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对”能否完整准确表达毛主席的意思？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黄炎培在所著的《延安归来》的第二篇“延安五日记”记录了一段对话，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窑洞对”：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来延安)感想怎样?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于这段记载，尤其是其中毛主席的那段话，应该怎么理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力求正确理解之前，必须明白：

　　黄所记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话，并不是经毛主席认可的原话，而是黄炎培事后追记的。毛主席与黄炎培的长谈发生于1945年7月4日，而黄炎培是回到重庆后从7月9日才开始作口述，由张乃璇记录，补记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这样的记录并非发生于现场，记忆残片“记录”的，只能记其大意，而是按照他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所能接受和理解的大意，当时也不可能经过毛主席审阅，也就不能当作毛主席原话。

　　当然，讲清楚这一点，并不是要去指认黄炎培编造了“毛主席的谈话”，观其人品及后来的表现，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只是，双方既然是长谈，不可能只谈了关于“民主”这一个问题，且即便是“民主”这一个问题，毛主席应该也不止叙述这样寥寥几句话，在这场对话发生之前与之后，毛主席就这个问题有过无数次的表述。也就是说，黄炎培记录的“窑洞对”很有可能是没有完整、准确地反映出毛主席关于民主问题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观点。

　　黄炎培先生是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是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理解和能够接受的对民主的理解奉为圭皋，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辨析与讨论。

　　在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话的两个多月前，也就是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份报告里毛主席就当时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的民主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相信这些论述在毛主席与黄炎培的长谈中应该也会大量提到。

　　1、民主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权问题。

　　要真正实现全国范围的人民民主，就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人民的新国家。

　　中国急需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的改革，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见“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一节)

　　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见“谈判”一节)

　　2、民主是有阶级性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的“民主”，是完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对于人民，则是进行残酷的压迫，不给予丝毫的民主。

　　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见“国民党统治区”一节)

　　3、最广泛的民主必须置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起了模范作用。(见“中国解放区”一节)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一般纲领，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但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因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还是长期的。(见“我们的一般纲领”一节)

　　4、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的军队，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见“我们的一般纲领”、“人民的军队”两节)

　　显然，在毛主席对民主问题的论述中，绝不可能仅仅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形式化的单一手段。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既强调了民主的阶级性问题，更强调了政权尤其是政权性质的问题，与之相应的还涉及到政党作用、组织原则、目的纲领等多方面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同时对“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实行专政，才能真正实现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也才能有实际意义和作用。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论联合政府》所发表的时间和所处的历史阶段，那就是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一方面要打倒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另一方面还要团结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同时，允许“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事实上，认真考察中国古代王朝频繁更替这一历史周期率，关于朝代更迭的原因，人们固然可以找到很多，而黄炎培是从“政治腐败”、“人亡政息”的角度来总结的，但从根本上来讲，却是由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私有的小农经济制度所造成的。

　　王朝初期，农民可以分到一小块私有土地，自耕农还占有相当的比重，地主阶级所占有的土地比重还没有那么大（皇族、官僚、功臣除外）；但自耕农的地位是极不稳定的，稍遇天灾人祸，即有破产可能，致其卖田卖地，甚至卖妻鬻子，沦落为佃农或游民。随着一个王朝周期内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两极分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终就导致了流民四起、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稍有“火星”，便可能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这才是导致王朝频繁更替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便发生了“巩固新民主主义”还是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争论，后一种主张的代表便是毛主席，这恰恰是因为毛主席对“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有着极其深刻的洞见。

　　建国初，私有经济制度和剥削阶级残余对革命队伍的拉拢与腐蚀已经令毛主席忧心忡忡；毛主席经常提到列宁的一个重要观点，“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也正是他对“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的原因：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显然，黄炎培所记录的“窑洞对”对“历史周期率”的探讨远不能完整、准确地概括毛主席的意思。

　　想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赋予无产阶级真正的民主权利，同时对剥削阶级实施专政，彻底消灭造成“历史周期率”的真正根源——私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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