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 | 毛主席痛斥、痛击“买办阶级”：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
买办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产生的一个特殊阶级，本来是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随着势力的壮大，逐渐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压迫剥削和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帮凶。
毛主席对“买办”这个阶级的产生、性质以及基本特征有过比较精确的概括和说明，例如他在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对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做了如下分析：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939年10月4日，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到不同革命阶段的发展规律时指出：
“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参与编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中，讲述了帝国主义把中国一步一步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历史，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对这个买办阶级，他进而分析说：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从毛主席这些对于买办的分析，大抵可以对买办这一阶级有个整体的认识，它是投靠帝国主义的，它是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它是反对中国革命的，它是反动的，它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
由此，毛主席对买办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1919年12月，湖南政府与美商秘密签约合资办理水口山铅炼厂，美商占大股，势必造成矿权旁落，“水口山铅矿，为湖南财政惟一命源，白铅炼厂，为湖南矿业惟一生路。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财政亦永无整理之资。”当时毛主席任湖南赴京驱张请愿公民代表团团长，正在着力进行驱逐湘都张敬尧的活动，闻听秘约之事，义愤填膺，起草“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要求严惩贪吏私约卖矿，维护湖南矿权，呈文写道：
“以张督治湘二年之暴政，敲骨吸髓，无微不至。张荣楣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湘民百万，皆历劫余生，对于此种贻祸无穷之契约，认为与其他之短期劫夺，其关系有本身与子孙，个人与全体之别，群情汹惧，誓死不承。”
湘都出卖矿权之事，终因毛主席领导的“驱张运动”胜利、张敬尧退出湖南而作罢。
1925年10月20日，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为大会日刊撰写“发刊词”，词中说：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毛主席认为广东是与英国帝国主义紧邻的地方，是大商买办阶级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严重剥削压迫农民的地方。他指出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是发展各界人民组织，尤其是农民大群众组织，以实现国民革命，他还提出了“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的革命口号。
1920年1月，毛主席参加由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成员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国家主义者。1925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向会员发出关于学会宗旨及改进会务的调查意见表，毛主席在回答“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问题时写道：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1925年12月1日，毛主席在《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由《中国农民》、《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他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1925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政治周报》创刊，作为宣传部代部长的毛主席任主编，他在发刊理由中写道：
“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 — 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 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 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分离，另立中央，在人们对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悲观之际，毛主席在其主编的国民党中央级机关报《政治周报》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他经过分析认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人数只有一百万，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人数只有四百万，而“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因此右派的分离“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
1926年5月至9月，毛主席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总结推广农民运动经验，在“丛刊”序中，他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参加和拥所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则不会成功，他写道：
“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
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 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参与的大革命，由于自身政治经验不足，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奉行机会主义路线，过于依仗同盟者国民党，结果吃了惨痛的教训，毛主席总结说：
“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1928年10月5日，毛主席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对于国内的政治状况，他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而对于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分析说：
“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在毛主席看来，买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但毛主席最伟大的能力之一是能够发现矛盾，充分利用矛盾，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以对抗最大的敌人。他认识到：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在中国产生了为各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买办集团，他们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虽然“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但也可以把这些缺口、矛盾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主席的这一思想灵活地运用于他的革命实践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主要矛盾的异同，他采取了联合、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等战略战策，终将代表各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1944年8月31日，毛主席给解放日报社长写信，讨论关于新民主主义与家庭问题的社论，他说：
“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分析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问题时，他说：
“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主席指出“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他们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他还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人个性和精神的摧残，他说：
“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 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
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后中国人民惟有斗争求出路，他说：
“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内会议上分析目前形势和任务，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纲领，他指出垄断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它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构成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是：
“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1948年2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中指出封建的、买办阶级所建立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和政府，他说：
“这个反动政府，对外出卖民族利益， 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订立各种不利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动条约，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 因此这个政府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在评论中指出：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
1949年9月16日，在毛主席写的另一篇评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他驳斥了艾奇逊所谓给中国带来的新观念无非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他说：
“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
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不屈挠的奋斗，埋葬了长期为害中国的买办阶级，由过去的作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集中代表的国民党蒋介石，让位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1956年9月25日，毛主席在向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一些拉丁美洲的党的代表介绍中国的一些历史经验时，比较重点地讲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买办集团的斗争，他说：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 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集中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结束语”的时候，他谈到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问题，他说：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
买办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毛主席时时告诫人们：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未来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还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他一直在倡导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打倒奴隶思想，意在挖掉买办滋生的土壤，打掉买办产生的根子，清除买办产生的病灶，培植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让买办这一毒瘤不再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1958年6月17日，毛主席阅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直言“大开眼界”，他说：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一一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历史上，买办阶级是民族之敌，是遭人痛恨的，因为他们虽然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的利益不在民族这一边，为了一己之私，他们会不顾民族利益。毛主席对买办阶级从来就没有什么好脸色，除了痛斥，就是痛打，让买办人人喊打，让买办无处藏身，让买办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也是毛主席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