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革命者，也是传承者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作为文明主体探索自我道路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国际以及他的代理人，而是成长于这块土地之上的炎黄子孙。

　　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与主力军，不是照搬于苏俄与西方的城市劳工，而是占据社会绝对力量的农民与工人，它的文化内核是中国历史代际传承的民本思想。

　　中国革命的主战场，不是中心城市，而是农村。

　　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不是象棋兵对兵、将对将式的捉对厮杀，陈兵布阵，城市攻坚。而是先易后难，先弱后强，围棋式的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革命的文化思想，是《易经》所表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即天道，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自强不息，“自”是文明的主体性，“强”是文明的进取精神，“不息”是天道有恒，人道有恒，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坚持与实践。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一个数字密切相关：一。它是契合，是自洽，是生生不息。

　　《易 系辞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相比之下的辛亥革命，革命理论、领导者、实践主体、战略思想从来都没有完成整合，东拼西凑的系统架构从一开始就存在逻辑冲突，系统的崩溃是必然结果。

　　土生土长的中国领导者、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教员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场契合社会运行规律的天道共鸣。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文化传承的胜利。

　　教员一生的历史，致胜的秘密是什么？不是天机，是文化，是学以致用。是文脉的传承，是文脉魂魄的觉醒与应用。

　　教员是上世纪人类历史最大的变数，这个变数在于他用文化传承反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新天地。

　　教员身负湖湘学派的传承，把体和用做到了极致，体是文明主体，用是实践之学，把实践做到了极致。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的阶级分析，他的农村调查报告，他的农村包围城市、他的矛盾论，他的论持久战，他在决策抗美援朝时钢少气多的评论……每一篇章都是朴实无华的至上心法，把一个个强大无比的对手斩落阵前。

　　在他之前，中国的时代使命是终结满清奴化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奴才制秩序与奴性并没有完全清除，中华民国建立，半殖民地社会的亿万国人，国格与人格仍然是不完整的。

　　从1921年7月年到1935年1月，中国革命真正的领导者是共产国际，马林、鲍罗廷、李德、博古、王明……这些人是在执行共产国际中国区的抽象的革命业务，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列强肆虐、军阀割据亿万百姓艰难求存的日常。

　　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正确诊断中国社会这个文明主体的病因，更无从对症施治。直到教员看到这个社会的真正结构，亿万农民被牢牢锁死在土地之上，其上是地主、反动政权和列强。城市是管理节点，不是胜负重心。他给出药方是工农并重、建立根据地，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他做出这些判断的依据是历史与文化，盛衰之根，唯土唯民。人民和土地才是决定历史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病症，当然开不出有效的良方，他们只会一味套用城市斗争和阵地战的神学教条，越打越弱。从一场失败走向另一场失败。

　　中国革命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在遵义会议之后才真正瓜熟蒂落，而中国革命独立自主的理论与实践，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秋收起义时已付诸实践。

　　中国革命始终是文明主体的自我叙事与自我演进，分析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给出对症的解决方案，确立革命的中国本体属性，而非共产国际中国区的社会运动，拿回主导权与主动权，自己解决问题，自己主导命运。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于文明主体意识的觉醒，文明主体积极付诸行动。文化传承反哺革命，确立主体性与主动性，建立根据地，自建秩序，自执命运。矛盾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根据地的主体是农村与边远区域，不是中心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是内，城市是外，先内化，再外化，质变叠加量变，最后是顺天应人的瓜熟蒂落。量变引发质变的说法是不恰当的，质变决定性状，量变决定规模。同质累积的量变才有意义。

　　教员领导的中国革命，理清了领导者、主力军、战略方针之后，如同打通了中国社会的任督二脉，激发了源源不断的深厚内力，由弱变强，逐渐积累战略优势，天下归心。

　　作为革命者，他是从容的。作为传承者，他是孤独的。

　　作为革命者，他团结了占据社会人口绝对份额的农民和工人，依托他们，完成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工业化建设。

　　传承者的使命是文化复兴。是范仲淹口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张载笔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他主导的那个时代的为人民服务，是雷锋和焦裕䘵。

　　时代的楷模需要时代的生态，传统中国长治久安的社会生态基础是圣贤君子的泽被天下，无数仁人志士一起向社会提供负熵，向整个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生机与活力。而在唯利是图的社会生态中，整个社会都在掠夺与索取，生生不息的生态基础每一分钟都在趋向崩溃。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广为流传的语句表面上是在突出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本质却是突出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化即教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晋级之路也是从自我约束开始的。这种自我约束即是文化人格的内化，是自我的内在秩序，无数自我的内在秩序同频共振之后，就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秩序与文化生态。在这方面，传统中国基于修齐治平为代表的文化社会生态是极为高效与稳定的。中国的文化生态图谱上不只是书生士子，渔樵问答，贩夫走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身入世之道。

　　满清的奴化统治摧毁了读书人乃至全社会的文化人格，自我的主体性和进取心都被框定在奴性的枷锁之内。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所展示的“温良恭俭让”和李毓秀的《弟子规》一样，同样也都被框定在奴化的框架之内，彰显的不是“中国人的精神”，而是奴性，他们的作品中缺少了秦汉唐明的阳刚之气与进取之心，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奴化统治的产物，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一个奴才培养更多的奴才。鲁迅笔下的那些奴化后遗症患者，他们共同的症状是自我意识的缺失，没有进取精神，失魂落魄，生机全无。

　　鲁智深在圆寂前悟道，留下偈子“钱塘江上潮信来，如今方知我是我”。

　　五四运动常常被视作中国人的觉醒时代，实则不然，五四运动的本质是西化与西式的现代化，是中国精英群体在彷徨与呐喊之后为自己寻找的路径。

　　百年之后再回望那个绝望的时代，更像是落水者溺死时看到驶近船只时，被情绪放大了的得救喜悦。

　　这一条路并没有觉醒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与文化人格，而是异化了中国的主体意识与文化人格。

　　同样的，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先驱者，是寻道者，也不是真正的觉醒者。真正的觉醒者是身负文脉传承的教员。他知道何为我，何为他者，也知道何为主义，更知道如何把主义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这种内化的能力源于传承文脉的滋养，马列学说的源头本身就在先秦诸子的大同思想，源于历代贤能的仁政实践。只知学，不知化。只能成为影子，无法成为自己。

　　华夏民族作为这片大陆的文明主体，其文化基础源于历史与传承。关于“我”与“他者”同样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课题，

　　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我与他者的区分。西化的本质是夷变。是把“我”变成别的东西。

　　土地革命和工业化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为基础，文化复兴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黑奴在制度上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满清，三百年的奴化统治，留下的是亿万文化主魂缺失的麻木看客。接下来是一百多年一波又一波冠以“现代化”、“国际化”的西化运动。

　　在文化复兴成为历史使命的时候，这个文明主体的文化神魂，不仅是残破的，也是被夺舍的。剃发易服是奴性驯化，胡适是西化的表现，博古王明是西化的另一种表现，开放时代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亦是如此。它们都在持续解构文明的主体性与进取意识。

　　要在这种在奴化与夷变基础上实现华夏文明的复兴，犹如把被二向箔摧毁的太阳系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相比朱明的再造华夏，这一次，更加艰难无比。教员是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华夏文脉在近代中国的绝地逢生，而华夏文化的复兴则需要社会现实中亿万传承华夏文脉的黎庶百姓，这是重塑神魂的文化工程，是新中国扫盲运动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最艰难的工作。我们一直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传统文化现代化之前要在每个人的心中先种下文脉的种苗。

　　辛亥革命部分解决了中国人不做满清奴才的问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解决了中国人当家做主的问题，文化复兴要解决重塑中国人文化神魂的问题。

　　满清的奴化统治，剃发易服，魂飞魄散，造就了愚昧僵化的奴才人格；五四和开放时代的西化运动，塑造的是西式现代化的异化人格，其文化内核是西方宗教神学和文化种姓制度。中国人的文化人格，是自（主体意识），强(进取意识)、公（天下观，集体意识与社会秩序）、义（自我规范，行为逻辑）。

　　修齐治平、义利之辨、 华夷之辨、 名实之辨、君子小人之辨是华夏文明亘古不变的基石，不仅适用于现代，不存在古今分野，放之四海皆准，是衡量文明与非文明的不易尺矩。

　　圣贤也好，君子也好，他们是事实上的社会精英。相比于芸芸众生，他们深谙社会盛衰之道，身怀天下，能从全局与发展的角度来治理国家。到了教员这里，进一步发展了“士农工商”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用“工农兵”或“工农商学兵”的现代社会分工从根本上消除精英的阶层特权。这是真正的民本主义与平等理念。西方所谓的精英政治则是贵族治理平民的现代奴隶制，享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分裂与对立是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这是其宗教神学精英政治的文化内核决定的。

　　用文明主体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全然不同的源与流。

　　文明的主体是人，是人的文化神魂， 是国族之祀。所谓的理论、制度、主义、组织本质上都是工具。工具的作用是服务于国家与人民，工具不应该被置于被信仰的位置。华夏文明的中心是人，不是神化的主义或制度，制度本身不会自动输出公义、公平、公正。真正应该被传承的是文明的主体性，文明的进取性，文明的服务对象。

　　在这个时代，WTO、七国集团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一带一路、上合组织是“我”作为文明主体的世界秩序，体现“我”的文化，“我”的价值观和“我”的意志。两种秩序，两种文化、两个时代，两个世界。

　　要走什么路，最终是文化决定的，是文化所塑造的人所决定的。今天中国人走过的路，过程虽有曲折反复，最终仍要回归他所开辟的道路。

　　他是革命者，更是传承者。在文化复兴的当下，需要亿万国人从历代圣贤的经典中，从教员的著作中重新接续华夏文脉，重新凝聚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重塑华夏民族的伟大神魂。

　　对他和他所开辟的事业理解的越深，我们越能真正理解这个源远流长的伟大文明，也才能真正塑造经天纬地的文化人格，做他合格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