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遗产？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中给我们留下哪些遗产?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对于20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他是一百多年以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革命家。他的科学思想和革命业绩受到中国人民普遍的尊崇和肯定。他开创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扭转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将一个受西方列强压迫和封建制度统治的、四分五裂的、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统一的(除台湾等岛屿外)、初步繁荣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再度振兴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第一个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许多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方针、新政策。如关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用和平方法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战术，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关于党的建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十分艰难的理论创新过程。不难想象，把产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理论，运用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情况极端复杂的东方大国，是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和创造精神。没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作指导，只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东西，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解决前进道路上面对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想理论遗产。这些遗产，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仍然是我们遵循的治党治国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仍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

　　第一，毛泽东为我国确立的政治制度，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基础。这里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同时，毛泽东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奠基人。

　　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认为西方国家两院制的政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主张在中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证明，这是适合中国情况、代表性十分广泛、有利于发扬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毛泽东为我国确立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界人士，实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共同进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问题，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曾有人提出，政协的职权要相等或相当于国家机关。毛泽东明确指出：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质的。”“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早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主张过实行联邦制。在筹建新中国的时候，是实行联邦制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需要作出抉择的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毅然采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见。这一制度的建立，既保障了各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又维护了各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它的深远意义，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生的苏联等国家解体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人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总之，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对于有效地发扬人民民主，保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起了十分巨大作用。不但过去，而且今后，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些制度。

　　第二，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去寻找。毛泽东集中集体智慧，找到了这个路子，这就是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采取多种过渡形式，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采用激烈的一蹴而就的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出现要求过急过快、工作过于简单的毛病，恰恰是对这个道路的某种程度的偏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在社会震动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总的说来，生产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第三，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论的思想;在规划中国的长远发展时，提出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前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初萌芽;后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一系列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这篇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其中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几个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国家、集体和个人，中央和地方等，都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和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生命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以后，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承认和自觉地遵守价值规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永远不要剥夺农民，等等。毛泽东始终把农业和农民问题作为第一重要问题加以注意。

　　毛泽东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注意争取外援，其中包含有对外开放的思想。当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我们只能同苏联和东欧民主主义国家有经济联系和贸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也是努力争取同西方国家做生意，想方设法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1956年，他问法共总书记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设备、并教会中国人开动机器。”后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引进了39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毛泽东很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又指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这里讲的外国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第四，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两个著名口号。

　　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是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方针。他认为，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解决。真理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被发现的，真理越辩越明。这个方针，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总结建国初期几次学术批判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这个方针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很好地得到实现，而且出现了严重违反这一方针的情况，但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应当坚持实行的。关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说，向外国人学习也好，向古人学习也好，都是为了发展我国今天的科学文化事业。

　　第五，毛泽东是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奠基人。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观点和政策。他特别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这两条，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他指出，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都对祖国的文明做出了贡献，都应该一律平等。他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要求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又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是不可能的。

　　在宗教问题上，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形成有中国特点的宗教政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紧密相联系的。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通常要涉及宗教政策。毛泽东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将长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他强调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保证正常的宗教活动，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反对和防止境外势力插手我国的宗教活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

　　第六，毛泽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律有了深入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强调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观察，1956年国内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事，国外发生波匈事件，更引起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作出明确的论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地加以区别和处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这里，要特别讲讲“统筹兼顾”问题。这不但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方针问题，而且是关于整个社会全面发展的方针问题。所谓统筹兼顾，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类人群之间，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之间，等等，这些都要统筹兼顾。这对于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存在诸多矛盾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针。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阐明的上述观点，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解决各类社会矛盾需要遵循的理论依据和原则。毛泽东曾经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也包括“双百”方针)的意义，作过这样的说明：“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随后，他进一步概括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这种局面，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实现。今天我们应该努力去追求和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应当作为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和发展下去。

　　第七，毛泽东为我国制定了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

　　毛泽东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决策者和奠基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毛泽东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中国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时刻警惕地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他不允许侵犯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占中国的一寸土地。

　　建国前夕，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的三条外交方针，即：“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彻底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屈辱外交。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比较顺利地同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他在晚年，审时度势，果断作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揭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将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确立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这些原则，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外交中发挥着指导作用，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赢得了朋友，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第八，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又是国防现代化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决策和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等军种，建立了炮兵、通信兵、工程兵等兵种，完成了人民解放军从单一军种向合成军种的历史性跨越。毛泽东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也是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论述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时，提出要注意研究战时和平时的互相转化问题，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

　　1955年，毛泽东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作出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历史性决策，随后又陆续作出加紧研制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决策。根据毛泽东“大力协同”的指示精神，我国科研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集中力量，组织攻关，“两弹一星”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伟大成就，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它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周边态势，提出搞“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布局，并形成“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

　　第九，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毛泽东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本色不变质，如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毛泽东始终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

　　建国前夕，毛泽东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人民掌握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这个政权。用他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要作李自成”。这里的关键在于党。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失时机地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同时规定了一系列党内纪律：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提出这些要求，敲起这样的警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仍然是我们治党治国所必须实行的指示和应当严重注意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对于党沾染上各种不良风气的情况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刘青山、张子善一案被揭露出来，毛泽东亲自过问，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毫不手软，赢得了社会上的普遍赞誉。他发动的“三反”运动，整肃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和变质分子，纯洁了党风，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同时对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三反”运动中也出了一些毛病，主要是打出了许多假“老虎”，但都很快得到纠正。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的状况，发动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错误思想作风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发动广大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这是毛泽东在执政党建设上的一个重要尝试，其目的是要通过党外监督和群众监督来改进党风，克服党内的不良作风。尽管这次整风运动后来出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但是这种开门整风尝试反映了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总想找到一条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监督中推进执政党建设的道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但是，他提出的由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监督共产党，帮助纠正共产党的不良作风，则是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的每一个干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共产党执政以后，随着地位的变化，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如果脱离群众，革命就会失败。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共产党如果脱离群众，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建国以后，毛泽东不断地告诫全党，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指示我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毛泽东特别强调一点，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绝不可以摆官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他十分厌恶那种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他更痛恨那些贪污腐化的腐败分子，同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当美国的杜勒斯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问题时，毛泽东以他敏锐的眼光，及时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对策。他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准备用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历史证明，当帝国主义看到很难用战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便日益加紧进行和平演变这一手。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成为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遇到许多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卓越的决策能力。毛泽东经常讲，领导者要多谋善断，不能优柔寡断。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充满着变数。毛泽东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一个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捕捉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在充分估计各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果断地作出决策，或者及时地调整工作部署。

　　(二)过人的预见能力。他常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见性是对领导者的一个考验。他要求领导者要在事情还处在萌芽状态之中就有所察觉，“风起于青萍之末”就能知微见著。毛泽东的预见能力，建立在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的全面把握之上，不但要了解它的现在，还要了解它的过去，这样才能预见到它的将来。同时，还建立在对某些征兆的洞察力上。一个事情刚刚露头，还处在萌芽之中，毛泽东能够以特有的敏感预见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而采取果断措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很强的应变能力。毛泽东考虑重大问题时，同时估计到多种可能性，准备多种应变措施。对许多问题的应变措施，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上，而是作最坏的打算，去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一旦情况有了变化，才能把握主动权，不至于被动慌乱。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这种应变能力更多地体现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常常在不利的情况下，他会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思路和办法，摆脱困境，变被动为主动。

　　(四)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毛泽东在处理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时，首先要考虑国际环境，估计国际形势的变化。建国之初，在筹划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时，他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在作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时，首先考虑国际形势，估计到至少可以有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时期。他发动“大跃进”的考虑之一，也是想抓住当时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条件，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把中国建设成强国，以争取主动地位，尽管这次努力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招致重大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他意识到世界科技发展已经进入原子能的时代，作出搞原子能研究的决策。在提出两类矛盾学说的时候，他不仅总结了国内的经验，也总结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五)抓大事，抓关键，抓典型。毛泽东是战略家，善于在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局面中，抓住主要矛盾，抓紧最关键的问题，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非抓出成效绝不罢手。亲自督促检查，凡执行好的，通报表扬;执行不力的，加以督促;漫不经心、置若罔闻的，通报批评。有时好的、坏的一起通报，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总是在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问题，集中主要精力加以解决，同时兼及其他，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由此推动工作不断前进。抓典型(包括好、坏两种)以推动全盘工作，是毛泽东最经常采用的方法。他说：“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

　　(六)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毛泽东说过，调查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他更重视和提倡下马看花，即深入基层，抓住好、坏两种类型的点，作由历史到现状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1961年，他亲自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农村基层作调查，为制定“六十条”提供第一手根据，就是一个范例。

　　(七)注意总结经验。特点之一，是从这些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上升到哲学高度。他在对“大跃进”受挫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反思之后，更加强调认识论，强调主观必须符合客观，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建设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命题，写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短篇。这篇短文，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谈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突出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正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

　　以上，我们列举了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为我们留下的一些宝贵遗产。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在毛泽东建国后的大量文稿中，还有很多重要的、精彩的思想，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这些遗产，也包含着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集中了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至今仍在发挥着指导作用的重要方面。

　　(本文原载逄先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出版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