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毛泽东如何在调查研究中获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与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

　　（一）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不久便深入江西和湖南两省交界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等广大地区进行走访调研。在此基础上，他带领广大军民在湘赣边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为了在建党、建政、建军等方面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符合实际的政策，毛泽东在战争间隙进行了许多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1927年10月中旬，他在酃县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1927年11月，他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1928年2月，他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到永新县秋溪乡，开展群众工作，并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写下《永新调查》。

　　毛泽东对这两份井冈山时期的书面调查报告比较满意亦很看重，后来因故遗失，对此他非常惋惜并多次提及此事。“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他后来在梳理自己过往的调查材料时再次说道，“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

　　杜修经回忆自己受湖南省委派遣到井冈山时，毛泽东曾把这些调查材料给他看过，是用账簿写的，共有10多本，一尺多高，用蓝布面子装成。它们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脚病期间，在农村找了贫苦农民、工人、商人、教师、区乡政府干部交谈后，把情况汇集起来而成。里面的内容有关于江西的概述，还记述了宁冈、永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情况。各个时期用的东西，如搪瓷脸盆、煤油等一些东西，什么时候进口帝国主义的洋货都写上了；连农民没有文化，用代号记工，如“初”记上“刀”字，一天记上“○”，在调查上都写了。这份调查中各种数字记载也很多。

　　（二）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这一区域进行局部执政，毛泽东也就更加切身体会到调查研究对于党和苏维埃政府作出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他又集中作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这些材料大部分被保存下来，比较著名且内容丰富的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

　　毛泽东自称《寻乌调查》是他当时所作的最大规模的调查，共5章39节，8万余字。对于这部我党历史上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表示此前自己对农村阶级的结合，不是十分了解。此后，“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显然，毛泽东由此进一步完善了土地分配的方法，即使被人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他仍坚信自己的做法。

　　毛泽东表示，自己之所以能从这些调查中获得很大的益处，并写出如此丰富的材料，是因为调查对象为他提供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如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就是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毛泽东从大量的调查实践中不断将其理论化，并为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于1930年5月刊发《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该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有的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他在1931年4月进一步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念与实践，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

　　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项基本的工作方式，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经途径。与此同时，他不断要求大家通过调查研究开展革命工作，如规定党支部和宣传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做调查工作，而且要将调查的情况上报。毛泽东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开调查会。

　　据张令彬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经常同部队谈话时说道，“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当时红军官兵大都是没有念过书、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毛泽东就耐心地引导他们，搞调查研究，要注意分清对象，讲究方法。他还指出，一定要放下架子，当群众的小学生。干部到群众中去，不要带传令兵、秘书。如果你摆官架子，群众就不愿接近你，更不会同你谈心里话。有一次张令彬受毛泽东指派到永新西乡打土豪、筹粮筹款，他在没有仔细了解的情况下把一户富农当作地主，分了他家的财物，这不符合红军的政策。毛泽东得知后及时指出了他的错误，“打错一家影响很大，以后不调查清楚就不要打”。这件事情，给了张令彬很大的启发教育。

　　当然，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方面身体力行，为大家作出了表率。他专门设计了调查表并下发至连队，便于操作执行。据当时的红四军宣传员吴德华回忆，在1930年时，每个宣传员都会有一本“社会调查提纲”的小本子，提纲的内容大致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等。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根据兴国县、长冈乡、才溪乡等地代表的汇报，充实与核实了相关调查材料，从而形成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两本小册子，在会前发给与会代表。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着重表扬和介绍了这些地方的模范事迹，推广先进经验。

　　毛泽东通过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提升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科学的方法，从7个技术层面进行了解答，“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