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00后”的同志们

　　买了两毛钱的门票，一位叫周善的年轻人，走进了上海北郊的虹口公园。在煤屑路踱着，过了木桥，在草地上走走，在石头上面歇歇，又在溪边蹲蹲，似乎在闲逛，又仿佛在等人。

　　这是1929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周善“偶遇”朋友李世珍，两人边走边聊，若无其事。

　　时年二十二岁的“周善”，本名叫徐文元，时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而“李世珍”，其实今天被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向应，可当年他不过二十七岁，时任团中央执行局书记。

　　关向应紧急约见周善，是为了交代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协助此前派往杭州的谢仲怀同志，以重建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为抓手，重建浙江团省委，并把刚刚召开的六大精神，抓紧传达下去。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白色恐怖的天罗地网更非他处可比，毕竟蒋介石本人和他手下的特务机关头子，基本都是浙江人。所以我党和相关的省委机关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几乎是一轮轮的被捕，以致一度取消，由中央直接指挥。

　　有些工作虽然危险，但总要有人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希望，遑论胜利了!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既是党建立共青团的目的，也是党赋予共青团的光荣使命。

　　浙江的党团组织，曾为此联合出台过一个专门的《第十五号通告》，明确指出：

　　“C·Y工作是整个党的工作一部份，C·Y(共青团的英文简写)服从C·P(党的缩写)的政治指导，尽量供给党的工作人(提供优秀干部)，帮助党发展组织。”

　　作为老团干，也是党员的我，对于党团关系史有特殊的关注。在浩如烟海的党团史料中，我经常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斗争中，革命同志内部多互称“同学”，党员称“大学同学”，团员称“中学同学”，其中的进阶关系非常明显。所以“群团干部队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同志对团干部的期许的那样：

　　“团干部要敢于到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的地方，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今天如此，当年更是如此，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谢仲怀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周善，同为党和团的优秀干部，哪怕是龙潭虎穴、刀山火海，他们也敢于挑战，敢于战胜。

　　(谢仲怀烈士)

　　当年的中国积贫羸弱，有人说那是个令人窒息和绝望的时代。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云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在黑暗中为了寻找光明而舍身忘死。窒息和绝望背后的奋斗与勇气，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逆势改运的原因，也是我们每一代中国青年，舍我其谁的责任与担当。

　　1929年7月30日，那是个星期二的上午。

　　浙江大学工学院的门房里，浙江省会公安局侦缉科的特务张网以待，手枪的机头，都是打开状态，他们在等待一封信的主人。

　　几天前，杭州市邮件检查所的特务，在每日对邮政局来往信件、包裹进行例行检查时，查获了团中央给团杭州中心市委的文件，顺藤摸瓜，发现了浙大工学院是后者的通讯处。

　　只要在此蹲守，一定会有所收获。果然一网下去，谢仲怀和周善都被捕了。周善为了保护谢仲怀，把责任扛下了，表示并不认识这个路人，声称自己是来替朋友取信的，朋友叫姚佐耕，下午五六点将在西湖博览会门口等着。

　　出门那刻，周善就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和应急预案，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

　　国民党特务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并没有放走“路人甲”谢仲怀，却对周善动了大刑，因为后者故意编织这个漏洞百出的供词背后，很可能试图在极力隐瞒什么，所以必须撬开他的嘴。

　　(周善烈士，当时化名“徐建三”)

　　光老虎凳，当晚就让这个临时改名为“徐建三”的年轻人，坐了四次!

　　第二天，徐建三被单独押往柴木巷(已拆迁)的浙江省会公安局拘留所。两个星期后，再转钱塘路(今武林路)的浙江陆军监狱。在这里，徐建三见到了前任浙江团省委代理书记裘古怀。

　　(裘古怀烈士)

　　这三位团干中，唯独裘古怀是浙江人，而且是蒋介石的奉化老乡，还是他的黄埔学生。在黄埔军校加入我党之前，裘古怀十九岁加入国民党，根据蒋介石的用人标准，裘怀古如果跟了后者，前途无可限量，然而却义无反顾跟定了共产党。即便是狱中，裘古怀仍然坚持在斗争前列，并与徐建三一起，在浙江陆军监狱里建立了我党的狱中特别支部。

　　(裘古怀烈士的毕业证书)

　　巧合的是这个中共狱中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的三位主要领导人，都是团干部出身，今天看来都年轻得吓人!

　　(国民党当局浙江陆军监狱)

　　1930年初春成立的时候，特支的宣传委员裘古怀是“老大哥”，还不到二十五岁，书记徐建三也不到二十三岁，组织委员邹子侃还不到二十岁，不过他的“狱龄”最长，这位浙江临安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爷”，被捕时才十七岁，是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这所学校当时在杭州笕桥，是今天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

　　1930年夏天，谢仲怀也来到了浙江陆军监狱。此前他在浙江省反省院，敌人并没有因为他的零口供和路人甲身份，就放过他。“宁可错杀千人，绝不放走一个”，你懂的!

　　谢仲怀，被捕后化名“李临光”，与徐建三不约而同，各自组织了我党的狱中特别支部，领导狱中斗争，前者因此被“特别关照”，转到浙江陆军监狱，而与“周善”巧遇。

　　虽然是同志和战友，但甲监的徐建三，与丙监的李临光，却严格遵守党的地下斗争纪律，没有讲话，只是托人带便条交流，互相嘱咐，斗争到底，绝不叛党。

　　这里我想多说说谢仲怀烈士，被捕时他和徐建三同为二十二岁，不过后者是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而前者是福建厦门鼓浪屿人，他家的别墅，现在应该还在岛上，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看看，买上一束献花，放在门前，寄托作为同志和老团干的敬意。

　　谢家在上海，在东南亚都有生意，谢仲怀是父亲的独子，又是老来得子，宠得不得了。可偏偏是这位富家少爷，十六岁在上海上光华大学的时候，遭遇五卅运动，他扪心自问：

　　“你愿去仰洋人鼻息，住高楼大厦、坐汽车吗?不，决不!我愿做劳动人民的孺子，决不当金钱的奴隶。”

　　从此就上了革命道路，跟定了中国共产党，直到牺牲，也没有回头。

　　作为职业革命者，这条路充满荆棘，更充满贫困，随时面对生死，死后也难免没有葬身之地。

　　一位叫“砍石”的同志，是谢仲怀的好友，为革命牺牲后，家里甚至连收殓遗体的钱，都得靠卖光行李来凑。但谢仲怀知道后，仍然义无反顾，为革命奔走，他曾告诉自己的母亲：

　　“不是孩儿不孝，实在是国家丧乱如此，再不挽救，就真的要亡国灭种，任洋人百般蹂躏，而万劫不复了。天下年老的劳苦大众，都是我的父母，革命成功了，我的父母才能有好日子过，革命不成功，什么也谈不到。”

　　在杭州被捕时，谢仲怀的父亲已经去世，生意托付给最忠心的徒弟，希望后者能照顾自己的独子。徒弟听说谢少爷被捕的消息，迅速凑钱，先找到师母，两人一起劝说谢仲怀跟他们走，去南洋当富商。

　　母亲拉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

　　“走吧，出来吧，到南洋去，那边已经安排好了，过平平安安的日子吧?”

　　但谢仲怀还是拒绝了，同样拒绝走出去的，还有邹子侃。这样的英雄，在那时那人那党中，并不鲜见，解放前夕，白公馆里的王朴烈士，也是如此。即便在当下，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共产党员，也不在少数。

　　1930年8月27日，面对敌人的屠杀，谢仲怀和裘古怀笑对屠刀。

　　临刑前，谢仲怀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是把自己的布衫、汗衫脱下来，对难友说：

　　“下一个要轮到我了，我把这两件衣服留下来，我不糟蹋它们了。”

　　然后，提着鞋子，赤着膊，只穿一条白色的短裤，在门前等候。看守刚打开门，还没喊名字，他就迎上去说：

　　“别废话，就是我!”

　　敌人目瞪口呆，你就是李临光?

　　化名“李临光”的谢仲怀答应一声，大步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又扭头走回监舍前，取下来鼻梁上的眼镜，吹干净浮尘，小心翼翼放在地下，交代同志们，说：

　　“这副眼镜留下来，保存着，以后有患近视眼的同志进来，眼镜碎了的话，用我这副。”

　　军事干部出身的裘古怀，听到监狱里传来枪声，别人都以为“是劈毛竹的声音”，他马上就说这是枪声，敌人开始大屠杀了。然后马上伏在地上，开始写信，狱友后来回忆说，那是倒计时般拼命的状态。

　　裘古怀代表监狱特支，写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同志们”：

　　“我要道出我心中最后的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妄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

　　胜利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

　　这一天，在浙江陆军监狱，我们一共牺牲了十九位烈士。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搜集到所有相关史料，整理齐他们的英名。

　　对不起了，同志们!

　　我只知道——

　　“八·二七”烈士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都是大好年华的青年，

　　更知道这群年轻人，都有个共同的名字：

　　共产党员!

　　(当时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的共产党员们)

　　两年后的1932年2月，还不到二十二岁的邹子侃烈士，也牺牲在浙江陆军监狱。在徐建三转狱、裘古怀牺牲后，是他勇挑重担，接任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记。

　　专门关押我党“重犯”，钱塘门外小车桥的浙江陆军监狱，如今已不见踪迹，小车桥头秀美的风光让人难觅当年此地的阴冷血腥。

　　与此地咫尺相望，就是南宋大理寺的诏狱所在地，风波亭就在那里。

　　当年岳武穆为了抗金，被赵构、秦桧和万俟卨一伙害死在这里，后来至少一百五十四位革命烈士，又牺牲在风波亭附近的浙江陆军监狱。

　　其中包括四位省委书记，十四位省委常委，三十二位县委书记。

　　他们牺牲的刑场，就在望湖宾馆现在车库的位置，而喷泉那里，则是浙江陆军监狱审判庭的位置。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和狱中特支书记邹子侃两位烈士，都曾在这里怒斥敌人，而后抓起砚台，砸向法官，以求速死。

　　身遭七弹的张秋人烈士，也是个年轻人，牺牲时不过三十岁，毛泽东同志曾经评价他：

　　“张秋人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

　　莺歌燕舞处，别忘了这里，曾有层层英雄血!

　　至于周善，也就是徐建三，因为浙江陆军监狱里人满为患，侥幸躲过了“八·二七惨案”，先后被转往南京军法司监狱和上海的漕河泾监狱，虽然被判了无期，却在抗战爆发后，被党营救出来，再次更名为“徐迈进”，投身抗日洪流，最终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

　　而关向应，此后转做军事工作，1931年春被捕，坚贞不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年底出狱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往湘鄂西苏区，纠正了夏曦的错误路线，同贺龙同志成为“一生最真挚的战侣”，历经长征和抗战，积劳成疾，1946年7月病逝于延安，终年四十四岁。

　　贺龙评价关向应：

　　“你的革命的一生，出身于纯正的无产阶级，参加团参加党，直到成为团、党最完备的一个领导人;你在牢狱中，战场上，艰苦备尝，顽强对敌，从没有计较过个人;你掌握着毛主席的思想与作风，高度的原则，诚挚的精神，严己宽人。”

　　毛泽东同志更称赞关向应：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谢仲怀、裘古怀、邹子侃、关向应，还有徐迈进，他们都是上个世纪的“00后”，是追寻“90后”建党那代五四青年革命足迹，奋勇跟进的五卅青年，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定中国共产党，跟定父兄，跟定目标，前仆后继，死而后已。

　　百年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满怀信仰和豪情加入了党组织。一代又一代青年不负国之希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负国之梦想，凝聚起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磅礴伟力，挥写出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时代华章，中华民族才有冲出低谷，迎来伟大复兴曙光的这一天。

　　最后我还想再次提到裘古怀烈士，他牺牲的最后时刻，“拼命”写遗书，第一封是要给党和同志们有个交代，此后尚有片刻，才念及家人。

　　裘古怀有个小小的遗愿，写在给爱人桂芬的遗书上：

　　“如果你还纪念我的话，希望你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叫他‘念怀’。”

　　虽然这世上，后来没有叫裘念怀的孩子，但我想我和我的朋友们、同志们，也就是每一位看到这帖的读者，我们大家——

　　应该怀念裘古怀和他的同志们。

　　毕竟今天的幸福，是他们的牺牲换来的。

　　而纪念这些青年烈士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定信念，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无数先烈，他和她，一个曾经魂牵梦绕的中国梦!

　　这片大地上始终有星火,期待你心中的歌被所有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