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1912
34岁的斯大林的1912年：当选一个党的中央委员（2月）、创办一份全国性报纸（4月）、蹲一次监狱（4月到7月）、一次流放西伯利亚（7月）、两次从流放地逃跑（2月和9月）、抢一次银行马车（9月）、领导一场议会选举（10月到12月）、领导一个地方党委的工作（10月到12月）、完成一趟出国旅行（12月）。
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十二
中篇·中央委员斯大林（1912-1924）
1、1912
1912年的斯大林
对俄国来说，1912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从1907年“六三政变”后沉寂了五年的革命运动，在这一年复苏了。
春天，位于西伯利亚勒拿河畔的金矿发生了五千矿工大罢工。工人们提出了“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与金矿管理方对峙，并在数量上绝对压倒了当地的警察（只有几十人）。为平息事态，当局特意从伊尔库茨克调来一支军队，帮助维持秩序。4月4日，士兵与抗议群众发生冲突，一名士兵开了枪，随即演变为大规模的枪击，约150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几天之内，这一事件以“勒拿河惨案”、“勒拿枪杀案”和“勒拿大屠杀”等称呼震惊全国，并被叫做“第二个流血星期日”。
4月11日，杜马会议召开。面对议员们的汹汹质询，沙皇的内务大臣马卡罗夫抛出了一番火上浇油的言论：“当时，人群失去理智，在恶意煽动的影响下，向部队猛扑。这样部队除了射击，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这次是这样处理了，今后也还会这样处理。”
“这次是这样处理了，今后也还会这样处理（或译为“这次是这样，以后还会这样”）。”这就是沙皇的大臣对受害群众讲的话！全国都沸腾了，各大报纸都以此为标题进行报道。一场罢工未得平息，成百上千起罢工又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据统计，在“勒拿枪杀案”之后，整个1912年的罢工人数猛增至725000人，这是1907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时局的变化给了斯大林（“柯巴”）大展身手的机会。这位新当选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此时坐镇彼得堡，在帝国的中心收集着来自各方面的信息（34岁）。在《明星报》上，他密集发表了一系列评论，点明勒拿事件的本质，并结合党的政策进行舆论引导：
第一，勒拿事件不是偶然的个例，而是俄国现存制度一切罪恶的集中反映。“现行制度的一切罪恶，多灾多难的俄国所经受的一切，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反映在一个事实上，集中在勒拿事件上”；“作为这一幅图画的最后一笔的是对勒拿金矿几百个劳动者的残酷枪杀！”[1]
第二，勒拿事件标志着反动统治压抑下多年沉寂的打破和俄国新一轮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始。“勒拿的枪击打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潮水开始涌动”；“随着工人的经济发动而来的是他们的政治发动。随着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而来的是因勒拿惨案而引起的抗议、群众集会和政治罢工。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里加和基辅、在萨拉托夫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在巴库和尼古拉也夫，——在各处，在俄国的各个角落，工人们都奋起声援他们在勒拿被残害的同志们”；“勒拿的枪声不过是一个信号。无疑地，解放运动的潜在力量已经动起来了……向你们致敬，第一群燕子！”[2]
第三，勒拿事件前后各主要政治派别的表演充分向人民群众展现了其面目，只有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自由派的《言论报》假装痛心地说：‘我们错了’”；“它‘没有料到’‘政府’”对勒拿暴行会作‘不机智的’解释”；“不久以前，他们还‘以为’俄国是有宪法的；他们曾用各种语言对欧洲发誓说，‘我们的联合政府’‘完全是立宪的’”；“勒拿惨案一爆发，立宪民主党人就又一次弹起他们伪善的老调：‘我们错了’”；“在政府面前奴颜婢膝，在全国人民面前假仁假义，——究竟有什么理由称他们为‘人民自由党’呢？”又如，对于孟什维克“取消派”：“不过是一年以前，‘合法的党’的热心家们，取消派先生们大吹大擂地展开了所谓请愿运动...《生活事业》杂志写道：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就是以请愿的方法争取结社的权利”；“可勒拿金矿的流血惨剧发生了，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及其毫不留情的矛盾出现了，于是取消派的请愿策略也就化为乌有了。合法的罢工、请愿、恳求一概落空了”；“可见，请愿是决不能解决新旧俄国之间历来的争端的”。因此：“只有社会民主党在‘斗争的日子’里捍卫了工人的利益，只有它说出了全部真相。结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捍卫者。”[3]
勒拿事件引起的风波尚在延续，斯大林又接手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创办并主编布尔什维克的首份国内发行的机关报《真理报》。在他负责创刊的过程中，22岁的彼得堡工学院学生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后来，这个年轻人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意思是“铁锤男”（俄语“锤子”为молот）。
不过，斯大林的《真理报》主编生涯并不顺利。4月22日创刊号出版后，他就遭到了奥克瑞纳的逮捕。[4]短暂关押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这是他第六次被捕，第五次流放。
7月，他到达流放地——鄂毕河中上游的小城纳雷姆，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中央委员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27岁），并与他住进了同一间屋子。二人都是“逃跑大师”，相逢一笑，眼神中充满了默契。结果，斯大林只在纳雷姆住了38天就和斯维尔德洛夫逃之夭夭，结束了他人生中最短的一次流放。
9月12日，他辗转回到了彼得堡，衣衫褴褛，留着满脸胡须。但仅过了几天，他又动身南下，前往自己的“老根据地”第比利斯。他希望在重新工作前，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再为党“筹集”一笔经费。
9月22日，斯大林到达第比利斯，召集了卡莫、钦察泽、库布里亚什维利等老部下，组成了一个约20人的行动队。他们打听到有一辆载有巨资的邮政马车即将抵达第比利斯。24日，行动队在第比利斯城外按计划展开伏击。不料，保卫马车的警察和哥萨克骑兵组织了猛烈的抵抗，行动陷入胶着。在打死三个警察、一个马车夫和七个哥萨克骑兵后，行动队被迫撤退。随后，几乎所有行动队员都在第比利斯城内被捕。[5]就这样，斯大林一生中最后一次“剥夺”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了。此地已不可久留，斯大林只得迅速折返彼得堡，回到自己《真理报》主编的工作岗位上。
此时，彼得堡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逮捕，导致使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几乎“全军覆没”，陷入瘫痪。于是，回到首都的斯大林就在事实上充当了彼得堡委员会临时负责人的角色，领导起各方面的事务。
很快，第四届国家杜马的议员选举活动开始了。布尔什维克早已放弃抵制策略，先前在彼得堡组建的竞选委员会开始运转起来。斯大林毫无悬念地主持了这场竞选斗争，他召集会议，发表文章和传单，并写作了著名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代表的委托书》[6]。
《委托书》直言：“1905年的运动所提出的俄国人民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现在，曾经沉寂的群众运动正在复苏，历史已行进到了重新提出并解决1905年时革命目标的时候了。《委托书》写道：
“俄国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已经出现的未来工业危机的征兆，以及广大农民阶层日益加剧的贫困化，使解决1905年的任务成为迫不及待了。因此，我们认为俄国正处在必将到来的群众运动的前夜，这一运动也许比1905年更加深入。勒拿的发动和反对‘解释’的抗议罢工[7]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委托书》认为，在这一新的时期，运动的斗争方向主要有两条：
“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封建官僚制度，又反对力求和旧政权结成联盟的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未来的人民发动应当采取的形式。”
要完成这两项斗争，就必须使人民运动由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来领导，为此就需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并强化其组织性。而在当前条件下，杜马就是可以利用来完成这些任务的平台和形式之一：
“杜马讲坛在目前条件下也是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最好工具之一。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派我们的代表到杜马中去，委托他和第四届杜马的整个社会民主党党团利用杜马的讲坛广泛地传播我们的要求，而不是在士绅的杜马中无谓地玩弄立法的把戏。”
进而，《委托书》对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和工人代表们提出了参加竞选活动的五项原则和要求：
第一，“在敌视他们的、反动的杜马阵营中高高举起工人阶级的旗帜。”
第二，“从杜马讲坛的高处响亮地发出...呼声，说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提出1905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说明俄国工人阶级是人民运动的领袖，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说明自由资产阶级是‘人民自由’的叛徒。”
第三，“在根据上述口号进行工作的时候是团结一致的。”
第四，“在和广大群众经常的接触中吸取力量。”
第五，“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步调一致。”
概括起来，即：站稳阶级立场、宣传进步主张、保持内部团结、密切联系群众、接受党的领导。
《彼得堡工人给自己代表的委托书》写就后（10月初），很快在彼得堡各大企业的工人大会和10月17日的工人初选人代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成为彼得堡社会民主工党竞选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委托书》还被寄往国外，受到列宁等人的高度赞誉。列宁专门给《真理报》编辑部回信：“一定要把这个给彼得堡代表的委托书用大号字登在显著位置上！”
选举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在首都和几个主要的工业地区，布尔什维克代表大量获胜。在全国，共有6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和6位孟什维克党员当选国家杜马代表，在最高杜马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期间，当局曾试图取消一些工业地区的选举结果，但经过工人们的罢工抗议，选举结果最终得到了承认。
斯大林在主持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甚至托洛茨基后来都不得不表示：“选举的初始阶段需要直接与工人选民打交道，对于这一阶段选举的结果，斯大林未能起到较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口才较差，而且还因为归他管辖还不到四天。而他在极其复杂的下一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需要依靠秘密机构来团结特派员，并在幕后领导他们。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更胜任。”[8]
然而，就在彼得堡的杜马斗争紧锣密鼓的进行时，斯大林却和远在国外的列宁发生了意见分歧。这场被托洛茨基称为“克拉科夫[9]与彼得堡之间”的斗争虽然只持续了约一个月，却是斯大林在跃升中央委员后与列宁的第一次分歧，具有特殊的意义。
分歧的起因，是布尔什维克的杜马斗争策略。应当说，在大的原则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应作为独立派别发挥作用，利用杜马平台达到自己的目的——二人并没有分歧。但具体到该如何对待同属“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孟什维克代表，斯大林表达了与列宁不同的意见：斯大林认为，为了扩大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有必要与孟什维克开展联合；这样，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就能作为一个整体在杜马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但列宁认为，必须与孟什维克代表严格划清界限，并始终不能放松对孟什维克及其“取消派”路线的斗争；党在杜马内工作的意义不是要使两党混同或接近，而是让两党的区别更加鲜明的暴露在工人群众面前，让群众看清孟什维克的真实面目，从而站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
斯大林相信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他接受了列宁的批评，但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列宁的看法虽然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后者远在国外，并不充分了解国内的现实处境，做出的判断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因此，他继续指导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杜马中加强与孟什维克的合作，指示《真理报》降低对孟什维克及其“取消派”观点的斗争力度，甚至将列宁寄来的批判“取消派”的文章压下来不予发表。而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还在《真理报》上明确抨击过“取消派”，指出“委托书和取消派的‘纲领’是根本不同的，它完全是反取消派的”。当年12月，斯大林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讲述了他与列宁的分歧，并把自己的做法解释为某种“斗争策略”：
“伊里奇建议在党团内部实行六人小组的‘强硬政策’，实行威胁党团多数派的政策，实行向基层群众呼吁的政策等，来反对党团中的多数派，但伊里奇必将让步，因为事情本身很清楚，对于这种强硬政策而言，六人小组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做好准备。首先需要加强这六人小组，然后用它打败党团中的多数派，如同伊利亚·穆罗梅茨利用鞑靼人击败鞑靼人一样。此外，很可能在两三个月后，我们将成为党团中的多数派（有希望将一两个人拉过来）......”[10]
但列宁并没有让步。他通过克鲁普斯卡娅给斯大林寄了一封严厉的信，要求后者尽快来克拉科夫会谈。斯大林以身体原因推脱。很快，克鲁普斯卡娅的第二封信寄到，态度更加严厉：
“貌似你并不打算来这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要对你的决定表示抗议.......我们坚持你必须前来.......无论你的健康状况如何。我们要求你立即动身。你没有权力违抗我们的命令。”[11]
斯大林只能动身，坐上了前往克拉科夫的火车。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有主见，并且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上级看法不合时，不惜顶撞上级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一是被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所说服，二是接到不得不如此的强硬命令。
12月下旬，斯大林在克拉科夫见到了列宁。12月26日，他参加了在克拉科夫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
这次会议以总结1912年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为主题，同时专门探讨了《真理报》编辑部在近期所犯的错误，指出“编辑部在贯彻党的精神方面不够坚定”，对“整个取消主义，特别是《光线报》的宣传方面的错误和危害性”揭露不够，并通过了加强《真理报》工作的决议，增选斯维尔德洛夫加入《真理报》编辑部。[12]“克拉科夫与彼得堡之间”的斗争以决议的方式结束了。
会后，列宁说服斯大林暂时留在国外，研究民族问题，并撰写一篇权威性的文章。斯大林接受了这一任务。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明此事：“对于民族主义......应当更加严肃地研究它。我们有一个神奇的格鲁吉亚人，他收集了所有奥地利的和其他的资料，此时正坐在这里为《启蒙》杂志写一篇大文章。”[13]
不过，这位写民族问题大文章的“神奇的格鲁吉亚人”却在民族问题上刚刚犯了一个“错误”：就在他初到波兰时，走进一家餐厅吃饭。他用俄语招呼服务生点菜，结果“服务生举着食物走来走去”，却始终不理会他。最后，他一口食物都没吃到，生气地走出了餐厅。见到列宁后，他向列宁索要食物，并诉说此事：
“列宁，快给我点吃的。我快要饿死了。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过东西。”
列宁问：“你没有在切比尼亚吃饭？那里有个不错的餐厅。”
斯大林说：“但那些波兰人根本不给我上吃的。”
列宁大笑：“斯大林，你真是个大笨蛋！你难道不知道波兰人把俄语看作压迫他们的语言吗？”[14]
1912年结束了。
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多少事情？
一位34岁青年的回答是：当选一个党的中央委员（2月）、创办一份全国性报纸（4月）、蹲一次监狱（4月到7月）、一次流放西伯利亚（7月）、两次从流放地逃跑（2月和9月）、抢一次银行马车（9月）、领导一场议会选举（10月到12月）、领导一个地方党委的工作（10月到12月）、完成一趟出国旅行（12月）。
这就是斯大林的1912年。
注释：
[1] 摘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2] 摘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3] 摘自《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4] 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出卖，当时留在国内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遭到了逮捕。
[5] 对最后一次“剥夺”的详细描述见于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6]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7] 这里的“解释”指的是沙皇政府当局对法律中新颁布的进步条文经常性的篡改和歪曲行为。例如，法律规定人民有选举权，但政府“解释”说其中一部分人民有，而另一部分人民没有；法律规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政府“解释”说这一部分选举合规，另一部分选举不合规，从而取消许多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的资格。
[8] 托洛茨基的日常阴阳怪气。转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传略》。
[9]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工业城市，靠近斯洛伐克。列宁当时旅居在这里。
[10] 转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传略》。伊利亚·穆罗梅茨是一名勇士，俄罗斯民间诗歌《壮士歌》中的主人公之一。
[11] 转引自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12] 参考自中央编译局《斯大林年谱》。《光线报》是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由于斯大林在会后被留在克拉科夫工作，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接替他成为《真理报》的主编。1913年1月斯维尔德洛夫被捕后，加米涅夫接任了《真理报》主编。
[13] 转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传略》。
[14] 1941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对波兰大使斯坦尼斯洛·科特讲述了这个故事。不过，斯大林与列宁在克拉科夫会面时还并没有正式使用“斯大林”的笔名，列宁当时实际称呼的应该是“柯巴”或“瓦西里”（斯大林当时的另一个化名）。材料转引自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