽东一贯重视部队纪律问题。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就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发布。这个训令后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训令发布的当日，毛泽东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要求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1948年1月7日，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就建立报告制度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该军纪律”。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和地方工作问题。图为毛泽东在小河村。

　　1月9日，毛泽东收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汇报了我军攻克高家堡时发生的没收商人及摊贩的破坏纪律事件。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自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4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宣布包括“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内的八章约法。这八章约法，是人民解放军加强纪律教育的表现，也是对南京市民的庄严承诺。宣言的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在人民军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深知纪律建设对军队建设的重要作用。对此，他曾总结说过：“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对亲友：不用权力谋私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湖南老家的亲友就有给他写信提出在工作、入党、入学方面给予帮助的要求。对此，毛泽东都是果断拒绝的。

　　1949年8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校友周荣致信毛泽东，请求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5月16日，毛泽东回信：“组织问题，未便率尔绍介，应当就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1949年8月7日，少年时的邻居张四维致信毛泽东，请求安排工作。张四维早年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11月17日，毛泽东复信张四维，建议他“似以在当地工作为宜”。后来，张四维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谋得工作。毛泽东又致信鼓励他“应就此项工作努力，取得成绩与信任，不要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来信更多了，但毛泽东依旧坚持原则。

　　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收到湖南同乡、故友张鼎的信。张鼎早年曾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主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与毛泽东熟悉。在信中，张鼎请求毛泽东在其入党一事上给予关照。1950年5月7日，毛泽东复信：“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复信郭士逵，婉拒了他要求安排工作一事。信中说：“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时，遭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郭士逵曾帮助他脱险。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给他的湖南同乡赵浦珠回信，对他请求解决土改中诸问题进行了婉拒。信中说：“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辛亥革命爆发后，赵浦珠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

　　1951年3月14日，湖南同乡彭友胜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安排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彭友胜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3月21日，毛泽东复信：“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

　　1951年12月11日，毛泽东给堂弟毛泽连、远房侄子毛远悌回信，劝说他们在湖南治病，不要来京。信中说：“慰生六婶（毛泽连的母亲——引者注）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

　　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复信毛岳乔，对他提出的安排工作问题给以回复：“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毛岳乔是毛泽东的堂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得到毛岳乔父亲在经济上的帮助。

　　1954年3月3日，湘潭同乡彭石麟致信毛泽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彭石麟大革命时期曾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帮助。毛泽东将他的问题反映给堂兄毛宇居，并于31日回信：“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

　　1956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族姑毛春秀的回信中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毛泽东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为家乡和亲友谋取特殊利益和照顾的故事还有很多。毛泽东对亲朋好友严格要求，并非不近人情。对亲友的困难，他常常解囊相助，毫不吝惜。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不能用作为自己谋私的利器。

　　对贪官：下决心处决他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各级干部牢记毛泽东的教导，绝大多数都能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抵制住了“糖衣炮弹”的攻击。但也有极少数人，在胜利面前以功臣自居，沦为贪污腐化分子，成为人民的罪人。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的代表。

　　刘青山，1916年生于河北省安国县。1931年参加革命，案发时为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张子善，1914年生于河北省深县，1933年入党。案发时任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两人都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遭受到严刑逼供而坚贞不屈。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是那种“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英雄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各级机关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开展生产活动，弥补经费不足。在这场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敛财，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青山直接贪污挥霍的资金达1.84亿元（旧币，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可购买小米110.4万斤）。张子善直接贪污挥霍的资金达1.94亿元（旧币，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可购买小米116.4万斤）。1951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对两人的犯罪问题进行了查处，并向华北局进行了汇报。11月29日晚，华北局向党中央发出电报，详细叙述了这个案件。

　　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写下一段批语：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1951年11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对这些为新中国成立而浴血奋斗的将士，毛泽东并非没有感情。但他深知，党内如果纵容了这些的腐败分子，来之不易的江山就会得而复失，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他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为进一步让党内吸取教训，12月29日，毛泽东批示《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罪行报道新闻稿。同时，他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转发了华北局关于组织讨论刘青山和张子善事件的指示。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市公审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一案，决定判处二人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腐第一案尘埃落定。

　　对自己：“不做寿”成为党的一条纪律

　　生日，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中国人过生日、做寿是一个传统。但“不做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纪律。毛泽东生于1893年12月26日，每年到这一天，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友总想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对此，毛泽东一概拒绝，甚至多次发出“不祝寿”的禁令。

　　1943年，毛泽东50岁。自年初开始，党内一些同志就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得知后，于4月22日复信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五十知天命”，五十寿辰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但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界并未举行任何祝寿活动。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特别提到了禁止祝寿的问题。他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为地名和街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重要规定。

　　1953年8月1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如何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在给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的毛月秋回信时，同意他来北京看他。但在信中毛泽东特别指出这只是“为了了解乡间情况”，“不是为了祝寿”。毛泽东还强调：“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

　　1955年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写信，建议不再为个人祝寿。信中说：“黄炎培副委员长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信，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国家要一个接一个地为多人祝寿。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废除已开之先例，我即把黄炎培的信在常委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用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一致意见。”1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处理。”

　　1956年8月，在审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毛泽东在“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这段话旁，批注：“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1963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为毛主席祝寿问题的报告时，批示：“两种形式都不搞，现在不搞，今后不搞，永远不搞。”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特别强调：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活动、同学习）吧！

　　1967年12月13日，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就庆祝毛泽东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周恩来请示报告。报告说，拟定于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一天举行隆重庆祝活动。12月17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写下了这样一句批示：“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毛泽东禁止祝寿，率先垂范，纯净了党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就在一封家书中写道：“现在不许做寿，做寿是无谓的花费，生日一年一度，无可度的理，北京已没有做寿的。”可见，禁止祝寿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蕴含着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新的时代条件下，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今天，重读毛泽东自我革命的故事，就是要在严峻的形势和挑战面前更加清醒，使党继续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