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毛主席是如何“两手对两手”的？

论国家安全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国家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

江涌

　　国家安全的一种理解是国家利益没有处在危险状态或受到相关威胁。国家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核心利益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即国本，失之即国将不国，是必须坚决维护的，是不能当作交易筹码的。如何有效维护乃至拓展国家利益，则必须统筹好原则性和灵活性。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到如今新时期一贯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建党、建军到立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但凡遭遇曲折，通常是违背了这一原则；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总是坚持了这一原则。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1]。

　　没有原则性，就没有灵活性

　　在湖南长沙湘江之畔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讲堂檐前，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赫然写着“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古往今来启迪着无数仁人志士，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原则性）与中国革命实践（灵活性）相结合，不断磨砺，最终成就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成为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内各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一）国家核心利益与其他利益

　　新中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纷纷独立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家安全方面，有必须坚守的原则性。国家存亡绝续有一些不可逾越、毁弃的底线，如包括领土、领水与领空的国土，就是不能用来当交易筹码的核心利益，丧失了国土，国民就没有了安身立命、建立家园以及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国土范围内不受外界干预的自主自决的权力，即国家主权，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珍视，不会轻易让渡，这就是原则性。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的存在是为特定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特定阶级的利益导向、价值追求体现在一系列必须遵守的由法律规章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中，具体的法律规章可以因地制宜、适时而化，但是只要统治阶级未变，其根本利益和核心价值就必须坚守，这些根本利益和核心价值构成一国的原则性。倘若这些原则性被侵蚀、违背或毁弃，那么国家安全便可视为受到了威胁。

　　与此同时，国家主体与客体是多元的，主体的阶级是分层的，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稳固，会设置一些机制，如上升通道，吸纳一部分社会中下层分子进入统治阶层，以增加统治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科举制、西方旋转门机制等，相应的规则与管理保持一定灵活性，期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国家客体的利益也是多元且分层的，核心利益需要坚守，但是在核心利益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这些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往往是可以当作交易筹码而灵活处理的。

　　（二）国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随着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国家安全在内涵上不断深化，如从不受威胁的状态到维护安全状态的能力；外延上也不断丰富，如从原来的领土纠纷、主权政权、军事国防等高阶政治问题（被界定为传统安全），到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发展构成威胁的低阶政治问题（即所谓非传统安全）。就现阶段而言，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核安全、其他新型安全（极地、深海、太空、生物、人工智能等）。

　　传统安全所涉及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因为历久弥新，在内部治理与外部博弈的过程中，经验教训甚多，演绎花样繁多，但是万变难离其宗，如各类国际地区组织、双边多边机制，对国家间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分歧会形成诸多约束，这些约束主要体现的是规范性、原则性。当对于某些侵略者、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其拥有的力量是巨大的、危险的且难以应对的，处于弱势的被剥削阶级、被压迫人民，与之斗争要采取灵活的态度和方法。对于这些强大的力量，弱小的一方只是怕，是没用的；索性不怕，尚可找到解决问题或减少损失的办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管理创新突飞猛进，全球化信息化迅速发展，不仅出现了很多新兴领域，而且也刷新了传统安全领域的游戏规则，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非传统安全主体在国家政府之外，趋于多元化，企业、机构、社会组织甚或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活跃，其行为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利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用传统手法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无异于用高射炮打蚊子，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效果不彰甚至很差。所以，面对新主体、新领域、新问题，需要从新视角、用新方法、新策略，即应对问题需要更多的灵活性。由于科技进步，如电子监控、移动支付广泛使用，很多传统违法犯罪成本迅速上升，入室盗窃、偷摸抢劫等日益减少；同样由于科技进步，导致违法与执法力量出现结构性失衡，智力型犯罪门槛不断降低，网络入侵、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不断增加。新型违法犯罪难以判断，嫌疑人难以识别，安全主体责任难以明确，违法犯罪后果难以评估，凡此种种，维护（国家）安全的（边际）成本递增，导致诸多涉事利益主体无所适从，熟视无睹，集体无意识，纷纷采取“灵活性”的回避措施。在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政治安全又是文化安全）领域，十分容易产生麻痹松懈大意导致的风险。

　　（三）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

　　维护塑造国家安全往往要进行利弊权衡，尽可能兴利除弊、趋利避害。实际工作中，面临有利的，往往弹性大一些；面临有害的，通常刚性多一些。如果有利的方面越多越大，那么思考应对时就能从容不迫，自由裁量的灵活性机动性越大；如果有害的方面越多越大，那么思考应对时，受相关原则性制约也会越多越大。从困难中个人、集体和国家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国家安全需要统筹维护与塑造。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可以援用、可以遵循，相关部门机构在维护国家安全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约束，原则性自然要多一些。塑造国家安全，应在一定的原则性基础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塑造态势往往需要创新，勇于创新，从无到有，突破既有规则与约束。敌强我弱，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保持充分的灵活性，毛泽东一贯强调不会在敌人选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与敌作战，必须想方设法使敌就我，以便我在天时、地利与人和中克敌制胜。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排斥在美西方主导的联合国之外，不利方面很多，自不待言，但是中国也有不受各种美西方划定的条条框框制约的灵活性，中国处在“花果山时代”[2]，如此可以不受约束地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但也自觉地坚持恪守相关国际社会“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这一最高利益的原则性。“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3]

　　坚强的原则性

　　从年轻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有坚强的原则性，积极维护党性，在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上，毛泽东很少让步和妥协，对自己、家人、身边人、战友与对手都是如此。“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也是后人对毛泽东的评价。

　　（一）牢记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4]“不当李自成”是毛泽东给自己同时也是给中国共产党立下的誓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在践行这一誓言。

　　1950年3月1日，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由苏联访问回国，在沈阳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毛泽东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5]

　　1951年底，根据毛泽东“要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处理，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的指示，中央华北局果断依法处置了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贪污案。及时果断地严惩两个干部，实际上是拯救了千千万万个干部。

　　（二）维护独立自主，反帝防修

　　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一些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从不妥协，体现出坚强的原则性。

　　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扫荡由美国公开且大力支持的蒋家王朝。蒋介石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共产党成立新的联合政府如箭在弦，希望得到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国家的承认与支持，希望与世界所有国家包括美西方国家开展正常的交往。但是，美国政府以接续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各类条约、确认美国在华特权为条件，换取对新中国的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这座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百多年的大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美国继续殖民主义的无理要求，自然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影响，“一边倒”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新中国的必然选择。

　　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中国在积极应对美国霸权的同时，中苏关系开始由晴转阴，不断恶化。当赫鲁晓夫逐渐巩固苏联政坛地位之后，苏共“老子党”的作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便日渐显露出来，向中国提出组建联合舰队以及长波电台问题，试图像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影响操控中国。毛泽东一眼便看出赫鲁晓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它直接关系中国主权，因此通过发了很大脾气的艺术处理，表明寸步不让的坚定态度。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谈到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时说：“那你们就帮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6]当年清政府与沙俄联合修建中东铁路，最后引致两国关系多年数度紧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伤疤好不容易刚刚愈合之际，苏联竟然又提出共建联合舰队以及长波电台，有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嫌疑，踩了中国红线，当然会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灵活的策略性

　　欲求超胜，必先融通。毛泽东之所以出类拔萃，超越一众先贤和同时代英豪，是因为他能融会贯通，成竹在胸，灵活应对各类时局和各种风险。

　　（一）游击战里操胜算，运动战中歼敌人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切身感受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如何争取主动，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最后赢得斗争的胜利，必须讲究斗争策略。“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7]在这一原则性基础上，采取灵活性策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争，一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早起）就是根据敌强我弱而采取的战术。1930年12月下旬，红四军在宁都县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写了表达反“围剿”战略指导思想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正是在毛泽东正确斗争策略指导下，红四军由小到大，根据地由点及面，革命声势由地方而全国，这大大地助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削弱了反动派的威风。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顽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以及苏联的军事教条，剥夺毛泽东的话语权与指挥权，用阵地战与国民党军拼消耗，只有所谓原则性，而没有任何的灵活性，使得红军持续被动挨打，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特点，将山地游击战（后来发展到平原游击战、水上游击战）作为应对日本侵略军的军事战略。毛泽东强调，“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8]共产党发起的游击战不只是军事斗争，更有宣传、组织、动员民众的系列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军参战，实行全民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有了运动战、阵地战的条件。中国的抗战局面在波折中不断好转，最终赢得了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独立自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速度之快超出预期。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完成过渡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共计18年。但是，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同时进行，相互促进，雷霆万钧，一气呵成。“一化三改造”乘此东风，于1955年下半年掀起“高潮”，结果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此，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

　　然而，人民生活水平却不能随生产关系的变化同步改善，问题和矛盾很快出现，如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因小商店、小作坊都被合营而给老百姓买东西带来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一批“地下工厂”等。问题和矛盾的暴露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思考。1956年他在同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座谈时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9]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思考。在他的思考中，资本主义不再是同新民主主义社会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仍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而带来的问题。

　　社会主义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1958年11月9～10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0]“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11]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中国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所以，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横空出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960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主持会议时指出，“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12]不难看出，业已步入老年的毛泽东，当时思维敏锐，经济思想十分前卫，一点也不保守。

　　（三）向美帝国主义学习，正反两方面都要学

　　作为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问题和事物的发展。毛泽东年轻时就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并形成了有关美国作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和“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的深刻印象。其中，“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就是辩证看待的，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另一面；有否定的一面，也有肯定的另一面。对于美国，毛泽东认为，除了反面学，还有正面学。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秀，后来居上，相较老欧洲，新大陆一度充满活力。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倡学习美国，学习美国正面的，学习它务实的态度与崇尚科学的精神，学习它的政治设计中的联邦与地方分权，提高治理效力与活力。

　　人到中年时，毛泽东一方面对马列主义理论掌握更加全面，理解更加深刻，有了坚实的主义定向；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现实斗争需要，也有了明确的问题导向。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委托胡乔木撰写的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对美国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苏联并称“民主世界的双璧”。相对于中国自古传承的中央集权、当时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丛生，美国实施政治分权，尤其是联邦与地方分权，所能体现出的效力与活力，应是毛泽东对美国民主肯定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美国敌视中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制裁，美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被不断批判，但是，年富力强的毛泽东在1956年撰写的经典文献《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还是肯定了美国正面教员的作用，提倡借鉴美国经验：“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13]1970年，毛泽东再次向斯诺指出，美国的体制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中央是不行的。[14]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1960年，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一起聊天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先行者，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思考过同时代人没有思考的问题，观察到同时代人没有观察的事物，作出了一些别人没有作出的决策，进行了前人没有做过的探索实践。当然，毛泽东也取得了前人与同时代人没有取得的功绩。

　　（一）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的典范

　　1960年10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是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以此为人生“至暗时刻”。

　　毛泽东凭借他的智勇与张国焘展开了极富艺术性的斗争，根据时任一方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的回忆，“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墨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浦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当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15]

　　“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16]彭德怀的表述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三言两语就勾勒出的识大体顾大局、善于团结善于斗争的毛泽东形象，一个具有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领袖。

　　（二）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

　　毛泽东越是到晚年，越是在意身后评价，他曾经多次预估后人对他的评价，也作了自我评价，其中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是“七分虎气，三分猴气”。后人评价毛泽东的一项杰出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到了一系列真理集成，这就是活学活用的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是一种灵活性的方法论，由此得到了灵活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战略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万变”的战略策略，所遵循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宗”，“不离其宗”就是原则性，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灵魂的精髓应当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

　　“策略是根据一定原则确定的。一定要原则性很强，然后策略性才能灵活，没有坚强的原则性，就说不上灵活的策略性，那就会变成姑息，变成屈服。”[17]正是基于“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辩证原则，毛泽东严厉批评那种“革命是不能妥协的”的“左”倾观点。他指出，“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美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指阿尔巴尼亚—引者注），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8]显然，讲原则的毛泽东在这里充分展示了灵活性的一面，通过正话反说，表明了他对国际形势判断十分准确，洞若观火，对美国政策成竹在胸，体现“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的高度统一。

　　（三）对内，有效地团结自己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是科学方法论。对内，可以有效地团结自己，不断提高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对外，有力地应对敌人，克敌制胜。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讲团结问题时指出：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19]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讲话：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20]

　　（四）对外，有力地应对敌人

　　美国（统治阶级）具有两面性。垄断资产阶级的寄生性、腐朽性不会改变，获取垄断超额利润的目的不会改变；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只会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政策上必然与历届政府保持基本的连续性，这是不变的一面。但是，具体某届政府因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分赃形式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征”，这是变的另一面。也就是说美国资产阶级与作为前台代理人的美国政府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面性。强大的美国有变与不变的两面性，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国应当坚持原则与保持灵活的统一性，这样在竞争斗争中就可以扭转被动、赢得主动。

　　对美斗争与合作时，应既讲原则性又讲策略性，其中原则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对美斗争中，毛泽东强调要两手准备，即“两手对两手”，就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即以打对打，以谈对谈，在战争与和平两条战线上与对手展开坚决而巧妙的斗争。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或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迟迟得不到恢复。对此，毛泽东提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手准备：第一是坚决斗争，第二是不要着急。这里所说的“不要着急”，不是说真的不在乎、无所谓，而是要保持战略耐心，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对付帝国主义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坚决反抗，另一条就是开会谈判。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也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是压迫，一条是欺骗。我们支持开会谈判，目的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的欺骗性，“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21]在抗美援朝时如此，边打边谈，边谈边打；抗美援越也是如此，军事的与政治的（外交的）都用上，表现出无比的耐心与定力。1955～1970年，中美通过各自在日内瓦、华沙的大使进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马拉松式会谈，斗智斗勇，最终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使两国关系加快走向正常化。

　　美国是世界的也是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列宁谆谆告诫“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22]“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23]美国人的实际精神，集中在它的实用主义，在它的灵活性、策略性，俄国人的革命气概主要表现是原则性、立场坚定性。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若是能够将坚强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结合起来，一定会无往而不胜。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2年第7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注释：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2月17日。

　　[2]1971年10月，新中国的不懈斗争得到世界多国的积极帮助，联合国接纳新中国，联合国秘书长致电中国外交部，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大。毛泽东高兴地戏称，游荡在联合国之外的时期为“花果山时代”。

　　[3]《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7]《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8]《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9]《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10]《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11]《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14]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15]《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1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1955年2月3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页。

　　[18]《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1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

　　[21]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访华代表团时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

　　[22]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2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