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野中的王道

　　主席晚年，针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形势，曾提出著名的三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三句话脱胎于元末谋士朱升向朱元璋建议的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前两条“深挖洞”（加强战备）、“广积粮”（经济建设）相差不大，第三“不称霸”则意味深长，主席只申明中国“不称霸”，并没有排除“王天下”的可能。如果把“以仁德治天下”的“王”解释为“仁德治下的和平”，或更进一步，解释为“全球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主席对新中国的“王道”在全球大调整过程中的作用，也许抱有一种深刻的期许。

　　无独有偶，法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也提出：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是唯一道路，中国代表另类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模式将主导世界。

　　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可复制，这本来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常常为世人所忽略。有些甚至提出，跟美国搞好关系、学美国这一套才能发达，实际上这完全是不懂历史的胡言，从原理上讲，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就不可能是普世的。这一点，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西方现代化的启动以大规模灭绝、奴役、压制其他种族为前提，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游戏”：赢家所得也就是输家所失。从1500年地理大发现时代到18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取得的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是以海外征服、殖民和掠夺，包括在美洲重建奴隶制为代价的。正是在这近三百年时间里，西欧积累了资本，开辟了市场，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这种带有特定前提的现代性模式，对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来说，难道是可以模仿的吗？

　　非西方国家之所以走不通西方道路，不仅是出于道义的原因，而且是由于非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之前，就被西方夺取了它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内部和外部条件——从海外无偿汲取资源和财富，同时排泄出被淘汰的过剩人口。更重要的是，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还处于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甚至像俄国这样的“半欧洲国家”，到1917年，其工业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来自外资，同时，外资还控制了俄国50%的煤和石油、60%的铜和铁以及60%的焦炭产量。它们的工业化之路早就被西方发达国家阻挡了。

　　20世纪初的俄国，同时具备欧洲的头脑——欧洲最优秀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以及亚洲的处境——专制主义政治和半殖民地经济。所以，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俄国爆发，并非偶然。由此，形成了俄国的放大版——苏联，苏联开启了第二条现代化道路，带动了众多欧亚国家。

　　借助暴力革命，摆脱西方支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动员，依靠自我积累，实现工业化——这正是20世纪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到1981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为美国的80%以上，20几种主要工业品，如电力、原油、钢等项产品的产量均大幅超过美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力量也明显赶超美国。冷战的实质，正是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对峙和竞争。

　　与此同时，冷战的架构也为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其典型代表就是所谓亚洲四小龙。

　　由于东西方阵营对峙，四小龙作为西方阵营的成员，加入西方经济体系和产业分工，为西方市场生产中低端产品，并沿着产业链向上缓慢攀升。例如香港，区区弹丸之地，但在六七十年代，其收音机、成衣、玩具、手表等产品的出口量均曾名列世界首位。在冷战的地缘政治结构下，香港依靠给西方国家打工，赚取利润，到1979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385.7美元，是同期英国的大约70%。七八十年代，正值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一方面将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内地，另一方面以内地为依托，发展金融、贸易、运输、旅游、房地产等服务业，从而使其经济顺利转型。作为一种现代化道路，在这方面，四小龙的情况并无本质不同。

　　这种模式，即加入西方经济体系和产业分工，为西方提供低端产品，然后寻求产业升级——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例如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和人口，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尽管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同香港一样，为前英国殖民地，但并不能效仿香港的致富之路。原因很简单，西方主人所需要的贴身仆役或贴身侍卫名额有限，过多人口的涌入，将危及西方经济体系和产业分工的结构和秩序本身。反观近年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对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强劲冲击，这一点不难理解。

　　因此，不需要等到冷战结束或21世纪初，早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就存在着三种现代化道路——以西方老牌工业国、亚洲四小龙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分别是主动-掠夺型现代化、依附-打工型现代化、自主-造反型现代化。三者之间，也并非像马丁·雅克所说，仅仅是“在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方面”存在差异，而是在现代化的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方面截然不同。如果说存在着什么“现代性竞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竞争”。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对西方老牌工业国构成全面的挑战。

　　很容易理解，《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法国作者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并刻意贬低其现代化水平，例如说：“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第9页）实际上，由于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迥异于西方，其统计口径和标准也不同于西方，因此在城乡人口和人均GDP方面并不具有可比性。真正重要且可以比较的是科技实力。在这方面，尽管苏联还没有全面超越西方，但在卫星和载人航天等重大科技领域，苏联当年曾领先于美国，并给美国朝野带来极大震动，甚至导致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至于马丁·雅克所谓“如果没有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地会进一步延迟”（第58页）的判断，就更是颠倒了中国革命和工业化、冷战以及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时间顺序和历史因果。

　　从原理上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对外汲取，也不向外依附，当然是最合理、最可效仿的现代化道路。但从实践层面看，这种道路仍难以复制，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条件造反，并不是所有造反都能成功，特别是并非所有造反都能保持其成果，而不被强大的西方阵营所颠覆。

　　尽管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基本观点，贯穿于《当中国统治世界》全书，构成了其论述的前提，值得专门讨论。

　　自1840年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过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前，相对稳定地持续二三十年的发展模式有晚清的洋务运动（1861-1894）和毛时代的社会主义（1949-1979）。晚清洋务运动是以国家力量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工业和一般工商业，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论，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到东亚的时代，以传统皇权-官僚阶级的制度文化吸纳、统摄、驾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孔孟创立了原始儒学，到西汉统一国家确立之时，经董仲舒杂揉道、法、阴阳诸家，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此后，到中国古代后期，以宋代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消化佛道学说，实现了儒学的第二次综合。“中体西用”，是企图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兼容西方科技商业文化，此举如果成功，将成为儒学的第三次综合。但是，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检验，洋务运动宣告破产。而与“中体西用”相近的发展模式却在日本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所谓“和魂洋才”，即以本土民族文化和精神为根底，同时学习、输入西洋科技、文化和制度。这曾经是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的发展模式。

　　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以暴力革命剥夺旧中国的高消费阶层，以其财富份额作为投资新工业的资本金，并在苏联的短期援助下，启动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由于中国不能从外部无偿地汲取资源和财富，只能上下一心节衣缩食，低消费、高积累。为此，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长期保持城乡二元结构，以农业剩余支援工业积累。但是，这种独立自主完成现代化的模式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即精英集团必须长期克制自身，在艰苦环境中与大众同甘共苦。因此，建国以后，中共多次发动政治运动，直至开展文化大革命，意图之一就是清洗和整顿精英集团，使其保持理想和士气。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自主建设，到70年代，中国终于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当中国社会即将转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时，文革结束，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宣告终止。

　　改革开放使传统社会主义，经过80年代的过渡，到90年代形成一种混合型的“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也可以说，从以往中国特色的“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的“东亚模式”转变——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长期分享这种模式。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后，逐步形成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1993年出口增长只有8%，人民币贬值后，1994年即达31.9%，以后连年快速扩张，直到2008年7月。这种出口导向同样是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特征。实际上，由于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大、增长时间长，所以，应该说中国才是东亚模式的集大成者，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以政权力量强制维持社会稳定，国家主导国民经济，鼓励外资和私人投资，压低人力成本，以中低端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此过程中私营经济成长壮大，并形成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与美国则结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济连体结构。

　　《当中国统治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议论不出上述概括。我与作者的原则分歧只在于以下问题：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这个问题可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以国家力量为资本增值铺平道路，包括长期压低劳动成本，其经济上的含义必然是国内消费不足以支撑生产，从而大规模依赖海外消费者。但是，中国非四小龙可比，以中国庞大的产能冲击世界经济，一是国际市场空间有限，因此出口的增长长期看必定是不可持续的。二是掏空发达国家的中低端产业，其失业贫困人口将造成大量借贷消费和政府支出增加，长期看必然危及金融-银行体系。因此，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实际上也是中国与美欧长期经贸互动的结果。中国继而用政府大规模投资代替出口，以拉动经济增长，则同样不可持续。

　　第二，国家长期按照资本逻辑致力于经济发展，一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工阶层，其实际收入所占份额随经济增长过程而递减。而且，由于缺少起码的组织形式，劳工面对资本处于绝对劣势，迫切需要获得集体谈判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必然会遵循其阶层特有的意识形态，即政治自由主义，因此将在其社会经济的地位基础之上，不断提出社会政治的权利要求。这两个方面，对传统治理方式和政治体制日益构成压力，这种压力的矛头所向就是保障当前社会秩序的强政府。

　　目前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甚至中国政府对这一点也并不讳言，因而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其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国内生产-消费的大体平衡是“转变”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这个“转变”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涉及社会利益结构，并最终取决于社会力量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又谈何容易。

　　冷战时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力量，迫使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劳资关系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做出较大让步，从而缓解了其社会矛盾。冷战后期，“撒切尔新政”、“里根革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公共开支和福利开支，减税，增加企业和个人自由等。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等事变，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在全球推行几十年，走向极致，资本自由流动，资本逻辑组织生产、流通、消费。实际上，悖论的是，正是由于缺少了对立阵营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有效制约，或者说，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胜出，反而大大缩短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延续的寿命——因为全球化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资劳力量的高度悬殊，资劳关系的全面恶化，从而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极度失衡，这作为最终原因，导致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因此，目前，应该说世界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固然需要“加快转变”，全球经济政治结构和秩序同样需要“加快转变”——简言之，因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再也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了。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依靠汲取外部资源和财富，来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早期是直接使用军事和殖民手段，晚近是凭借高科技和金融手段。因此，一旦西方这种从外部汲取资源和财富的活动中止，甚至反转向外输出资源和财富，也就是说，一旦西方被迫停止扩张，出现逆转，那么，西方现有的制度和文化，包括运转有效的福利体系、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就都可能趋于解体。

　　从历史上看，西方之所以面临这一前景，首先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列强，继而苏联的崛起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同时冷战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旧殖民帝国，最后，是中国等国家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主要的挑战国家，从时间顺序看，则呈现从西向东迁移的规律——先是欧洲的德国，接着是横跨欧亚的苏联，最后是东亚的中国。

　　实际上，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领先于其他文明体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技术优势，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东西方之间在技术领域出现了严重代差。从历史上看，铁器、马镫、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等的发明和传播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布局，而技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可复制、可模仿、可传播，现代技术也同样如此。因此，一旦技术不再为西方所垄断，西方的领先地位便将迅速失落。本来，各文明体的时差，各文明体成长变迁的巅峰期与低谷期就是此起彼落的。在历史上，西方基督教文明曾长期落后——不但落后于伊斯兰文明，更落后于中华文明。因此，从历史长周期看，西方文明的衰落，甚至再度回到落后边缘的处境，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文明体——目前是中国，将简单地取代西方的地位。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将日渐强大，半个世纪后崛起为世界大国，很多方面甚至要快得多。”（第287页）因此，“西方将吞咽这一进程最难以接受的苦果，因为它会发现自己的历史地位将被中国取代。”（第325页）需要说明的是，世界霸权更迭这个话题进入中国战略思想界的视野并不太晚，15年前，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就曾以乔治·莫德尔斯基的理论为参照，集中探讨过国际政治长周期和新的“世界领导者”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全球发展模式在今后几十年将面临根本调整，因此未来霸权的转移并不会遵循以往的方式。简单说，由于巨量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中国的崛起必然会突破全球资源和环境的底线。因此，以人均能耗、人均资源消耗量为标志的发展模式和文明标准，必须根本调整。进一步说，持续三百年，以追求线性增长为特征的现代性本身，必须被超越，人类将回归到一种罗马俱乐部所说的“均衡状态”，即人口和资本达到稳定的状态，出生率=死亡率，投资率=折旧率，类似于在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简单再生产。实际上，到2009年，全球人均产值已接近9000美元，足以使每个人都能享有丰衣足食的生活。关键在于制度的调整。

　　在历史上，中国的春秋战国、欧洲的希腊罗马，都曾经历过人口和资本的扩张期，之后扩张期结束，回归于一种“均衡状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方式，在东西方都持续了一两千年。未来几十年，我们将抵达一种新的“均衡状态”，这是解决全球资本主义困局的唯一出路。而抵达“均衡状态”所需要的相应的制度安排，一定是全球社会主义。这种全球社会主义需要三个前提：第一，全球资本主义，包括其金融、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价值观的总危机；第二，美国霸权的彻底衰落；第三，建立真正代表全球利益的世界政府。这种全球社会主义将按照计划（非市场导向）、为了使用（而不是利润）而生产，并将扬弃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在平等与自由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在见证历史。如果有识者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那么2020或为中国王道事业之开端。反之，如果不去争取主动权，一味沉浸于所谓美伊之争再给中国10年机遇的莫名喜悦中，将主动权操诸敌手，则事态发展将很难说。

　　何谓王道？四个字，就是富国强兵。就是尊王攘夷，重建中央集权；就是动员下层，改造上层，建立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变官僚政治为人民民主，同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

　　何谓王道？就是与英美式的霸道相区别。英美式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富国强兵之道。英美之富强，并非庸人所以为的实行了议会民主，而恰恰是通过实施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力量，从而实施了一场深夜的财政金融改革，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王（即国家）从以往的虚君，如今掌握了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在某种意义上称王称霸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要行西方国家的霸道，要行中华文明的王道？

　　因为我们考察某一发展模式，不能不考虑其具体所处之发展阶段。英美等国发达在先，就把后进国家的道路给堵死了。连作为第二梯队的德意日等尚且不能不另辟别径，何况中俄？不是中俄不想学习西方，实在是这条路已经被西方堵死了。

　　英美在自己的国内也是如此。先富者把后富的道路堵死了。最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最终每个人都成为别人的敌人，不待敌国相争，就落入了人相食的亡天下境地。

　　我们再次强调，这不仅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因为这种模式自身的原因。

　　除非中国实行王道，把五千年中华文明、现代中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上升为一个理论整体，以此证明中国发展的合法性。这样，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水平才能转化为信用。

　　王道，即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亲民，与民同心，走群众路线，方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只有亲民，方能明明德。今日又有学者教人读孔，甚至有呼吁恢复地方贤达的。他们所说的读孔，并不是要大家学习那个作为改革家的孔子，而是读点满清的三字经弟子规，教人安于做奴隶，好供他们役使而已。其实他们对中国老祖的遗产何尝有所了解？书架上大部头的经典从未开封过。更何况仅靠老祖宗的遗产，确实也不能解决富国强兵的问题。否则，一百多年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知识精英向外求索了。要知道，从魏源以来，知识精英实在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最后还是湖南老乡一举扭转这千年的大败局。而毛的基本办法，是实行王道。他的王道，是结合中国先贤和马列主义的王道。由于历史所限，他的一些做法，未必尽善尽美，但谁人能否认，他以一介平民、教书先生，实现了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大翻盘。今天之论者，既不屑于毛王道的创新和现实意义，又对英美的霸道仅知皮毛，纸上谈兵，全无一策。比起圣母程心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但是，人类不会感谢罗辑。

　　此王道，即中国先贤所述之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毛晚年所思之念之，并不惜打破原国家框架而力图建立的新社会，也就是先贤的大同之世。可惜毛多次印大同书示之同僚，而知者了了。毛多次号召大家读点马列，最后也只能叹息说我党懂得马列的没有几个。但他的苦心孤旨，竟在民间有了知音。这也就是古人说的，礼失而求诸野吧。我想他也是预见到的，所以他会说，中国应该在人类历史上作出较大的贡献。的确，全世界，不唯是亚非拉国家，都在期待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冲突这个历史难题。

　　自毛逝世之后，中国一度偏离王道，因此令世界之有识者大为失望。但他们也失望得太早了一些。因为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又重新走上了探索王道的新路径。这倒也不能归罪于西化派鼓吹的无力，而是因为客观历史条件所导致的。中国绝不会走英美的霸道，因此中国的复兴，不仅仅是国家的复兴，也不完全是民族的复兴，更是文明的复兴。因此，国际上有识者称中国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这是深悉历史的深刻之论，较之中国自己的西化鹦鹉们高明何止径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