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野中的王道

　　主席晚年，针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形势，曾提出著名的三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三句话脱胎于元末谋士朱升向朱元璋建议的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前两条“深挖洞”（加强战备）、“广积粮”（经济建设）相差不大，第三“不称霸”则意味深长，主席只申明中国“不称霸”，并没有排除“王天下”的可能。如果把“以仁德治天下”的“王”解释为“仁德治下的和平”，或更进一步，解释为“全球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主席对新中国的“王道”在全球大调整过程中的作用，也许抱有一种深刻的期许。

　　无独有偶，法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也提出：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是唯一道路，中国代表另类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模式将主导世界。

　　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可复制，这本来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常常为世人所忽略。有些甚至提出，跟美国搞好关系、学美国这一套才能发达，实际上这完全是不懂历史的胡言，从原理上讲，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就不可能是普世的。这一点，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西方现代化的启动以大规模灭绝、奴役、压制其他种族为前提，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游戏”：赢家所得也就是输家所失。从1500年地理大发现时代到18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取得的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是以海外征服、殖民和掠夺，包括在美洲重建奴隶制为代价的。正是在这近三百年时间里，西欧积累了资本，开辟了市场，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这种带有特定前提的现代性模式，对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来说，难道是可以模仿的吗？

　　非西方国家之所以走不通西方道路，不仅是出于道义的原因，而且是由于非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之前，就被西方夺取了它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内部和外部条件——从海外无偿汲取资源和财富，同时排泄出被淘汰的过剩人口。更重要的是，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还处于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甚至像俄国这样的“半欧洲国家”，到1917年，其工业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来自外资，同时，外资还控制了俄国50%的煤和石油、60%的铜和铁以及60%的焦炭产量。它们的工业化之路早就被西方发达国家阻挡了。

　　20世纪初的俄国，同时具备欧洲的头脑——欧洲最优秀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以及亚洲的处境——专制主义政治和半殖民地经济。所以，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俄国爆发，并非偶然。由此，形成了俄国的放大版——苏联，苏联开启了第二条现代化道路，带动了众多欧亚国家。

　　借助暴力革命，摆脱西方支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动员，依靠自我积累，实现工业化——这正是20世纪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到1981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为美国的80%以上，20几种主要工业品，如电力、原油、钢等项产品的产量均大幅超过美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力量也明显赶超美国。冷战的实质，正是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对峙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