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我们在今天如何读《毛选》

　　导语

　　时至今日，阅读列宁和毛教员的思考，需要恢复其政治维度和实践性。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就很难进入革命导师自己的历史与政治场域。

　　同时，由于时代氛围的巨变，听众状况也完全不同，今日已经不宜延续其主场讲话风格，需要以“客场讲话”的自觉，基于社会科学语言的从经验上升和说理，这样，才能够完成与听众的顺畅沟通，同时呈现出毛教员思想对现时代问题的分析与诊断价值。

　　时至今日，阅读列宁和毛教员的思考，需要恢复其政治维度和实践性。列宁重视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问题域，与毛教员重视和实践的“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相互校阅，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就很难进入革命导师自己的历史与政治场域。

　　同时，由于时代氛围的巨变，听众状况也完全不同，今日已经不宜延续其主场讲话风格，需要以“客场讲话”的自觉，基于社会科学语言的从经验上升和说理，放弃曾经的方法论层次的宏观大概念和语言[1]，这样，才能够完成与听众的顺畅沟通，同时呈现出毛教员思想对现时代问题的分析与诊断价值。

　　01

　　需要以“社会科学的语言”

　　来进行“客场讲话”：

　　换一副有色眼镜来“读活”毛泽东

　　从前，马列毛的理论讲述，采用方法论层次的语言，用宏观的大概念结合微观事实，来分析和讲述社会问题，这种方式已经很难被信服。而且，在年轻人看来，马列毛的基本理论都是被充分否定过的[2]，其话语体系是陈旧的，因此，想要原封不动地回来是有困难的。

　　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大学教育普及之后，随着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引入和普及，并占领高校讲坛之后，意识形态生产的核心领域，发生了一次范式革命，受到这一类社科训练的青年人，已经不再使用和信服运用方法论层次语言去讨论社会问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适应社会科学的范式转型需要。

　　同时，马列毛虽被列入政治课教材，在授课过程中，却欠缺了社会科学层次上的研究。这导致青年人难以掌握并利用马列毛理论来认识社会。所以，重新学习马列毛，一个主要的任务和方向，是需要在“社会科学”层面构建新的理解方式。此外，在分析性的社科语言之外，历史写作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文学的形象语言也很重要，所以还需要人文学科的语言，注重从“零”开始的平等对话模式，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也应该为此重建新的对话空间。

　　这样来看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发现，毛教员的讲话都是对自己的同志讲话，是一种主场讲话方式；现在的外在舆论形势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是真正的客场讲话，我们需要学会用“对方”的语言来讲，这一点很多老同志会不太适应。大体而言，客场讲话需要运用分析性的语言，减少评价性语言和基于共识的独断性“真理”输出，把潜在对话对象设定为“圈外人”或者中间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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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

　　的中心性位置：

　　需要新的政治视野和概念框架

　　列宁在与考茨基辩论的过程中间，提出一个著名的说法，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领域和实践展开，才是毛教员和列宁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这一部分内容在社会科学层面，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解方式平滑对接上，才能够以比较易于为年轻人理解的方式去讲述，这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创新。

　　从这个目标出发，就需要从经验层面上升，用中间层次的概念，去讨论他们的思考和实践。这样来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键概念，需要代之以劳动人民的政治领导权。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中间，两个实词“无产阶级”和“专政”都还处于“有待实现和提升”的状态，劳动阶级还远远没有从自在到自为，缺乏完整的阶级意识，这样，在自在状态下就还只是劳动群众，在实现了普遍觉悟之后才会逐步向无产阶级转化；而群众的觉悟过程，恰好是需要先觉悟者付出努力的事业。而作为劳动阶级的“专政”方式，还远远谈不上实现，对照资产阶级专政而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如何透过政治和经济文化制度去守护和实现，实践方面还只具有入门层次的演练，经过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挫折与循环之后，会发现专政所关联的人民代表性及其政治代理链条方面欠缺尤多，所以在实践上和认识上的阶级专政，还有很多的空白。一些人读完马克思和列宁之后，往往成了纯左，不接地气，多数是被“隔”在这个地方——左翼如何进行政治性的认识推进和实践展开。

　　如果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出发，那么，群众的觉悟过程，以及有组织奋斗的能力，都是马列毛这些革命导师想要率先推进的事业。从改变旧世界而言，旧世界的不合理以及不给劳动者和大多数人出路，这会带来各种不满意或怨气，这部分内容构成社会势能[3]；但是，仅仅揭示和描述社会势能，并不足以改造旧世界，这就需要化社会势能为动能之后，才会推进革命导师们的事业。而动能的转化，就需要创造新的领导权，去代替旧的领导权，由此获得群众普遍觉悟的条件和组织起来奋斗的能力，领导权的建设，事关改造旧世界的能力或者有效投入。

　　正是在这个地方，列宁在流亡革命家生涯中间，就开始集中关注，他发现了群众觉悟和组织能力提升，都需要一个外在的中介环节，有关“输灌论”和“先锋队”的阐述，就是化势能为动能的两大关键；而毛教员则是在具体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间，看到了农民中间蕴含的高度革命潜能（社会势能），还从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中间，经验地发现和提炼了“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形成及其威力——组织起来的贫下中农不仅把握住组织优势“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还同时实现了对观念权力（粗糙的意识形态实践诸方面）的颠覆——神权、绅权、族权、夫权等同被动摇，结果就在乡下造成全新的局面——真个说得出、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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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教员发现对中间阶级打击过大会导致其“反水”疏远贫下中农，就迅速纠偏，要求实现对中间阶级的团结。后来在赣南闽西遭遇到被土改的地主富农的武装反抗之后，就主张给地主富农分一份足资糊口的土地，以降低其反抗意志，这样，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进行了两次扩大之后，就确立了对全部人口的作用——对中间阶级是团结、对敌对阶级成员则是给出路，这样领导权的对外领导作用，既包括如何最大化地扩大自己的阵营，还包括最大化地软化敌人。

　　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争论中间，改变了旧时代军队内部等级森严的状况，实现了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开放，“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和经济公开”，基于官兵平等的新型政治经济关系，重塑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总和”，构建了一个官兵关系平等基础上的公共领域——在那里讨论和处理常规的管理事务。由此，激发了战士的主观能动性，红军也就像是一个熔炉，足以改变人自身的本质和一般状况，这是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对内实现方式，其主要的制度平台就是打开旧时代管理权的封闭状态，塑造新的社会关系总和；这个方面的系列努力，恰好潜在地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路径：在兼容劳动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大范围的协作努力。

　　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权公共化方向，经过内部的争论，在古田会议之后逐步完备，此时，开始制度化地要求红军承担政治任务——分兵以发动群众，帮助完成分田分地、党团和赤卫队建设，支持根据地政权的工作。这样，军队不再是单纯打仗的，而是向“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转型，红军是一个“承担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正是依托红军的政治工作，根据地建设才得到了人力保证，所以，在1930年“二七会议”（或称“陂头会议”）之后，提出了“伴着发展”的战略——“同时扩大同时深入”——这完全依托红军能够担负起根据地建设的工作能力和投入（编按：见下文阐释）。

　　这样，列宁关注的化势能为动能的关键两项，在毛教员的革命实践中间，不仅找到了领导权对外实现的具体方式，能够达到“动能作用的最大化”——团结大多数并给敌对阶级成员个人以出路；还找到了对内的实现方式——在兼容人民的政治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高效率协作，这样才能够避免以少数人垄断管理权去强迫大多数人配合这样一种客体化路径，激发有觉悟的人民的自觉支持和红军战士高水平的自觉努力之后，才算是有了“翻身”和“解放”的制度依托。

　　法国电影La Chinoise (让-吕克·戈达尔导演）

　　中纪尧姆在读《毛主席语录》

　　03

　　纯左或者“有马无列”是怎么回事：

　　对马列毛进行“文化资本”

　　改造的潜力问题

　　在西方和国内的某些左派那里，马克思和列宁、毛教员的待遇是不同的，例如哈维《我的学术自述》中间，也是有马无列的。这个差别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的分析从经济现象入手，创造性地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对于局部、静态的结构性事实，有很高的兼容度，这部分内容看起来“学问含量”高。但是，马克思本人很强调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这意味着不能够停留于静态分析，则往往被遗忘。大体而言，要从静态的经济分析转入政治分析领域，就如同马克思对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著名区分，需要引入辩证法同时自觉地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才能够把静态的结构分析能动地对接上动态的政治创造性描述，这部分马克思做得相对少一些。

　　吸取马克思智慧的静态分析，在既有的统治秩序之下，观察政治经济状况及其价值形成与分配，会得到“确凿无疑”的分析结论，这样的分析结果会揭示出劳动群众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由此得到一部分与社会势能相关的事实描述。但这个分析方法本身，充其量能够揭示出与社会势能高低的压迫剥削程度，是一种与社会势能具有正相关关系的静态分析。基于“小资本能”对于文化资本积累逻辑的执着，偏好这样的分析路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试图用这样的分析替代势能分析，都具有相关性方面的区隔，更不用说用这个直接推到“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状况——那个会完全陷入瞎说和想当然。所以，转入动能分析需要走出静态分析的“形而上学”路径，引入辩证法的视野和方法。

　　相比较而言，势能分析——特别是与势能高低相关的静态分析方法，与知识的“确定性”偏好能够直接关联起来，能够得到小资本能的更多接受和肯定。但动能分析的状况，特别是动能的存在——“总是在别处体现”而非在文本中间体现的特点，小资本能对此有点格格不入；对于革命导师而言的动能转化成果，只会体现为群众性的觉悟和组织状况提升，这个结果不取决于文本自身，而仅仅取决于群众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后果，换言之，政治分析或者动能分析最后只会体现为群众革命潜能的提升状况，这似乎反对“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当然会遭遇到很多执着于文化资本积累的人士的憎恶。

　　但是，就改造世界而言，动能的提升才是最具有根本性的改造力量，这一点很接近于经济学中间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化势能为动能的努力，就是在预备“有效的投入”方面努力。所以，对于革命导师而言，真正的有效积累只体现为群众的觉悟和有组织奋斗努力，这个仅仅与社会势能的顺利转化为动能，以及动能的最大化利用有关，与文本自身的学术含量，关系相对疏远。

　　要顺利地化势能为动能，还需要适当的外在条件才能够顺利达成。“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擎火把访贫农。”在根据地内部，能够找到索要报酬极低的热心干部，去联系千家万户，实现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同时，这些人大多数也是透过红军分兵发动群众，在村落中间找到和动员出来的；毛教员本人领着红军到处走，还能够透过红军强有力的地方工作找到那批热心人，所以，他就处在完全不同于上海中央的地位上——他而不是上海中央能够切实地推进化势能为动能的工作，预备好革命战争的“有效投入”，然后在这样的切实基础上展望各种可欲的目标。所以，毛教员与上海中央的持久分歧，部分地体现了“与群众相对位置”的差别，毛教员处在一个更接近和有利于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地位上，上海中央则远离了这个基础。

　　给毛教员的批评者一个同情式理解：他们处在根据地之外，无从接触群众和根据地建设过程，所以，在预备合理的投入方面“无事可做”，就集中于关注目标或者“可欲的产出”，并以后者为中心进行思考，不关注合理的投入增加过程与路径。在西方左翼的思考环境中间，他们同样也是找不到觉悟和组织群众的通畅路径，长期困守在学院里工作和思考，为此就远离了“投入”准备的可能路径，要么陷入静态的“势能分析”，往往还自觉甚或遮蔽了“动能及其转化路径”，这样，就助推了萨米尔·阿明所说的“资本主义幸存于对手的弱小”那种局面。确实，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动员和组织群众是困难的，以至于在设想和展望方面都很“隔”。

　　有相当一批纯左也是如此，他们也找不到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路径，然后也就相应地转移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重点，狠批统治者如何坏成为日常，似乎这样就划清了界限，群众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也会跟着划清界限，他们似乎期待势能高涨之后会自发地冲垮堤坝，不再需要经过列宁和毛教员发现的有序努力与麻烦的动能转化过程了。不过，势能再高也还只是势能，不转化为动能就对统治者毫无威胁，依然会处在“对手弱小”的状态中间。

　　当然，即便是吸取了列宁和毛教员的智慧，在资本主义现实中间，依然是处在别人的根据地内部，葛兰西所发现的困境依然存在——有序的政治建设与人脉积累过程随时可能被别人“合法中断”，除非打赢阵地战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近似于思想上的“虚拟根据地”建设，然后就能够得到一个人民的普遍觉悟条件。应该说，这是与上一场中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城市条件——别人的领导权相对稳固，且组织优势难于实现，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更加困难；但这些都不是无视列宁和毛教员的理由，他们开辟的动能转化路径，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资替代的新通道，在有效的新通道出现之前，旧通道依然是得到证明的唯一。

　　值得指出的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能够迅速组织起来，短期内就造成一个革命性的乡村局面，尚不能完全认为是共产党动员与组织的结果，而是由于普遍的贫困和高度内卷，相当一部分人口早已经处在“直接行动的边缘线”上，这属于古人所说的哀兵奋起那种临界状态；这个状态，加上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壮大，就具有很雄厚的政治基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形成，就是充分地认识到农民中间所蕴含的巨大革命潜能，并务实地找到集结与释放的可靠方法。

　　美国黑豹成员正在读毛选

　　04

　　什么是政治现实主义：

　　从分歧与争论中间界定毛泽东思想

　　在毛教员领导的革命实践中间，反驳他的人，往往不是从投入方面着眼，而是从产出目标出发的。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然是一个可欲的目标，但是，实现目标的投入状况如何预备好，却被忽视了。后来王明宗派批评毛教员“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前者对于领导权的作用方式很隔膜，仅仅从静态的阶级分析和利益对立出发去推导谁是敌人，同时推导对于敌人的态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不实际关注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这个后果是否需要以及能够避免，这样的错位“知识”实际上是以粗略的经济分析和结构分析，替代和遮蔽政治分析得到的“想当然”结论。而后者则意味着对于正规战争模式的偏好，不顾实际的力量对比劣势，以及敌我之间的优劣对照，这个战争方法更适合地方政府干部的需要——他们在红军的外线作战保护下展开工作，但是，劣势红军进行正规战的后果，就是失败和根据地丧失，最后也保护不了地方政府和干部，所以，从全局出发的风险和利害关系分配中间，地方政府和干部需要冒更高的风险，同时为红军争取更有利的作战态势以争取胜利。

　　在这里，双方的差异在于政治现实主义态度，需要从投入方面入手，去争取更大的本钱，才能够做更大的生意，获得更多的可欲目标。而不能仅仅从可欲的目标出发，去想当然地设计。

　　在这里很适合对读的文献，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间的政治现实主义，有关摩根索代表作《国家间政治》的概括介绍，推荐章亚航的介绍文章。摩根索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间，他反驳“道德-法律主义”流派，通俗地说，前者想要反对坏人，后者想要反对坏事，摩根索认为应该只关注“可以界定为国家利益的权力”——他主张只集中关注这样一种“有效投入”的增长状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追求可能的而非可欲的目标；各种大而无当的追求，只会导致有限资源的浪费，其结果是降低了实现目标的能力和程度，甚至根本实现不了务实的目标。从追求“有效投入”增长的角度，“可以界定为国家利益的权力”甚至还能够在坏人坏事中间找到，罗斯福提到“我们的暴君”——这样的人在东亚有蒋介石、朴正熙和吴庭艳等人，都足以成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间的“有效投入增加”。后来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提到最近500年的霸权国家兴衰史，大国往往因为过度扩张，导致耗竭人力物力资源，最后无法维持生存而衰败的故事，从反面确证了现实主义的“理性”地位。

　　所以，就政治现实主义而言，预备好“有效的投入”并促成其增长，则是唯一正确的努力方向，而各种可欲的产出，则是投入增长及其有效利用的后果，不宜从可欲的产出出发去确立目标，那是反政治现实主义的歧路。而各种自居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纯左派，就其着眼点而言，错误地从可欲的产出出发，从努力方向看，他们无视或者脱离了预备好有效投入的正确轨道。

　　在1927-1934年这一段时间内，毛教员的正确路线及其批评者之间，双方分歧的实质和内容，都在于此。在“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形成及其对外作用方面，毛教员主张团结中间阶级同时给对敌阶级成员以出路，目的是最大化自己的力量，同时最小化敌人的反抗，并不是与富农划不清界线而执行力“富农路线”，这个地方毛教员的对立面是看不清领导权的确立，及其起作用的方式。在战略战术的分歧方面，毛教员强调内线作战为主，这是一种弱势竞争方略——实力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需要借助政治优势和空间优势。

　　1930年2月的“陂头会议”（二七会议）中间，毛教员主张加快分田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一要分二要快”，成立共同前委，规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按劳动力和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在3月18日，共同前委发布通告，提出“伴着发展”的战略——“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通告指出，“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并强调“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所谓“伴着发展”，就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在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在该区域做深入的工作。（《毛泽东年谱》P298、302）工作的深入意味着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这就需要落实到以军队的力量帮助地方完成根据地建设，建立党、团组织和赤卫队，去支持苏维埃政权；红军在行军作战之余，就要尽全力实现“分兵以发动群众”，这所有的扩大和深入，都奠基于军队深入发动群众和进行卓有成效的根据地建设努力。

　　到了1930年6月中下旬的汀州会议上，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就参加总前委会议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红军停止在福建的游击和分兵工作，集中起来，从福建出发开往赣江下游，执行中央夺取大城市的规划，毛教员放弃了夺取南昌的计划之后，又只能选择去湖南与彭德怀部会合，预备夺取长沙。二次打长沙失败之后回到江西，红军停留在峡江附近，并争论了一个多月，此时蒋介石已经结束中原大战，开始全面接管剿匪事务。在国民党中央军行将进入江西的情况下，又开始争论在哪里展开反围剿作战，“（10月17日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毛泽东年谱》P319）依然相当部分军官还坚持打南昌，毛教员最后勉强说服了同志们，回到赣江以东的根据地内部进行“内线作战”。

　　这样来看，按照毛教员选择的“伴着发展”规划，红军离开根据地接近半年时间，是耽搁和浪费了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徒劳无功地攻打大城市，不仅没有正面的收获，在实力不足的时候还最大化地吸引了强敌，同时还在部分红军军官中间，诱发了留恋大城市生活的念头，所以，说服他们投入稳固的根据地建设和选择内线作战，比以前更难了一些。

　　在随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过程中间，自然地，就内涵着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和正规化思路，这与毛教员以军队的党领导和帮助地方党发展根据地的思路，也有相当的落差，毛教员显然是强调和实施“自下而上”的群众化动员与组织过程，是追求一种群众化基础上的逐次行政化和制度化，这个逐次推进的实践过程，肯定在最后阶段会发展出全局性的行政化架构，但如果没有上海中央大员们进入江西，这个“国家”框架的出现，显然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和实践距离。这个方面的差异也存在，虽然不是重点。

　　同样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岗位上，其中一些人热衷于正规化，大量地设计和发布各种政策条例。而毛教员则更加关注实际中间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和经验答案，他为此做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并在全苏大会上推广，与此一脉相承，建国后毛教员也很重视基层劳模的创造性经验及其普遍指导作用。

　　1967年1月，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第十五支部的成员们正兴致勃勃地诵读毛泽东著作

　　05

　　小结：我们今天如何读《毛选》

　　在毛时代曾经流行过一个说法，真理的发展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教员的思想发展，在党内路线斗争中间，是从反驳“政治反现实主义”而得到具体和深化的。这样的长期努力，不仅为了打造革命的领导团队，同时也是为了克服各种旧世界寖循的“旧思维方法”，使之成为合格的革命领导者。这个方面的难度非小，如同革命者所言“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完成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所以，路线斗争和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始终体现了“旧人”走出“旧思维”桎梏的难度。而1980年代取消“路线斗争”的说法之后，也就一同抹杀了突破旧思维桎梏的艰难努力过程，不能够解释为何革命道路的波折如此之多，最后就陷入高华那样的“宫廷斗争”描写。

　　同时，革命的难度还在于一些人把对旧统治者的仇恨，不自觉地外化为努力目标，由此遮蔽和扭曲了革命的正确道路——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去推翻旧世界，从而，不是以预备合适的投入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而是徒劳地追求可欲的产出，结果，招致了巨大的失败并干扰了正确路线的落实与成绩。在这里，政治现实主义态度，意味着优先关注投入方面，而不是徒劳地想象产出。

　　在如何促进投入的有序增长方面，左翼或者革命导师的思想努力，都在于促成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有组织奋斗能力，左翼理论的实践性和阶级性，都在于化势能为动能——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觉悟起来和组织起来，舍此之外，左翼理论并不具有另外的真理性，这个认识挑战了“小资本能”的最后坚守——“对于文化资本积累的信仰与迷恋”，所以，受到持久和本能的憎恶。为此，马克思还有人愿意提起和研究，列宁，更主要的是毛教员，受到了极大的冷遇——左翼也有很多人本能地就要与毛教员的思考划清界限，拒绝进入其政治性维度和领导权建设路径，这当然是重复了革命时期路线斗争的窠臼——个体很难挣脱旧思维方式桎梏的再表现。

　　恰好，与列宁和毛教员划清界限的结果，只能够造成一种后果：资本主义或者别的剥削制度，都能够幸存于“对手的弱小”。在找到社会势能顺利转化为动能的有效新通道之前，毛教员（也包括列宁）所发现的旧通道，依然是得到革命实践验证的唯一。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初稿

　　注 释

　　[1]方法论层次的语言，是指一些老同志还往往以宏观概念引导主题——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然后结合事实诊断，并得出结论的行文方法，用很大的概念去结合很小的事实进行推理，这与社会科学层次的论文，从事实开始行文和推理不同，青年人习惯于后一种文风。

　　[2]主要的否定或者扭曲，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从列宁阶段倒退至考茨基的经济主义，还进行过补课论或者唯生产力论的扭曲改写；对于列宁和毛教员，则彻底抽调其政治性和人民性，根本遮蔽或者不讨论其核心内涵——如何提升人民的觉悟和有组织斗争能力，这当然也包括如何识别斗争对象及其各种表现了。总之是否定和抽调其阶级性的内容，特别是不进行各种实践领域和方式的研究。

　　[3]老田曾写过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势能与动能》的文章，见人民食物主权网站，

　　https://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2629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