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忠：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

　　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要符合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否则，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也不例外，由于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认识不到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因而将革命引入了歧途。九十年前，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就是党成立后经过了十四年的艰辛探索，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深刻认识到了左、右顷机会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给党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之后，才终于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找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适合党和红军实际及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真理的结果。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教条主义者在军事、组织上的错误，终止了左倾错误路线，改换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入围了中央政治局，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有毛泽东参与领导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领导层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遵义会议无疑是党成立以来的一次生死攸关且极为重要的会议。没有遵义会议，让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路线错误继续发展而得不到纠正，仍将能结合红军实际且有与敌人丰富斗争经验的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中国革命有可能就此止步，党的历史就可能被改写，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的党中央和只有三万人马的中央红军不仅已筋疲力尽，还被敌人的近四十万大军，像铁桶一般被压缩包围在了只有几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随时都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

　　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一支被敌人困住了手脚行动受限又束手无策的军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敌人消灭。面对及其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逃生，无疑成了党和红军最迫切的任务。

　　左倾教条主义者刚愎自用排斥毛泽东铸下的大错，不仅使全军上下士气低落，希望渺茫，沉浸在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之中，也让毛泽东等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忧心忡忡。还在红军通道转兵的行军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就在担架上提出要纠正错误指挥的问题，他们是最早提出召开遵义会议的人。

　　随着党内大多数同志的不断觉醒，并逐渐看清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面目后，对其瞎指挥的容忍度也已达到了即将爆发的临界点，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曾怒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总司令朱德掷地有声的“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的呼声，更是说出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党内大多数同志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广大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的呼声更是不断地高涨，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感觉到他们的领导即将走到了尽头，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顺应党心军意，同意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