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
毛泽东所以对共产主义钟情有加？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立党之基，执政之本，也是共产党的最大软实力。
一、什么是共产主义？
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什么叫“共产”？
“共产党的名称叫‘共产’，是从共产主义来的。”明确这一概念十分重要。因为“共产”这两个字，一头涉及共产党的名称，一头涉及共产主义信仰。
对于什么叫“共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于‘共产’，有产者们还没有弄明白其真实意思，就本能地予以抵制或反对。因为他们有产，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共产党的名称为什么叫‘共产’？是从共产主义来的，不是简单地‘共财产’，而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物质极大丰富，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一种理想社会制度。但是，不仅有产者，甚至我们有些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担心党内外的同志们仍有误解，还特意举例说明：“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他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24页。）
这个“老妈妈”和“农民同志”对“共产”的理解都是从字面上考虑的；也曾经有些人发问：共产党是谁？误认为共产党是与毛泽东并列的一个人，这都是因为对“共产”缺乏了解的原因。至于帝国主义害怕“共产”，那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无法克服的误解和天然的仇视。总之，对于共产党的名字的来源，出于各种原因，有相当多的人若明若暗，不甚了了，也就很容易将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分开。而不了解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也就不能理解共产党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十分必要。只有明了共产党的名称源于共产主义，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才能矢志不渝、终生不忘共产主义的信仰。
毛泽东对于“共产”的说明，理论深刻，语言平实，通俗易懂。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
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他说：“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作为一种实际的社会生活——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指导，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理想目标，并为之奠定基础、创设条件的过程。我们今天为实现“中国梦”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从事的改革开放等各项工作，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都是为着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个最终目标而工作着的，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或在当前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必须有的阶梯。虽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作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早已存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之中。我们之所以要理直气壮地讲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着。为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与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是同一方向上的不同阶段的伟大事业。
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文化也好，传播正能量也好，都不能脱离共产主义这个源头。对于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诸如道德沦丧、诚信缺失、诈骗横行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问题的解决，主要的不是扬汤止沸，而应是釜底抽薪。有些人以为大力宣扬传统文化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这些丑恶现象不相干，或者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还可能与这些丑恶现象相辅相成、互相为用。只有批判封建的半封建的旧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弘扬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起正气。譬如，许多人提出要重视家风，但是，如果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树立不起来或认识不统一，家风的树立就没有正确的方向。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不如人意的问题？而且社会上又有这样的市场呢？归根结底，就是核心价值观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换言之，对共产主义信仰淡化了。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大的正能量，是正能量的能量源泉；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核心的核心。
我们的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出于好心，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大众如何防骗，但是，对于社会上的诈骗，只限于“防”，是防不胜防的，唯一的办法是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诈骗的机制条件。否则，一边防，一边骗，永远防不完。而防又总是处于被动的无奈的地位。骗子屡屡得手，被骗者频频吃亏，防骗与反腐一样，永远在路上。
我们总是在“器”上下功夫，找不到产生骗子的“道”。在“器”或“术”上防骗，隔靴搔痒，总是跟不上骗子的花样翻新。实际上，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从根本上消除包括，而不限于骗子的横行。但是，对共产主义的说教和发誓不解决问题，而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应有的要求，搞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因为按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这一唯物史观，公有制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为公的思想。当然这种决定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要有一个过程。但是真正这样做了，为公观念的实现就是迟早的事。这既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基本制度，也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先公后私”思想的必有途径。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应该不是凭空写的，他在谈到经济体制问题时说；“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节制资本，是为了杜绝“个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对于实现“天下为公”，也是从资本的制度安排这个根本问题上说话的。
对于共产主义，毛泽东坚决反对所谓的“收起”。他说：“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其实，“一收起”，首先是亡党。在中国，党亡了，国也就亡了，或者随之解体。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政党的信仰，是精神支柱，是灵魂，是执政的资格，也是引领中国人民一往无前的动力。失去了或收起了，共产党就失去了方向，丢了灵魂，缺失了核心价值。
毛泽东指出，就“当代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属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页。）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不能等同，它体现在指导我们革命的全过程中，因此，它始终就在我们身边。它在各个历史阶段，一直在指导着我们前进，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包括当今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经济发展，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应该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
作为一种设想，如果我们将一个地区的县处级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闭卷考两个题目：一个是什么叫共产主义？一个是什么叫“中国梦”？对于第一个问题能得80分以上的估计不会太多；对于第二个问题，90分以上的可能占绝大多数。但是，如果进一步问90分以上的人们：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和“中国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可能又会使他们变为不及格甚至0分。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但来自于实际生活。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以及当前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对此却不甚了了。所以，我们祭起共产主义信仰十分必要。
共产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当前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上；也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宇宙观，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上。每一个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将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与为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奋斗联系起来。
毫无疑义，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与现行政策的实施应当区别开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要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个过程，从党成立，到民主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再到现在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则是遥远的事情，但也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一步步实现的可望可即的过程。
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科学预见，是社会形态的最高阶段。它是科学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用唯物史观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结论。
一个人的格局、境界的高低，在于两个着眼点：一个是着眼于国家大事，一个是着眼于社会发展规律。前者稍后说到。这两个着眼点的特点，都具有高和远的特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历史经由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会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大体上都要经过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长有不同。在美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极其短暂，甚至有些历史学学家认为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阶段；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则延续了近3000年；反过来，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已有230余年，而在中国，就没有必要经历正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要有一个允许资本主义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前提下发展的时期。无论不同国家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时长有多么大的不同，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共同的归宿，包括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于他们承认与不承认，那是另外一回事。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性使他们在自身体制下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全人类的。当然，这里有认识不认识、自觉不自觉之分。
社会历史每一次更新，总是先从文化上的突破为标志。中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伴随着春秋战国在文化上的“鸣放”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伴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过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经过了“五四”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这一文化过程。总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而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文化上的突破或转型从而引起革命。共产主义是最高文化思想，因此，只从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产生以来，就带动着人类、整个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
社会的人，有动物性是正常的，即孔子说的“食色性”，也需要趋利避害，但也必须具有社会性，即最起码的社会公德。只有后者才能与动物区别，才能称其为人。但是，能否看到社会总的或大的发展规律，即最终目标要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其建立社会性的一个最高表现和关键问题。
作为“大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是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但是，它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反，越是美好的事情，越是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达到这一宏大目标，既要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又要人的全面发展和觉悟的极大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还没有做到，特别是在老百姓那里，而人的解放和发展，觉悟的极大提高，要比物质极大丰富艰难得多。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遥远的事情，因为艰难就不提或回避。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中国整个革命要分为两步走。毛泽东比喻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一个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奋斗，一个是要脚踏实地做好当前的工作，二者丢掉其一，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就多数人而言，存在的问题，不是在“今日的努力”上，而是在“将来的大目标”上。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年，在国民党蒋介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时，毛泽东为实现共产主义题了词。
毛泽东手书“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题写这一段话？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共同抗日的需要，暂时把共产主义的目标放一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加紧想共产党进攻时，阶级矛盾即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主义的目标重新提起，就是顺其自然的了，也是及时、必要的了。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2012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缺钙”，这个比喻既形象又深刻。人缺了钙，“会得软骨病”，还会得思想上的“空虚病”，产生精神上的“抑郁症”和视力上的“夜盲症”。
在201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大学生的回信中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5月4日当天，他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同各界优秀青年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给青年们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坚定理想信念。他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句话：一个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一个是“‘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这两段话，透彻、深刻地指明了新时期共产党员、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前进的方向。
特别是讲到“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结果。这就准确地指明了当今社会上，包括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进一步说明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所在。
毛泽东说：“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共产主义是好事。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全国的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当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共产了。而是讲准备共产，要广泛宣传。”（王正民《毛泽东在新中国之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276页。）“讲开”、“说穿”，就是直截了当地讲，开诚布公、理直气壮地讲，不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的执政资格。
二、立党之基、执政之本
中国共产党凭着什么执政？凭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凭照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信念；凭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人民群众的信任。
失去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执政就失去了资格
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屠刀下,选择了死亡,就是因为心中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只有始终牢记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往哪里走，才能称得起“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才具有执政资格。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初心”、使命，这就是在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心，即最终达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之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毛泽东十分珍惜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到晚年，他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革命先烈的血不能白流，不知道别人想过这件事没有，反正我想过。毛泽东指的流血牺牲的先烈自然包括在战场上牺牲的将士们，但主要是指被敌人逮捕，在敌人的监狱，在荣华富贵的利诱和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威武不屈而牺牲的英雄们。因为这是在共产主义和苟且偷生之间的选择。一念之差，差之毫厘，相距千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需要物质的力量，更需要精神的力量。后者不仅可以赢得人心，而且也可以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有了信仰的力量，就会终生为之奋斗，直到临终，包括在关键时刻为之自觉献出生命。
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有多大，可以用的着《团结就是力量》中的一句歌词来说明：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要在共产主义这一理想信念上出现总体性动摇，共产党的领导魅力就立即黯然失色了。因为共产党就是从信仰共产主义起家的。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缺乏这种精神力量，中国再富足，最终就像牛羊鹿群那样，成为肉食者的猎物。清朝光绪以及咸丰年间，并不是那么贫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致签订割地赔款条约，主要是缺乏精神的力量；垂帘听政的慈禧将海军经费挪用修颐和园，以至于在甲午海战中邓世昌指挥的军舰上因缺乏炮弹，开足马力撞向日本的军舰。腐败与无能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时中国的北洋舰船的实力是强于日本的，这就说明了问题的实质。甲午海战的失败，主要的不是经济之败，军事实力之败，而是政治之败、文化之败，腐败之败。
“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共产主义的旗帜，凝聚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的心，造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浓厚空气。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说，“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的结论。
共产党应该始终、公开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是天经地义的，是我们的大道理，特硬的道理，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不必顾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刺激，也不必顾及“精英们”的面子。对他们，正如毛泽东讲的：“刺激他也是那样，不刺激他也是那样。”总之，他们是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办事的。他们害怕、反对共产主义是正常的，不反对倒是奇怪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这是对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殷切希望，也是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定位。
特色，“特”在什么地方呢？特就特在，按照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按照前苏联或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从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时起，就没有走苏联的道路。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本家就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运用政权的力量采取强制没收私有财产的做法，而是采取“定息”“赎买”以及说服教育等和平的办法解决的。既能最终基本上堵住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又使资本家基本能够接受，而且工商业生产总值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有了较大幅度地增长。
实际上，不仅搞社会主义，即使在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共产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指导下，从国情出发进行决策的。换言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以及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方针、原则的实施，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没有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又符合十月革命的基本精神。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的体现，或者说是另一种表达。毛泽东在世时没有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但他在实践上一直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改革开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使中国尽快发展经济，达到“物质极大丰富”，实现共产主义的的阶梯。只是这个经济的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与实现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如何结合起来，还需要做出艰辛地努力，以及在政策、措施上进行明显调整。
三、信仰的力量有多大？
共产主义信仰这种精神的力量有多大？无法通过数学进行计算，也无法通过仪器来测量。一旦用数字来表达，通过仪器来测量，就是有限的了，而信仰的精神力量是无限的。
“红军万岁！革命万岁！30位大渡河英雄万岁！”
《毛泽东自述》中详尽记述了红军对强渡大渡河的过程。
如果用事实来说明，红军在长征之初爬越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一幕可以看出这种力量的数量级。
泸定桥！这哪是一座桥？实际上就是由13条铁索——铺在最底面的9条，两边各有2条作为跨栏构成的。
大渡河泸定铁索桥
长征之初，为了渡过大渡河到四川，“在红军到达铁索桥的时候，他们发现铺在底部的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后面是由一个团的白军把守的阵地。……不容耽误，必须在敌人追击的部队到达以前拿下这座桥。团首长号召大家自动报名。红军战士一个个站了出来，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些报名的人中，挑选出30人，他们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用两只手交替抓住铁链，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很快就窜到了奔腾的急流之上。红军的机关枪嗒嗒地向着敌人的工事怒吼，子弹倾泻在桥头堡上。敌人用机关枪对着高悬在水面上逐渐向他们逼近的红军战士射击。头一个战士中枪，掉到下面的急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但是，其他战士越来越接近桥中心，那些没有被抽掉的桥板多少起到了保护这些敢死队员的作用，敌人的大多数子弹从他们身边擦过去，或者打到对岸的悬崖上。”（《毛泽东自述》“毛泽东同斯诺的四次谈话”，第92—93页。）
“最后，一名红军战士从桥板上爬过去，打开一个手榴弹，十分准确地把它扔到敌人的工事里。白军军官急了，下令把残存的桥板抽掉，但已经太晚了。更多的红军战士爬到他们面前来了。敌人把煤油筒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20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突然，南岸的同志们开始欢呼起来。‘红军万岁！革命万岁！30位大渡河英雄万岁！’这时敌人正在乱成一团地仓溃逃跑。突击的战士们全速跑过残存的桥板，穿过烧向他们的火焰，敏捷地跳进敌人的工事，掉转敌人丢弃的机关枪，向敌人扫射。
这时，更多的红军拥到铁索上来，赶过去救火和更换桥板。没有多久，在安顺场过河的那个红军师也出现了，他们从侧面攻击残存的敌人阵地。白军或者逃跑，或者投降红军；约有100名川军在这里放下武器，转而加入红军。一两个小时以后，整个红军兴高采烈地高歌迈进，跨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内地。……泸定桥的英雄们，由于突出的英勇而被授予中国红军的最高奖章——红星奖章。”（《毛泽东自述》《毛泽东同斯诺的四次谈话》第94—95页。）
这哪里是渡河？而是一场30名勇士与（急流的）水、与（烧在身驱的）火、与（擦身而过的）子弹的搏斗，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这是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中展现。强渡过河的22位勇士（牺牲8名），没有金钱欲，没有官位欲。物质的奖赏只是一个茶缸和一支钢笔。这是用钱财、奖金解释不了的。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最惊险的场面之一。如果红军在那里渡不过去，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19世纪时，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军队——翼王石达开统率的10万大军，就在这些峡谷里被曾国藩指挥的湘军包围并全歼。蒋介石也在打电报给他在四川的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以及追击部队的将领们，勉励他们重演太平天国时石达开的悲剧。他满以为，红军在这里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覆灭。
但是红军就是红军。他们知道石达开的故事，也知道石达开致命的原因是延误时机。翼王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岸以后，曾经停留了三天来庆祝他的儿子，一位王子的诞生。等到翼王发觉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结果被从地球上抹掉了。而红军一昼夜奔波240里崎岖不平而且泥泞的山路，争取了时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毛泽东对话的斯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了解理想信念的力量，更不知道什么叫“初心”。所以他说：“这些迷信的四川人是人吗？还是疯子或者是患了精神病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个精神很正常的人，既不是疯子，也不是神经病。斯诺的判断也对，“他们当兵不是仅仅为了混饭吃，发赏钱，他们是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胜利的青年人！”为什么？他们是一支受到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他们家乡分得了土地，也在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战。
“没有理想信念，在长征中一步也走不了”
毛泽东用他那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话对长征作了描述：“在地球上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路途是艰难的，但最危险的是，“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读罢“强渡大渡河”这一段故事，再联想到红军长征过程中“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特别是蒋介石的军队的围追堵截，这些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生死未卜的过程，不禁让人掩卷沉思：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的队伍，就可以做出让人难以想象的壮举，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也引起了震撼。一位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说：“没有理想信念，在长征中一步也走不了。”这个话是实话，也是高度概括、十分凝练的话。没有经过长征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这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在跨越二万五千里的艰辛跋涉中，红军官兵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征服空气稀薄的高山雪岭；穿越没有站脚之地，仅靠食草吃野菜充饥的沼泽草地，走完了全过程。从出发时的5万多人到达陕北吴起镇只剩下3万余人。这种革命的壮举、感天动地的精神，引起了包括一些外国人在内的世人的惊叹、关注和探究。红军终于击退了追兵的围追堵截，创造了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和长征精神。这是什么原因？除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是不可能走过来的。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筑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2014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刊载的戴旭题为《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的文章中有这样三段话：
“美国前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几十年后重访长征路，仍然被当年的壮举所震撼。他动情地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长征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灵魂的真实写照。我们的一切胜利，都可以在信仰和精神这里找到源头，未来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和强盛的密钥，也深藏在这里！”
“由于这种自信的激励，中国人几乎在一切领域挑战‘不可能’：他们大胆尝试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制度，他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借助外援努力实现工业化……他们爬冰卧雪，在大庆、在克拉玛依，几乎是用手指抠出石油；他们在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仅凭着人力和手工，居然凌空打造出‘红旗渠’；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造出‘两弹一星’，核潜艇……他们有过悲壮的挫折，但也创造了这个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军事、科技领域惊世骇俗的空前成就。”
戴文引用的这三段话，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精神，作了实事求是的深刻的概括。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以及雷锋、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事迹，都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的体现。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在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侵蚀下，苏共变修，东欧剧变，而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为什么？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其中一个（不是全部）缘由。不是说他们没有经过长征，而是说他们没有经过像长征一样的锤炼。与中国共产党相比，他们取得胜利容易得多了，特别是东欧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自己基本上没有什么付出。容易取得的东西，也容易失去。这是一个得与舍的规律。
在信仰与生命的天平上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页。）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背信弃义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袭击，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早在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填写李大钊等人筹办的中国少年协会调查表时，在信仰一栏中就填上“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那时，毛泽东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由此，他为了这一理想或曰信仰，竭尽了一生的精力。他不仅废寝忘食、夙夜为公地工作、战斗，不断作出新的重大的决策以领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而且完全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六位亲人，包括他心爱的妻子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都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通过言教身教，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带出了一支英雄的军队。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为敌人的高官厚禄所诱惑，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挺直脊梁，从容就义！他们面对死亡，视死如归。这就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正是这个信仰，把中国的先进分子凝聚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正是因为这种信仰，这种力量，千千万万革命烈士，不畏艰难，勇于牺牲，才将日本侵略者赶回老家，打倒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在信仰与生命的天平上，他们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信仰，舍弃了生命！
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在被国民党新军阀杀害前，写下了大义凛然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自有后来人。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闻讯后悲愤地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1928年初，周文雍、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到广州，协助重建广州地下市委机关，不幸被捕。在狱中，敌公安局长亲自出马严刑审讯，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钉指心等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都用尽了，他们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用高官厚禄诱惑，但他们并不为之所动。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时，周文雍接过笔来，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敌人无计可施，遂将周文雍和陈铁军押赴红花岗刑场。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爱情，但他们将爱一直埋藏在心底。在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心底的爱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的婚礼，英勇就义。结婚的图文传出来后引起了轰动，感动了许多的人，不少人当场为之落泪。这就是有名的“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刑场上的婚礼
像这样，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
恽代英面对诱降的敌人，严厉斥责。随即写下了不朽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摒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他牺牲时年仅36岁。
当敌人对狱中的蔡和森说“生命只有一次，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时，蔡和森立即制止敌人说：“呸！你们这些胆小鬼，根本没有资格和我谈论生命的价值问题！我在这儿，吓死你们！”然后，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敌人气急败坏，遂将他的四肢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用尖刀将他刺死，时年36岁。
人们熟知的方志敏与敌军法处长在狱中的一段对话，发人深思。军法处长说：“方先生，我忠告你，你们既然一败涂地，何必钻牛角尖。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方志敏坚定地说：“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敌军法处长说：“方先生，信仰要实现 ，得几百年。何必当傻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他面对敌人的严刑、诱降和所谓的思想“疏导”，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用敌人劝降提供的纸笔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十多篇共13万余字的文章。后在南昌下沙窝被害。当时离方志敏37岁生日仅差半个月。对于高官厚禄，对于“精”和“傻”，不同的信仰有着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按说，这个军法处长的劝降还是有一套的，但是，在方志敏坚定的信仰面前，枉费唇舌！
据敌特档案记载：1935年6月18日，被国民党拘捕的瞿秋白，在行刑前，备有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刑时，他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牺牲时年仅36岁。
女英雄赵一曼，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从事抗战工作。她毅然决然地抛下幼子，奔赴东北抗日前线。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部与日军激战，不幸受伤被俘。1936年8月2日，在黑龙江珠河（今尚志）县英勇就义。临行前，只留下母子唯一一张合影和一封给爱子的信。
赵一曼给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据2015年8月4日《光明日报》李锐供稿）
1927年4月28日，革命先驱、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逮捕。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在监狱里，李大钊说：“共产主义必然得到胜利，绝对不是杀可以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并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但是，她具有与毛泽东同样的信仰。
1930年夏，军阀何键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及其家属，杨开慧在1930年10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她几乎每天都被提审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回到牢房，和年仅8岁的毛岸英抱在一起，告诉他，“父亲一定回来打坏人”。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军阀何健杀害，年仅29岁。
还有无数英烈，不是在战场上被敌人的枪弹击中的，而是在敌人的法庭上面临两种选择：是死，还是活。如果想活下去，只需像顾顺章那样，叛变投敌、出卖同志即可。而杨开慧还用不着如此卑劣，“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
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其品质是何等的高贵！其境界是何等的高尚！
天平的两端，一边是生命，一边是信仰。
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
叶挺在狱中写的《囚歌》，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情怀。
1941年8月，叶挺在狱中写的《囚歌》，不胫而走，掷地有声：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在人民解放军进攻隆化县时，因为矗立在隆化中学门前一条河流的桥梁上的碉堡，阻住了进攻。手持炸药包的董存瑞匍匐前进到桥下时发现，炸药包无法顶在桥梁上，于是手托炸药包拉响了火线……。
齐齐哈尔有个烈士叫史履升，临刑前对难友说：“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请你们相信我的话，祖国不久就要胜利的，革命就要成功了，你们要好好地活着，将来为祖国工作呀！”他绝命诗中有这样一句：“今生余去也，中华万万年！”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可以在信仰和精神世界里找到根据，未来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强盛的密匙，也深藏在这里！
那时，好像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离我们并“不远”（指他们当时对共产主义认识得那么清晰，指他们能够为共产主义信仰献身），但是，过了近百年以后，许多人认为离共产主义更远了（不是道路更远了，而是认识模糊了），甚至无影无踪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多万人，谱写了“更无豪杰怕熊罴”的壮丽诗篇。这在世界政党和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没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守护自己的理想信念，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他晚年，一次次念叨“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的原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数共产党员为了理想、信仰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献身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抒写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年代，仍然需要广大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流血流汗。
那些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从容献身，选择死亡的先烈们，不是不知道生命的可贵，也绝对懂得人生的意义，更明白生命只有一次的道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傻。所以视死如归，除了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力量，无法解释！他们把信仰放在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位置。为了信仰，一切都可以舍弃。他们临终说的话，就义前写下的诗文，大义凛然的壮举，这种精神应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仅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在建国后也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如抗美援朝中的黄继光、邱少云以及在上甘岭战斗的英雄们。建设时期的雷锋、王杰、王进喜、焦裕禄等。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突降。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中学教师谭千秋，弓着背，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用身体将4名没有冲出教室的同学护在身下。学生活下来了，谭千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忘记了这些，就意味着背叛！
2012年12月7日一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现在有人批评理想主义，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固然不可取，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想万万不能丢。”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就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这一仗自然是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更为重要的是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支撑点。”（《甲午之败是国家之败和文化之败》2014年4月11日《参考消息》）
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在谈到“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时说过：“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它相信共产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所以它能成功。”（2014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王海晨/文）
蒋介石原本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了江浙财团，为了与宋美龄结婚，改为信仰基督教。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领袖，拿信仰当做追求利益的工具，说改就改，他不失败才怪呢！在他的人生天平上，信仰一端被翘得很高——三民主义；信仰一端压得很低——个人欲望。
四、先烈为了人民，人民不忘先烈
“多少次的肝肠寸断，有多少次的倾盆泪雨呀！”
1979年“4月5日9时，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前，长长的队伍肃穆有序。这样的场景平时并不少见，只是，在清明的日子里，队伍又长了许多。
‘我是带着孩子来的，让他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来的。想到毛主席一家六口为百姓幸福献出生命，谁能不肃然起敬？！’一位年轻的妈妈这样表达内心的感动。
为了人民的解放，共和国领袖的家庭率先垂范：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健、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6口人献身，这有多少次的肝肠寸断，有多少次的倾盆泪雨呀！”
瞻仰者排队进入毛主席纪念堂
（《信仰的力量》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直到现在，毛泽东逝世40多年，在韶山纪念广场，在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不仅诞辰日、忌日、清明，就是平日，或者是人山人海，或者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怀念、拜望、瞻仰毛主席，怀念毛泽东。更重要的是，这完全是自发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十分真诚的，不需要任何组织，也不必领导干部发动。可以说，这种场面古今中外极其少见！
1951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将朝战前线发来的毛岸英牺牲的电报转给了毛泽东。不足百字的电报，毛泽东低头看了数分钟。一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边念叨着南北朝时期一个叫庚信的诗人写的一首诗：当年种柳，依依汉南。如今摇落，凄惨江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没有哭，没有掉下眼泪，但心里是何以的痛惨！这是一个老年丧子，“白发送黑发”的的悲剧！
真是肝肠寸断呀！
为烈士“守墓”与“捐躯”是等价的
“1948年秋，战士张忠孝在参加解放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他和其他4位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遗体被抬到了历城区港沟镇神武村，正在支前的村民刘修芝含泪掩埋了他们。
虽然日子艰苦，但刘家还是花钱请人做了5个墓碑，并刻上了烈士的事迹。5位烈士中，只查到了张忠孝的姓名和籍贯，另外4位烈士都没有留下姓名。每逢清明，刘修芝就带着家人祭扫烈士。在烈士坟前，刘修芝给儿子们立下规矩：‘只要刘家还有后人，就要世世代代为烈士守墓！’
1976年，守墓28年的刘修芝老人去世。长子刘振顺接过了守墓‘接力棒’，每年清明，他都要把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叫回家一起祭扫。
后来，刘振顺患上了脑血栓，大儿子刘延宝又接过了‘接力棒’，成了守墓第三代。如今，刘延宝的儿子刘增龙又接下了重任。刘增龙已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他说：‘这是我们家的第五代守墓人，只要刘家有后人，就会一直守护下去。’
先烈们以生命捍卫人民，人民以赤诚之心相回报，鱼水之情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源泉。
革命者满门忠烈，用鲜血捍卫人民；人民代代坚守，将真情献上。”（据《信仰的力量》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刘修芝一家五代人为解放济南牺牲的5名战士守墓，除张忠孝外，并不知道姓名、籍贯。他们守的是所有烈士们之墓，也可以说他们坚守的是对先烈们的敬仰，这本身也是一种“信仰”。虽然他们没有为革命捐躯，但是，这与“捐躯”是等价的，因为同样是献出了代代人的一颗心。据报载，吉林省一名退休干部，为72名抗日烈士竖起纪念碑，不仅要花很多钱，仅仅查阅资料就用去很大精力。
60多年前，《红岩》烈士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集思广益给党留下了泣血遗言，其中有“防止高级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严格整党整风”等“八条意见”的警示。“这是烈士们在生命尽头，对新生中国沉甸甸的寄托。重庆市的一位中学老师带着学生参观渣滓洞时，留下了这样的话语：这半个多世纪前的‘八条意见’，与今天党中央有关端正党风和反腐败的一系列要求何其惊人一致……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续写红岩烈士留下的诗篇，以告慰先烈英魂，正视那一双双时刻注视着党的领导干部的眼睛。”（据《信仰的力量》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当今的社会，要警惕这种信仰淡化！这种力量的减弱！
五、警惕“一切向钱看”吞噬着理想信念
欲望吞噬着理想，多变动摇着心灵；精神被物质冲淡，信念被金钱迷失。摧毁人的信仰最大的力量，不能说是金钱，而是金钱成了人生价值的标准。
一旦金钱成了人生价值的标准，信仰就失去了
钱，没有不行，人为了生存、生活，需要钱；为了生活得好一些，需要赚更多一些钱，这都很正常，也有很必要。在这个意义上，钱是作为物质的东西或等价物而存在的。但是，钱一旦成了全社会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就不再处于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了价值观、人生观的层面了。一旦金钱成了人生价值的标准，它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信仰也就必然被吞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1版，第829页。）资本家追逐金钱的冲动，这个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拜金主义人生观是一种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至高无上的目标，成了人生的终极目的。
在人类历史上，有了金钱就有了对金钱的崇拜，拜金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拜金主义的人生观将金钱神秘化、神圣化，视金钱为圣物，以追逐和获取金钱作为人生的目的和生活的全部意义。恩格斯说过：“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64页。）这是对拜金主义最到底的描绘。到这个地步，金钱就成了排斥一切信仰的唯一信仰。
旧社会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那时主要是指有钱能办事，而且没有办不成的事。现在则更进了一步，在有些人看来，有钱不仅“能使鬼推磨”，而且有钱身价就抬高了，名气也大了，也有一定的身份了，受到众人的羡慕。这时，金钱就超越了物质层面，进入精神层面了，与恩格斯讲的“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耦合在一起了。金钱一旦进入这个层面，必然成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包括战胜共产主义信仰。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长征纪念馆后说，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同样需要这种理想信念。那时的长征，心中怀着理想信念才过来的。一位参加过长征近百岁的红军说：“没有理想信念，长征一步也走不了。”他说：现在的长征，我们决不能一切只沿着金钱的目标走。那样，就越走越瞎了，路也就越走越窄了。
“一切向钱看”孕育出一批为了赚钱不惜坑害消费者健康和生命的商人；孕育出一批“嘴上讲廉政，一心伸手捞钱”的贪官污吏；孕育出一批尽管有学历学衔，但也是精准的个人主义者。“一切向钱看”改变着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改变着教师为人师表的理念，改变着寺庙信佛教、做佛事的宗旨。甚至出现整个行业整个行业的腐败。
解决“金钱拜物教”的问题，包括贪污腐化、诚信的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将共产党人的信仰高调祭起。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或信仰扭曲，迟早要被别的民族所征服。精神的力量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的力量又是万万不行的。
古人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何为初心？就是在人生的起点许下的梦想，这是一生追求的目标。人生最糟糕的是忘记初心，而由于种种原因又往往忘记。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太快、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现在已经到了哪里？”有人讲过一个故事：一群人急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下来。其他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那个人若有所思地说：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能够坐下来等一等落在了后面灵魂的人，毕竟不多，但这是不忘初心的人。另一方面，人生面临诸多琐事，柴米油盐、瓜果蔬菜；面对利益、失败、挫折、顺境、逆境，喧哗嘈杂……时刻缠绕着我们，顾不得时刻想着初心。
共产党的初心，具有最高层面的文化含义，它看不见、摸不着，但高于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安排，它一直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可以说，“吞噬”共产主义信仰的因素已经形成了“内外夹攻”之势。来自国外“和平演变”等诋毁共产主义信仰的危险来势凶猛。据媒体和有关文件称：早在1951年，美国中情局就在“行事手册”中开始制定专门对付中国的条文，以后不断修改、完善，形成后来的十条，称为《十条诫令》。这其中最重要的有四条：第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第二，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第三，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第四，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的领袖。
现在看来，这些策略已经或正在发生效力。特别是第一条，“鄙视共产主义教育”，已在不少年轻人，甚至成年人思想上起到了显著作用；“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已经非常明显地在中青年人身上，甚至在老年人中存在；“丑化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是诋毁、污蔑开国领袖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主要是国内的，加上这种国际的因素，共同起作用，内外夹击，效果就更加明显。共产主义信仰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被挤得没有多少空间。
“一切向钱看”对社会稳定也是靠不住的
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只要人人“一切向钱看”，无人问政治，无人关心国家大事，社会就稳定了。这是欺人之谈！是一剂精神鸦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据新华社8月20日电《光明日报》2014年8与21日。）革命理想为什么“高于天”?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实现理想目标，做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是约束人们不走邪路的准绳，是永葆革命青春的指南。
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一方面，“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一方面，也“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这个话非常及时，很有针对性。
当着整个社会，人人竞争的唯一目标就是钱的时候，社会恰恰是最不稳定的。人对钱的追求是无止境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亲情都不顾，大局更不顾，甚至脸面也不顾。为钱而战，为钱而拼命，为钱而争论，为钱而诉讼，这是一个几近撕裂的社会，何谈稳定？说稳定，也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还有，一个家庭，当长辈去世后，子女们为争财产乱成一锅粥。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乱了，社会就从跟上出问题了。
六、两种境界，两种结果
两种境界，一种是关心国家大事，一种是只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两种境界必然导致两种结果。
老百姓“有家无国”，这个民族很无望
在近3000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教育下，使中国的国民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这种愚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是缺乏国家观念，只有社稷。而社稷不是国家，“社”是土地，“稷”为谷物，社稷的总称是土神和谷神。社稷的概念，仅限于生存和生活的层面，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封建皇帝为了麻痹人民群众，往往通过举行社稷祭祀（敬天）等迷信活动，麻痹人民群众，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那时，有的只是忠君思想，没有国家观念。两千年前的孟子都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按照这个说法，即使把社稷视为国家，也不如老百姓重要。但是，相信孔孟之道的封建统治阶级，说一套、做一套。几千年来，视老百姓为群氓，视国家为乌有，眼里只有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到清朝末期，统治者有既得利益，国民有家无国。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仅有15000人的军队，很快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帝国垂帘听政的慈禧携光绪皇帝从首都北京狼狈西逃，一路漂泊流浪。光绪皇帝都到了没有御寒衣服可穿的地步。接着就上演了一出“丑剧”——主动讲和。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自然是割地赔款，那时我们没有国家。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为了称帝，不惜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毛泽东气愤地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国，在我学子”的壮语，那时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国家。
日本人看明白了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的致命弱点。日本“甲级战犯板恒征四郎曾对中国的国民作出过分析：‘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国家’这个概念，新中国成立前，在一般民众心里并没有明晰的认识。说书唱戏，讲的是战国、三国、五代十国，私塾学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中国到底是怎样的，没人说，更少有人关心。百姓，百姓，各姓各的姓，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无组织，无信仰，无精神。电视剧《红高粱》里朱豪三有句台词，‘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这就是以前的百姓。这种思想，这种文化，这种道德，能不打败仗吗？……由于没有国家信仰，国贼、买办、汉奸充斥，帮洋人发国难财。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毙伤、俘虏，再加上反正的伪军就达到118万余人。到底全国有多少伪军，真是难以计数。
毛泽东告诉民众，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全国一盘棋。”（刘振起：《毛泽东精神》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66—67页。）正因为百姓“有家无国”，“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都行，无关老百姓的事。所以，板恒征四郎的这个讲法被日本上层采纳以后，很快发生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一枪未放，张学良易帜，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到1937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京、天津、太原等失守，日本侵略者大踏步地进攻华北，蒋介石为了守住南京，命令驻守河南的军阀汤恩伯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30万人民群众丧于水患，那时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国家。
板恒征四郎，日本侵略中国的恶魔，甲级战犯，1948年被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他研究中国的结论，在当时还是符合实际的。他这段话有三个重点：第一，民众的心理只是“安居乐业”，心中没有国家。第二，“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与老百姓无关。第三，中国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不是近代的国家概念。我们国家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状况，一盘散沙，经济文化落后，国民缺乏国家观念，日本才敢于欺负我们。这种状况与现在一些精英们的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
我们自己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国民的这种心态。应该承认，板恒征四郎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深的，对中国人心理和素质的研究也接近当时的实际。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得很深透，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也比较符合实际。这即是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的最大底牌。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是败在军事力量上，尽管日本军力较之中国是强大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败在缺乏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无组织状态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1931年6月，日本找到了一个借口。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称，最好的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
尔后就是“九一八”事变。
这种国民意识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顾自己，不顾国家，不顾民族危亡。二是无组织状态。这不怪民众，而是远则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造成的；近则数十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所导致。对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讲到了这个意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政权腐败无能，百姓奴性十足、自私自利，只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国破山河碎，与己无关。这是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重要原因。很遗憾，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现在，事情过了近百年，许多“精英”们，还将板恒征四郎当年认定的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状况，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视为目标导向，希望回到1931年前的那种状态，这就十分令人费解。人们不禁要问，发生外敌侵入，老百姓都自顾自己的小日子，国家怎么办？或许有人说，我们有人民解放军。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抬担架、送公粮、救伤员等，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成的。淮海战役中的“小推车”景象是老百姓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明证。第二，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有个“人民”作为前置词？说到底，人民解放军的军人还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十亿多的老百姓自顾自的状况，很难使解放军为国家冲锋陷阵。第三，当年毛泽东主张的全面抗日，打一场人民战争，才使抗日战争见到了曙光，而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日，则看不到希望。总之，老百姓与国防军是不能分开的。
两种选择：一个是让老百姓关心国家大事，一个是让老百姓只“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必然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爱党爱国者多，一旦有外敌侵入，英雄多。一种是愚民多，一旦外敌入侵，汉奸多。
经济发展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
从问题的本质说，经济发展，近期是为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远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但代替不了“人的觉悟极大提高”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也不能代替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共产主义信仰这个精神力量。
在第二次群众路线教育中，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想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
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沉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很到位、很中肯、很深刻，很有新意，振聋发聩！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朴实、深刻的讲话了，值得我们永远反思！这段话虽然是就群众路线教育这个主题讲的，但具有普遍的意义，讲出了共产党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群众路线，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共产党的初心。讲话渗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贯穿着强烈对党的负责精神，论述得极为精当，语言朴实无华。
前苏联就是教训，列宁领导苏共、红军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成“另一个超级大国”，经济实力几近赶上美国，已成为当时“第二大经济体”，国防实力也与美国比肩。但是，说垮就垮了。原因很清楚，一个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一个是苏共自身信仰淡化、脱离群众、腐败成风以及社会上收入两极分化，二者相互影响，内外因共同作用。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其实质就是诋毁毛泽东思想，诋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文化之道，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他们绝对知道，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也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他们憎恨、敌视共产主义。对中国，一方面加紧军事威胁，实行武力控制；一方面进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化渗透，也就是和平演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雁苏联身上取得了成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他们认为，以同样的方法使中国垮台也就不在话下了。美帝国主义宁可促使中国继续信仰封建文化，沿着封建主义的道路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去，也不喜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喜欢中国信仰共产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对“苏共”的灭亡，以为是“共产”的失败，也是他们文化渗透的胜利。其实，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苏共”的失败，东欧的巨变，只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与苏联有许多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付出的代价和花费的时间远远大于、多于十月革命的胜利。革命取得胜利的果实能否保住，应当与付出的代价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领先，第一个卫星上天。这说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阻挡不了政权的垮台，代替不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力量。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战略，说白了，就是通过否定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之道，来否定中共党史，否定中国共产党。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既要物质上丰富，也要精神上充实。”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个话讲得深刻，全面。这句话的关键是“人民有信仰”。人民有信仰，就会有动力，有思想，有精气神，有改革和建设的力量。在新中国的国史上，无论是大庆、大寨、红旗渠，还是“两弹一星”创造的惊人奇迹；还是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做出的感人事迹；还是抗美援朝、抗震救灾、抗洪救灾、抗疫救灾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因为“人民有信仰”，有精神力量，才出现的结果。这些都不是物质刺激、发奖金所能做到的。
这里，顺便提起看似另外，实质上一致的问题，即我国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人的性善性恶问题。《三字经》上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也好，后来有人提出的“人之初，性本恶”也好，都是可以讨论的。实际上，人具有两重性，即动物性和社会性。人的动物性与其他动物一样，是本能，是天生的。孔子讲的“食色性”就是人的动物性。这个不用教育，不用培训，人人都会，是天生的，就好像所有动物觅食、繁衍一样，是本能，必须有。但是，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人有社会性。个人认为，这个社会性的最低标准应该是社会公德，最高标准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了社会公德，就脱离了低级趣味，就与动物有了区别；有了后者，就有了人生高度，有了境界。总的是人性应该趋善，善为人性之首。人的行为，就是在或善或恶的意念下支配的，有时一念善，一念恶，人就是善于恶的统一。
人如果没有善，即社会性，也就与动物没有区别了。正如平时有人骂那些做事不懂伦理的人为“畜生”那样。须知，老百姓只知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还是处于动物性层面。这个动物性是必须有的，但人也应该有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则需要教育、培养。做个比喻，人趋向动物性，如顺水行舟，不费力；而趋向社会性，是逆水行舟，必须费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要把人的动物性，包括自私、恶，焕发出来，极为容易；而要把社会性、善导向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已经将社会性、善导向出来，而返潮、回归又是非常容易的。
总之，一个国家、执政党，要十分重视“人民有信仰”这个灵魂。在善与恶之间有个向上的强有力的导向。
共产主义信仰，是一个人的灵魂，是共产党的灵魂，是民族的灵魂。不能丢，丢了魂，就什么也不是了！
2023年8月17日
（作者曾任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河北省委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人生智慧纵横谈》等书；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