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真猛人：把农民组织起来了，把“一盘散沙”拧“沙”成绳

　　农民有了组织，便行动起来。

　　毛主席十分重视中国农民问题，而且也从农民问题入手解决了中国革命力量和出路问题，但毛主席并不是搞农运最早的人，广东彭湃在海陆丰的农运工作做的很出色，然而被叛徒出卖，早早牺牲。但是毛主席却是坚持农运最彻底最成功的人。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决不是资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就能彻底完成的，因为我们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据人口绝大多数，而这绝大多数却深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剥削和压迫，苦不堪言呐。在《毛主席看到了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篇文章中，已经充分展现了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处境。

　　实际上，农民遭受如此严重的苦难，但是中国农民却组织不起来，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提到当时的中国，都被叫做“一盘散沙”。其实这一盘散沙主要还是说的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基层，上层各剥削阶级在剥削农民上团结的很。

　　直到中国出了个毛主席。才开始了再次“拧沙成绳”的历史，才开始把中国农民重视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

　　要看清楚毛主席“拧沙成绳”的厉害，要理解毛主席的猛，在这里就要回看“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怎么来的？和毛主席通过什么方式组织农民，将“一盘散沙”“拧沙成绳”？看懂了你会不自觉的高呼真猛人也！

　　01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土豪劣绅

　　联合统治下的治理能力崩溃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扫六合，成霸业，开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也开启了中央集权的统治。15年的辉煌如流星般划过，褒贬不一。在这里顺带看看在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超过他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主席还说过：“秦始皇这个人，是有雄才的，但是，他统一了六国以后，就躺在了功劳簿上，开始迷恋自己的功绩了。”

　　到了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王朝灭亡了。53年之后，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朝立国为了避免唐王朝最后8年的教训，制度设计基本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在上层用士大夫阶级代替了唐以前的贵族阶级成为国家治理者，在基层形成了家族、乡绅和胥吏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土豪劣绅”成为治理者。虽然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但是当时的中国，不过是官商勾结的城市与一盘散沙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逐步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联合统治的治理体系。当然宋也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但是效果都不佳，伴随着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崩溃，社会经济发展衰弱，直到1840年被西方列强轰开帝国大门。

　　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宋之亡，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宋之软弱无能，代表着三代与汉、唐传统之中断，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

　　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自宋千年以来，中国改革总是不能成功呢？原因恐怕还是治理能力问题：

　　宋代以来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几乎无人敢于立德，更无人敢于“立功”，甚至无人敢于说真话。所剩余者，无非就是沿着既成的规则，奴颜婢膝、吹牛拍马、想方设法往上爬-——而这就是叶适所谓：“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而随着士大夫阶级从根本上的腐败，中国这种扭曲的治理体系，造成的只能是治理能力的崩溃。

　　如果说到腐败，这才是真正的腐败。

　　当然，千年历史，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大势”，运筹帷幄，力图翻盘。前有王安石、叶适上下呼号，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魏源尚在奋笔疾书《圣武记》。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所谓鞠躬尽瘁、前赴后继者，正构成了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

　　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手无寸铁、身无分文、一介书生。他始终代表着世界上最弱势的人民群众，他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以公平正义之“人道”，对抗弱肉强食之“天道”，他说:“人定胜天”。

　　他的确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使弱者强大，使在历史中沉默无声的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堂堂正正站起来。

　　毛主席就是这样的真猛人，就是“拧沙为绳”的人。他以上地革命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缔造了工农子弟兵。他以武装农民的方式组织农民，改变了千年以降中国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而且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证实了马克思最大胆的猜想：如果能以武装的农村包围武装的城市，那么，“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就将战胜“日耳曼生产方式”。（1）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中国基层“一盘散沙”，要解决中国问题，就要解决基层“一盘散沙”的问题。要“拧沙成绳”就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因为在毛主席考察中发现：目前农运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

　　而真正让受尽苦难，“一盘散沙”的农民大胆起来，组织起来的是农会。毛主席说：农民有了组织，便行动起来。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只有将手无寸铁，被剥削压迫的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从政治地位、经济基础、武装力量、文化舆论等各方面去组织农民反抗腐败的统治阶级，才能实现农运的“暴风骤雨”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一旦组织起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毛主席就做了组织农民的“拧沙成绳”的真猛人！

　　（2）政治上组织农民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即是在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争斗。这个争斗不胜利，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资本土地等等，决无胜利之可能。只有经过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归权于民，才能真正使得农民有地位、有开展其他斗争的可能性。

　　（3）经济上组织农民打击地主

　　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旧址—湖南省衡东县三樟乡金湖村夏拜公祠

　　1923年初，湖南衡山县的岳北、白果一带开始有农会组织的萌芽1923年春夏之交，受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区委的派遣，共产党人刘东轩和谢怀德回到家乡湖南衡山县白果镇岳北村，带回了革命的火种，擂响了农民运动的战鼓。1923年9月，湖南衡山白果成立岳北农工会，随即韶山、银田寺等地陆续成立农民协会。

　　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达到200万人。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农民组织起来后，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农民运动发展极为迅速，“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农村权力机构建立后，如何开展经济金融工作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926年12月，在毛主席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在金融方面更是开天辟地地作出了维护广大劳苦大众权益的《金融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两项重要决定。

　　《金融问题决议案》针对“中国币值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困农民受影响极为深广”等问题，明确规定“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取消元丝银”;“铜圆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需要”，“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圆人境”，银钱比价须统一等规定《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为解决“在许多方面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农村资本既如此贫乏，农民尤其是贫农的生产力，便因之大为减弱，肥料不足，人力不全，塘坝不修，农具不齐，因此秋收歉薄，影响经济极为重大，农业衰落，农民痛苦遂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并以最低利息借歉给农民”，并以“省之公有之地，如营产、官产、梵芜田地等，拨做农民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

　　《农村合作社决议案》进一步指出:“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贷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体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信贷的便利。”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还特别通过了《取缔高利贷决议案》，要求明令禁止高利贷。

　　就这样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自主发行货币。货币一般以银元或铜元、铜钱为本位，属于兑换券性质。同时，作为革命宣传的载体，大多都印有革命的口号和文字。这些金融机构不仅解决了农民的资金缺乏问题，对整个地区的生产生活，物资交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很好地配合了农民的政治斗争，争取、团结了广大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加入革命队伍，开展革命斗争。也可以说这一经济斗争，为后来形成以人民币为信用核心的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形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业化体系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毛主席领导农民通过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巩固农民从地主手中得到的利益；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接触千年以来，土豪劣绅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思想枷锁；普及政治宣传用新式解放思想教育农民，毛主席始终明白一个的道理：“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自己的双手去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的地代庖丢菩萨。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丢，祖宗牌子要农民自己打碎，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摧毁。”一句话，农民要自己解放自己。中国历来只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完全是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乃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未受文化的国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就是农民。农村里剥削阶级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努力在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在学校读书时，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是“愚民可恶”。民十四在乡下住了半年，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极对。乡村小学校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组织起来的农民，光有政治和经济斗争，如果没有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斗争，就掌握不了话语权，随时就可能被土豪劣绅阶级利用话语权优势“诛心”，将农运“好得很”硬生生说成“糟得很”！

　　数千年得积习，压迫、不义、思想欺诈，这一切造成的软弱、自私、麻木、奴性和自欺欺人的“一盘散沙”，只有组织起来，从经济基础、政治地位、文化思想全面地组织起来，才能让广大农民为主的弱势区群体真正认识到自己遭受的严重压迫和剥削。

　　组织起来了，便行动起来了。但是维护农民为主弱势群体取得的根本利益，实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却是一件极难、极长时间斗争的事。

　　而毛主席不但组织起来了农民，也用一生革命实践维护这一取得的根本利益，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会被打得粉碎，但是他说:“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让人民群众分辨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这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毛主席就是这样的真猛人，他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拧沙成绳”。

　　话是要说的。一个老百姓，没有什么羽毛可爱惜，不怕粉碎，不怕戴帽子。

　　永远坚信毛主席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