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死亡

　　头发剃去，双目直视，表情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李大钊从容走向绞刑架前留下这样的遗照。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的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李大钊《新纪元》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

　　这时，李大钊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李大钊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常有密探盯梢跟踪。但是，他仍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在他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京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却是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300人之多。有的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来求教。李大钊总是尽量亲自接见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猛烈发展起来，在南方，展开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斗争。9月，国民军也在我党帮助下，愿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并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西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这时派遣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去南方，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积极发展北方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三•一八”以后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300余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共青团组织发展也很大，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