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在杨家沟回想毛主席
二〇二〇年我的陕西之行中，东升安排我去杨家沟参观，出门就下雨，他说：陕北的雨，都下不大，凡是干旱的地方，雨都下不长。结果是他这陕北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雨哗哗下了一天，是瓢泼大雨。我们淋成了水鸭子，浑身发抖，一双鞋里灌满了水，没法穿，只好拎着鞋参观。一场醍醐灌顶的雨，对我研究中国共产党，作用很大。
回来后，躺着睡不着，想了很多——主要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杨家沟毛泽东旧居外景
首先当然是有理想信念，有铁的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世界上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其实都是列宁主义党，马克思虽然是我们的祖宗，但他没有造出列宁那种党，没有通过这样的党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一个坚强的党，一个坚强的领袖，一个坚强的组织原则，这就是共产党成功的法宝，是第一法宝。
第二个法宝，简而言之，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个精髓，反映在革命者的性格上，就是灵活性、实践性、坚韧性、长期性或者长久性，而这里的根本，就是毛主席说的“会拐弯”，能讲辩证法，在坚持真理的同时，能够不断修正错误。
苏联等世界上的列宁主义党，凡是能成事的，首先都是因为坚持列宁主义原则，而他们犯错误，最终垮台，则是对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知道得少，不讲乃至不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突出特点是民主作风不够，十分地僵化。
这说明理想信念当然最重要，但实事求是同样重要。毛主席说，不能不断修正错误，就不能不断坚持真理。理想信念，总是要落地，好像飞机，只是在天上飞，落不了地，那就要完蛋。
党史告诉我们，一个坚强的党，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那就站不住，如果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那就走不远。
罗莎·卢森堡说，一个奔向人类伟大事业的莽汉，在为人类解放事业斗争的路上，毛手毛脚地撞倒了一个小女孩——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原谅的。我很晚才读到她这句话，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震撼了我。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喜欢列宁，因为列宁简单，我说我喜欢卢森堡，因为她复杂。
1907年，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外讲话
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它只有列宁主义的那一个原则，而没有卢森堡提出的另一个原则。最终，列宁主义的原则被斯大林搞到了反面，斯大林胡搞，党内却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制衡他，苏联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党，一旦顺利些，就要犯左的错误，一旦受挫折，就要犯右的错误，我们什么时候做到不左也不右，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党就真的成熟了——这个话，就是老人家在杨家沟说的。
一、扶风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代号为“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共计六百余人，来到了地处米脂县城东南二十三公里的杨家沟。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四个月零二天，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居住最长的地方。
杨家沟其实不是一个村，而是个百年屹立的坚固城堡，这个城堡名叫扶风寨。杨家沟的主人并不姓杨，而是姓马，马家是陕北的望族。
进入杨家沟后，中央机关住在马豫章家的院子里，马豫章，是马氏家族十二世掌门人，他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汉中、北平、西安之间做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冬，马豫章协助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从事联共反蒋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后，马豫章任肤施县（今延安）县长，毛泽东称他是“白皮红瓤”的抗日县长。
马醒民设计建造的“上院”，毛泽东在杨家沟时住在这里（韩毓海摄）
毛泽东在杨家沟的住处，是马家十代传人马醒民亲自设计建造的“上院”，这个院落，可谓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一排窑洞分别为中式、日式和欧式，窑洞屋内建有洗澡间，洗澡间内设有进水孔和排水口；窑洞采用地下取暖，地板下面都是空的，设有走烟道，从外面窗下地灶烧木炭，炭烟通过烟道，使地板发热来达到取暖的目的。当年，毛泽东站在上院城堡的大门口，曾经感叹说：这位建设者既懂得建筑，又懂得军事，既懂中国，又懂世界，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在上院与前来参加“十二月会议”的陈毅多次谈话，两位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围绕着人心这个问题，再次深入讨论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向群众讲清楚，我们不是要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腐败集团和剥削阶级。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十年内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就比较雄厚，结果是我们丢了井冈山，丢了苏区，王佐、袁文才、李文林，这些好同志，都被错杀了，当时我们犯了大的错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蒋介石消极抗战，搞独裁，打内战，以及买办集团垄断金融，把经济搞垮了，使他断送了国民党的江山。
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毛泽东深刻阐释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什么是阶级、如何认识和划分阶级。所谓阶级，不是指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人格化”。革命，是指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不是指打倒一批人，换成另外一批人。
毛泽东在延安
关于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做出说明如下：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正是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毛泽东指出：正确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保护力量与破坏力量，这才是我们认识阶级、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如果离开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正确分析去划分阶级，这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在杨家沟，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问题。
二、伟大转折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而会址就是马豫章家的客房。
此时，战争的形势已经日益明朗——由美国人空投到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已经被林彪团团包围起来了。而其余的国民党军队，再也不可能突破从山东到陕北的漫长的战线，而在国民党统治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已经没有多少兵力了，在中国大地上，共产党人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太岳新华书店1948年版
报告最鲜明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气势磅礴的“大历史”视野，他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大视野观照当下。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杨家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奋斗征程的转折点。
什么是“转折点”？就是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转向胜利，另一种可能性是转向失败。毛泽东说，在这个顺利的时候，尤其需要用“可能失败”来提醒大家，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最容易失败？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最容易走向失败。
从这样的“大历史”视野，毛泽东特别指出，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就集中体现为人心的转变。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中共二十六年奋斗的经验与教训，他说，今天，我们最大的胜利，不是别的胜利，而是赢得了人心，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心动向发生了变化，是人民群众站在了我们一边。而蒋介石被孤立了，他失去了“人心”，民心、士子（即知识分子）之心。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说——蒋介石正在失去人心，人心有转向我们的趋势，但是，我们绝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人心，更不能说，蒋介石失去人心，就等于我们已经获得了人心。
“十二月会议”旧址
因此，必须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转折点”，说中国革命处于转折点，不等于说处于胜利之中，恰恰相反，处于转折点，乃是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如果稍有闪失，则胜利就会转变为失败，大好局面就会如镜花水月一样丧失。
毛泽东指出，全党在这个时候，必须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转折点”究竟意味着什么。紧紧围绕着“民心”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此前奋斗的历史。他说，我们过去失败，主要是因为人心向背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所谓统一战线，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而我们过去的错误，也主要在于此处。
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党脱离了军队，脱离了农民，因为右倾而孤立了。十年内战期间，我党的主要缺点就是左，因为极左，不但在城市里被孤立，造成在城市立不住，而且在农村也搞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在农村片面地讲工人阶级利益，结果只能是把工商业很快搞垮，把基本生活也很快搞垮了，那时，我们虽然在农村还是有群众，还不能算完全孤立，但讲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中间力量都得罪了——总起来说，是孤立了自己，而不是孤立了蒋介石，最后在苏区也站不住了。
抗战期间，我们就比较好，吸引一些政治上进步的基层开明绅士到人民政府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以后还要照此办理。今天，我们讲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是“不左也不右”。我们的任务是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共产党必须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一边，而不是刻意地使人民对立起来。而且要格外注意：对学生，对知识分子，一定不要犯左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延安审干，是个极大的教训。
三、“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提醒革命者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的这些话，是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出发点。
在杨家沟，毛泽东反复地与陈毅谈到：我们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就还是有可能犯错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容易犯右的、妥协主义的错误，而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则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土改中出现的严重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的错误，已经大到了可以葬送土地改革，葬送人民解放战争，乃至葬送中国革命的地步。
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在“十二月会议”之前，全国土改是由中共中央工委主持领导的，负责人是刘少奇。
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在田庄镇分别，刘少奇一行过黄河到达晋绥解放区，即提出晋绥解放区土改不彻底，干部脱离群众，必须发动普遍的、彻底的、系统的群众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刘少奇去西柏坡后，康生、陈伯达留在晋绥，他们无视晋绥解放区按照中央“五四指示”，已经基本完成土改的事实，别出心裁地提出再次土改，深挖“化形地主”的四条标准，即一看现在的土地财产，二看土地财产的历史来源，三看过去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态度。在晋绥，他们推行“查三代”“挖地财”“搬石头”“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等一系列极左的、破坏性的政策。
土地改革的这个阶段，效果是极为不好的，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区的基础和基层政权，例如晋绥解放区兴县的蔡家崖—这个村子有五百五十二户，其中一百二十四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22.46%，大大超过了中共土改政策认定的地主不超过3%的比例。许多反对这个政策的基层干部，被撤职、审查，给予纪律处分，乃至开除党籍。对划为地主富农的，则扫地出门，交给贫农团处理。
发现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且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
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紧急致信中共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以下问题：
一是中农问题。老解放区已经经过了土改，在土改后，贫农经过辛勤劳动、发展生产，大部分成为中农，因此，在老解放区农村，中农是主体，是支持革命战争的主体，如果再搞一次土改，再割一次韭菜，再把中农变成贫农，把中农推到对立面上，那么，我们在解放区就失去了基础，革命战争就没有依靠的力量，
二是关于“贫农团”。习仲勋直言不讳地写道：“在老区，有些农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因地、富成分下降但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来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毫无威信，由他们来领导土改，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
三是关于干部政策，习仲勋尖锐指出，许多地方，现在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挖地主、富农底财，开斗争会，而没有人搞支前，搞经济，搞生产，搞基层组织建设，更没有人搞民生。谁不整人，自己就会被整，干部人人自危，许多积极工作的干部，丧失了工作的热情与信心。
习仲勋指出，这样的土改政策，不是使我们获得人心，而是极大地失去了人心。目前的土改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老区实际，脱离了最广大的群众，也脱离了干部。现在是前方打仗，后方鸡犬不宁，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如不纠正这种极左错误，就将造成形势逆转，导致革命失败。
另一个站出来的是任弼时。实际上，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央决定去杨家沟之前，任弼时就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的过火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作富农者，因此确需颁发一个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任弼时指出，现在许多地方的农会就是“贫农会”，不但中农不能参加，在民主政权下，由贫雇农上升为富农的，更不能参加，很多地方，中农、新式富农和地主一样没有选举权，而这与人民民主的宗旨不符。
任弼时提出，对新政权下产生的“新式富农”，很多地方采取逼、吊、打的方式，剥夺他们的剩余财产，造成人心惶惶，“在农民中会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想法”。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有习仲勋、任弼时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在大多数人头脑发昏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站在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大声疾呼，纠正党的错误。
他们的意见，使毛泽东大为震动，但也使毛泽东感到由衷欣慰，更使毛泽东坚定了这样的思想：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上，由于左的错误，革命可能走向失败，使共产党失去人心。必须立即纠正左的错误。
四、纠正错误
毛泽东善于抓点，即通过一件事的处理，来给全党发出明确信号。
首先，究竟怎样对待在新政权下产生的“新富农”？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吴满有一类人入党问题的电报，毛泽东给电报加写按语：“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
其次，必须立即纠正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的左的教条主义错误，从纠正宣传舆论导向入手。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注：“开明绅士问题不是什么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中央并未这样指出过。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赞成反蒋和土改而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从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开明绅士，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阶级，是于反蒋和土改有利益的。”
随后，毛泽东首先在中央前委统一思想，让前委同志一起，认真研究习仲勋和任弼时的意见。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因为不了解党史，不知道、忘记了我们过去犯的左的错误，以至于今天，有些人在这个“极端重点的问题”上再次犯了错误，而且这种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他们与王明当年的错误是一样的。
1949年6月，习仲勋在西安各界保卫西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搞清楚我们要建立的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极为关键。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失去人心，并不等于我们就能获得人心，蒋介石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动就能胜利，如果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问题上，我们犯政策的错误，那我们也会失去人心，我们也会失败。
类似王明、康生这样的人，他们满口马克思主义，满口理想信念，但是，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中国现实，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广大干部，他们手握肃反利器，名曰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这样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乃至人性是对立的。
从那个时候起，毛泽东决定，一面指挥解放战争，一面开始亲自领导土地改革。从此，土地改革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的阶段。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底线——一切工作，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为要，不能破坏中国农村的生产力。蒋介石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在共产党手里，经济不能崩溃，而是必须发展，发展生产力，这是革命的根本目的。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转发了习仲勋一月十九日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写了批语。毛泽东完全赞同习仲勋的观点—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复杂的历史进程，而建立一个新社会，绝不是通过划分阶级成分这样的行动，就可以一蹴而就，以为通过搞运动、划成分，就可以一步迈入新社会的观点，是左的、盲目的观点。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二月八日，习仲勋复电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对于在老区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危害，指出：“这会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意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
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习仲勋的意见，他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土改是种庄稼，是鼓励种庄稼，而不是一茬一茬割韭菜，没有劳动果实，谈什么分果实！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报。通报中提出了一句著名的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身体力行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手把手地教给同志正确的工作方法，经过全党的努力，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得到了系统的纠正。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他们居住了四个月的米脂杨家沟出发，向佳县进发。
佳县，是《东方红》诞生的地方。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文/韩毓海，北大中文系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