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泮泉：毛主席不是救世主，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纪念毛主席，纪念毛主席130周年诞辰，顶顶重要的，不是怎样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而是要在理论上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特别要沿着毛主席开创的不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胜利前进；更要在实践上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尽一切努力，奋力争取、不断推进、有效地行使好监督政府与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事业这两大项最大、最根本的权力。
毛主席一生的实践，归纳起来就是两大项。一是领导人民打天下；二是让人民坐天下。而让人民坐天下，毛主席则致力于两件事，一是让人民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二是让人民积极参与到管理国家、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工作中去。而做好这些工作，毛主席一生中都在致力于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工作。这同走资派与一切敌对势力都千方百计地要把人民群众打成一盘散沙恰成鲜明对照。毛主席一生中在理论上的最伟大贡献也有两大项，一是他系统地总结并终生坚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能够成为人民的大救星，原因一点儿也不神秘。唯一的“秘密”仅在于，他能够熟练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我们党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古语说得好，“人人皆可为尧舜”，毛主席更是直接说，“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来。我离开以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 今天，要解决中国与世界存在的一切问题，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开辟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地胜利前进，归根结底，也只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动员、团结、联合、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同样不能依靠神仙、皇帝、救世主……
毛主席不是救世主，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待续）
在全国上下深切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不能不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无论生前多么风光，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了，除了少量亲友，其他人都会渐渐地把他忘记；即使这少量亲友，逐渐淡忘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大概只有一个人不同，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四十多年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甚至，毛泽东热还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向前推进。可以预料，只要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还没有在全党与全国完全回归正途，毛泽东热就没有止息的时候，直到把一切反动势力统统彻底地扫进坟墓，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敌人，包括隐藏在党内的敌对势力，竭其所能地歪曲他、造谣污蔑他，仍然无法损害他老人家一根毫毛。可以预料，即使再过亿万斯年，伟大的毛主席在人类历史中的崇高地位仍将是不可撼动的。
这是为什么？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首响亮的《东方红》，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世世代代，将永远都是时代的最强音，也唱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毛主席不是救世主，却将永远是人民的大救星！
现今的敌对势力总是要竭力把大救星与救世主混淆起来，千方百计地诋毁毛主席，阻止人民纪念伟人的正义举动，甚至以“绝密文件”等谣言做掩护，公然与人民为敌，偷偷摸摸地损毁人民群众自觉集资树立起来的毛主席雕塑，企图抹掉人民对自己领袖的记忆与崇敬。虽然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无损于、且更有利于磨砺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其实，大救星与救世主二者是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后者告诉人们，不论你怎样受苦受难，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上帝终究会来解救他的（这当然都是骗人的鬼话）！后者则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全靠人民自己救自己，并不断地向人民大众指明自己救自己的路径，亲身领导人民群众自己救自己的伟大斗争，甚至逝世以后，他遗留下来的思想财富仍然能够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并不断地取得胜利，包括在对最凶恶敌人的斗争中无往而不胜！
01 立志出乡关，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主席出生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灾难深重旧中国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亲眼目睹了乡亲们遭遇到的种种艰辛与苦难；当地豪绅勾结官府欺压百姓的种种恶行；以及反抗它的不易；十分痛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在信佛母亲影响下，他很想尽其所能地同众乡亲一起斗争来改变现状，救苦救难。但人微力薄，很难如愿。1910年，年仅17岁的毛泽东怀着改变现状的理想，给父母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自动放弃艰辛而相对平静的生活，同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一样，开始了到外面去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直到1912年，毛泽东来到长沙，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这个新的学习天地，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世界大地图，惊奇与震撼之余，他知道了世界有多大、中国在哪里；看到偌大的长沙市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家乡韶山冲则根本看不到踪影，知晓了单单改变韶山、甚至单单改变长沙市与湖南省还远远不够，逐步坚定地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理想。
这时的毛泽东，既无显赫的家庭背景，又没有任何社会资源与人脉，也没有受到强有力的高人指点，完全出于自觉自愿，态度之坚定，一生无悔。他先后就读于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堂、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期间，正赶上辛亥革命爆发，毛主席还曾弃笔从戎半年，成为湖南新军里的一名普通列兵。1913年3月，毛主席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此期间，毛主席在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的同时，广泛接触了当时流传于世的各种思潮，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最终在1918年，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正遇上“十月革命一声枪响”，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安排下，来到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做图书管理员。借工作便利，毛泽东广泛阅读，接触了大量西方思潮中的先进思想，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和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特别是深受李大钊、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两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刊物的影响，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又在第二次进京时，阅读到了对他影响极深刻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三部著作，在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的同时，与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终于让年轻的毛泽东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基础，取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世界观，很快就在毛主席的灵魂深处，深深地扎下了根。其显著标志就是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他联络的大量同学和民众一起，组织成立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民学会，从事了反对封建军阀张敬尧反动统治的斗争，并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口号。毛主席满怀激情地指明，“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主席还振聋发聩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与核心，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与根本。现在想起来，这个“民众大联合”的口号，不仅可以同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相媲美，而且比这两个人人皆知的口号更通俗，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尽管人们至今还没有注意到、更没人想到与提到这一点。由此，唤起民众，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最充分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自己救自己”，就成了毛主席毕其一生的工作，更应该成为我们党、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奋力做好的工作。毛主席作为人民的大救星，也在这个“民众大联合”声中正式起步了。
02 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紧接着，随着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不断展开与工人运动的兴起，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相结合，毛主席就同南陈北李一起，直接参与到组织缔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去，并亲自出席了中共“一大”。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强调，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清楚明确地表述出我们党原生态的初心与使命。毛主席最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不仅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始终把党的初心使命牢记心头、付诸实践，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晚年，毛主席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呢？因为毛主席深知，自原始的氏族公社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进而消灭一切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历史使命的。即使在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整体上已被消灭，但作为原有剥削阶级的个人已然存在，剥削阶级思想仍然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情况下，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松懈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就会死灰复燃；“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广大人民群众就会重新跌入受苦受难的深渊；共产党人与革命人民以前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就算白流了！一切均须从零开始。所以，只要阶级与阶级斗争存在一天，“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应该成为我们做好一切工作而时刻不能忘记的座右铭。
然后，毛主席就积极投身到“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的工作，直接参与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罢工斗争，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又趁回韶山养病之机，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并积累起了推动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领导工农运动与深入实际考察的伟大实践中，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自己的亲身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巨著。前者，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深刻地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后者，毛主席则站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在对当时湖南全省几个主要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宣传下深入开展起来、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论述了农民运动“好得很”，对“糟得很”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对人们普遍瞧不起的人民大众组织起来能够形成的排山倒海般的蓬勃力量做了热情的讴歌。毛主席满怀激情地预言，“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在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口头革命派；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才是完全的革命派”。这就把立场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高度，至今都是检验一个人真假革命者、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与分水岭。两篇雄文，深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奠定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雄厚底气、理论基础、力量之源，也在事实上奠定了他老人家成为人民大救星的坚实基础。后来，毛主席又特别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把农民与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科学高度。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国际共运范围内都无人能够企及。现在，人们为什么会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甚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在这两篇雄文发表时，就已经注定了！
03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亲自参加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直接参与了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参与制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毛主席还同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改组、建立起在新三民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国民党，并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还成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期间，在推动国民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毛主席还注意保持我们党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主张同排斥共产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对戴季陶、蒋介石、邹鲁、谢持、张继、汪精卫等为代表的、或公开或暗藏的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反共、反人民的行为一再妥协、退让，而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等许多共产党人的正确意见，终于酿成了悲剧接连发生。先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右派日益猖狂，国民党左派领袖、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二号领导人、黄埔军校主要领导人（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让蒋介石一跃，变成能够在黄埔军校只手擎天的大人物；蒋介石趁机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精心策划了一次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但这些统统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直至让蒋介石顺利地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然后，随着大量共产党人与革命军人在北伐军中英勇奋战，而让北伐战争进展迅速，蒋介石的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帝国主义列强急于寻找代理人，又有江浙财阀的怂恿、支持，蒋介石到达上海后，有恃无恐，迅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高喊着“宁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人”反革命口号，公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向千千万万革命者挥舞起罪恶的屠刀。紧接着，汪精卫又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将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群众共达30万余人屠杀在血泊之中。中国革命陷入低潮，面临灭顶之灾……
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革命的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又继续投入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发动了英勇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紧接着，我们党召开“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主席在会上做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会上还做出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9月9日，在毛主席领导下，秋收起义正式开始。同年12月11日，我党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等领导下，又发动了广州起义。
从这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名单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领导人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他们，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百年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同时，比较起来，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我们党投入的力量要大一些，而秋收起义则相对弱小得多。所以，南昌起义攻下了南昌，广州起义攻下了广州并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广州公社，而秋收起义若想拿下长沙，则基本不可能。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围剿下，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队伍很快就被打散了，只有朱德、陈毅等同志将南昌起义残余力量聚拢起来发动湘南暴动，才保持下来一部分革命力量。而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的一支在攻打长沙外围时，敌人就迅速加强了长沙的守备，并调集兵力向起义军反扑，加上起义的第二天，起义军的第四团——邱国轩团关键时刻叛变，导致起义部队腹背受敌，损伤惨重。起义军相继失利——攻下长沙，已经不可能。这时候的毛主席，不仅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反而更胸有成竹，果断决策：放弃攻打长沙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途中，部队又遭遇敌人多次截击，损失惨重。9月23日，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又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部队里还有不少人开小差，最终只剩下几百人，暴露出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主席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确立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以上有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使这支部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还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实行官兵平等，为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然后，部队到达宁冈，毛主席又召开了有地方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同年10月底，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后，立即着手建立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了湘赣边界各级党组织；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建立了新型官兵关系；在工农革命军帮助下，乡村普遍组织了暴动队、工农赤卫队、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在茶陵、宁冈、永新、莲花等县相继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然后就在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而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这样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即在四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开创出一条让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征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我们的毛主席！
那么，为什么唯有毛主席能够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他同志则统统没有做到呢？
前面说过，领导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的同志，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在蒋介石、汪精卫制造的血腥镇压之中没有屈服，没有退缩，而是予以坚决的反抗，选择的又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所遵循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经验，说得难听一点，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完全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还必须同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而毛主席不同，自从毛主席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坚定信念，并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就把马列主义真理当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最得力的工具，就知道要搞好中国革命，必须用马列主义之“失”，来射中国革命之“的”，就必须把马列主义之失与中国革命之的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而不是相反，头足倒置、削足适履，让中国革命之的去“适应”马列主义之失。而在此之前，毛主席早就用马列主义这个科学工具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摸透了中国的国情，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雄文，明确了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就能够在攻打长沙无望的情况下，果断决策，放弃城市中心论，积极主动地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依靠农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积蓄革命力量，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
现在的人们都能看得很清楚，是毛主席开创出这样一条通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无数革命先烈、革命前辈才能成为人民功臣、人民英雄，做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使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他们或者只能惨死在蒋介石、日本鬼子的罪恶屠刀之下，或者只能隐居山林，泯灭于一盘散沙的众人之中了，笃定一事无成。即使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样足以彪炳史册的人民大英雄，如果没有毛主席，他们同样难以做出他们后来已经做出的伟大成就来的。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这一切（每一位）共产党人的辉煌，同样是无法否定的。今天，我们每年都要参拜一次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无视一步之遥的毛主席纪念堂，忘记无数人民英雄之中最伟大的人民英雄，实在是不应该。
所以，当毛主席做出了这一英明决策，刚刚走出这条正确道路第一步时，连我们的党中央都理解不了。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指责毛主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撤销了毛主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后来的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定义成“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党百年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主义本身，乃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过程中，不断纠正党内错误、多次一再地把中国共产党从危局中解救出来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还要看到，这条道路注定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在四周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反过来要用落后的农村去包围“先进”的城市，幻想一个早晨就取得成功，这怎么可能？一个早晨没有成功，十个二十个早晨也没有成功，人们能够看到的路上，步步布满荆棘。于是，有人不能不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面对这样的疑问，毛主席一面带领党、红军和根据地人民披荆斩棘、稳步前进，一面见缝插针地利用战斗的间隙，写下《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和各地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丰富经验，找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系统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理论。
毛主席指出，①中国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而是帝国主义列强分裂剥削下的半殖民地，造成以军阀混战为特征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使得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并坚持和发展起来。②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除了在革命根据地支撑下组织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同反动派拼死斗争外别无出路。③中国革命的敌人很强大，他们长期占据中心城市，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就使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根据地，在那里积蓄革命力量，促使革命高潮的到来，成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走上胜利，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⑤而且，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在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有过群众运动高涨的地方，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且日益激化，革命形势有不断向前发展的势头；我们已经有相当力量共产党组织存在，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存在，只要我们党的政策不错误，我们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在农村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满怀激情地指出，只要我们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革命高潮的到来，绝非可望而不可即，“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有理有据的理性分析、科学论断与革命乐观主义相结合，必然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中国革命不断地引向胜利——尽管外部敌人的极端猖狂与内部错误的严重干扰曾经一再地给我们带来天大的困难与挫折。
（以上是文章的开篇，全文未完待续。）
【文/于泮泉，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