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印:我所认识的张全景老人

2022-11-14
作者: 王长印 来源: 德州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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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9日凌晨,从一些民间媒体得悉,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同志,11月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震惊和悼念之余,我和老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像是一帧帧影片,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在省委大院见到张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地点在他的办公室里。因他和我的父亲是曾经的同事,又是平原老乡,私下里我便称他为张叔叔。

  那年,父亲到济南参加省里的大会,住在八一立交桥东侧的军区五所,离张老的单位和家都很近,恰好我也出差到济南,住在拆迁前的泉城饭店,便抽空去看父亲。到了五所,父亲说,正准备去看望你张叔叔,已联系好了,你去吗?我欣然答应同去。

  省委大院庭深林茂,幽静安然。看来父亲来过或电话中已知门号,我们父子二人直达张老办公室。他两人没多寒喧,父亲先把我介绍给张老说:这是我的老二,在平原糖厂工作。张老说,我知道这个名,在方书记(时任平原县委副书记方玉珍)那也见过面。随后,张老便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他两人便聊了起来。

  旁听的我,从两人的娓娓交谈中,也记住了一些信息,什么平禹县,刘区长,渤海教导旅等等,似乎是当年他们在老家参加革命时的有关情况。

  话题跟我的糖酒业务无关。我便随意拿了一本党史类书翻阅。不知不觉中,他们二人促膝谈心将两个小时了,父亲要告辞,张老说,干脆到我家吃点吧。父亲说大会上有安排,很丰盛,还是上会上去吧。张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张老的部长名头,我早已如雷贯耳。在我想象中,高官们大多是高不可攀的“望之如云”,没曾想他竟是如此和蔼慈祥“就之如日”。这是当年我对张老的第一印象。

  1980年,何圣学同志调入平原糖酒厂,我俩搭班子。何圣学和张老是同村,按辈份他称张部长为叔叔。因此,后来我俩出入省委一宿舍就成了家常便饭。凡到济南,就顺便到张老家一坐。大都是办完公务,抽晚饭后的工夫,我们主要是和张老的夫人拉家常,我们称婶子。何圣学话题多,我多做听客,只偶尔插言。我们两人有一个默契,在家不谈公事,不谈个人私事。故而,张老在家见到我们,只当邻家孩子来串门,招呼过后,他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但,有一次却破例了——我和何圣学遇到了难处,无奈中只好求助张部长他老人家。

  1982年,平原啤酒厂项目批下来了,平原县委县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方玉珍挂帅,副县长张玉珂、计委主任李延亭任副组长,我和何圣学负责项目实施。当时,没图纸,没资料,没经验。怎么办?笨鸟先飞吧,去兄弟厂学习。

  那时的泰安啤酒厂名头较响,就去那里学习吧。结果,我们进厂只两三天,厂方便关门谢客。就这两三天也是派人监视,形影不离——关键部门“谢绝参观”,重要岗位“外人止步”。把我们气得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下定决心学少年霍元甲,来个“偷技”。我那在泰安工作的弟弟,有一个同事的夫人是泰安啤酒厂的会计,我就借了她的工作服混入厂内,一头钻进发酵车间,和职工师傅交朋友,学技术。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的举动“败露”了,泰安啤酒厂一把手当众没鼻子没脸地好一顿数落,并上报了泰安市一轻局,把管技术的李副厂长罚了款,把教我的师傅调离了发酵岗位。这事闹大了,我俩被“驱逐出境”。

  受气受辱事小,建设啤酒厂是大事,那可是德州地区重点项目啊。重任在肩不能半途而废。苦思冥想中,我们想到了老爷子张部长。

  我和何圣学直奔张老家。一见面,我俩如同受了欺负的孩子向家长诉苦,好一顿“痛说革命家史”。他老人家赞赏了我们的工作精神,又安慰式地批评了我的莽撞。随手在便笺上写下了几行字,扯下来交给了我。大意是:法棠同志,平原县新上一个啤酒厂,需要你们支援一下,请安排。我俩如授获“尚方宝剑”,理直气壮地直奔泰安。

  当时的泰安市委书记宋法棠(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当场给泰安一轻局下达指示,要求泰安啤酒厂全力支持平原啤酒厂建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俩彼时“丧家犬”,此时成了座上宾,光明正大地在泰安啤酒厂学习了两周,之后便直奔中国轻工部广州设计院去设计图纸,厂里组织各工序人员入驻泰安宾馆,浩浩荡荡地到泰安啤酒厂对口学习。

  不打不成交,张老帮我们拆掉了兄弟厂家之间的“技术籓篱”,两厂又结为“金兰之好”。平原啤酒厂试车生产之时,泰安啤酒厂的许厂长、李副厂长一行,连同技术人员,全力盯在各生产岗位,为平原啤酒厂实现“三个当年”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事有谁知道,在我们的背后,有我们亲爱的老前辈一直在关注、支撑着我们呢。

  每次张老回家乡,都要到平原啤酒厂坐一坐、转一转。即便时间紧,县领导也会安排我到他的住处见个面。每次见面,他就是简单的那句话:干的不孬,不孬。好好干,好好干。那时刻,我再怎么感动,也仅是喃喃地重复那三个字:听你的,听你的。

  还记得那几年,在各单位、各系统时兴编写“XX史”,平原啤酒厂也“随大流”编写了厂史草稿准备付印,我想到了张老,恳求他题字,他欣然答应,题写了书名——“平原啤酒厂厂史”七个大字,我如获至宝,郑重地排在草稿封面并在首页附了说明。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场意外火灾,烧掉了所有的纸制记载,连同张老墨宝也毁于一旦,从此,我不再收藏字画。

  1991年,张老调任中组部副部长,他回乡省亲代告别,市县领导都在宾馆楼会面。忘了是领导的安排还是我闻风而至,反正我也在被接见的人之中。宾馆楼201室内都是市县负责同志,我一直站在门外。送客的当儿,张老瞅见了我,朝我笑了笑,点头会意便转身进屋了。中午时分,安排照像。因人员太多,我没出大厅照像。回转到大厅的时候,张老看见了我,便说:来来来,咱爷儿俩照一个。我正巴不得呢,跟他返回门口。还没站定,他又回头招呼张光峰(张老小儿子):来,过来一块照。我们爷儿仨的照片,定格在平原的大地上,谁知,那竟是我和张老的最后的一面!

  张老进京赴任,是个人仕途上的荣升,也是一个小县的荣耀。特别是在那个时兴“跑步(部)进京”的时期,多少人为此而欢欣鼓舞,接踵而去。而我,一介平民,一个晚辈辈,总觉得离张老更远了。中组部不是随便进的,部长楼家属区,也不是随意去的。他老人家是“管官的官儿”,日理万机,我不能再去添忙添乱了。令我一辈子后悔的是,怎么就不会找个理由去看望他老人家?!

  理由倒是有,关乎我个人的事。

  1987年,平原啤酒厂晋升为平原第一家中型(一)企业,作为厂长的我,升为市管干部,享受县级待遇。由市委组织部下达红头文件,与平原职高、平原一中的校长同文公布。1994年,我被调任县外经委,公布职务为副主任。我服从上级安排,愉快上任,并干得有声有色有政绩。可是,同行同事、亲戚朋友都为我的职级问题而忿忿不平。甚至提出建议:去北京找张部长评理去,你又不是不认识,咋就不去找呢?每每此时,我都平静地解释:张部长不管我这一级的官,别麻烦人家。凭心而论,我也明知道升官总比降官强。但我很知足,并不断地审视自己:从参加工作起,就靠党和政府发的工资安身立命,养家度日。钱是党给的,官是党给的,荣誉也是党给的,现在“官帽”小了点,不是还戴着嘛,不一样干事嘛,有什么脸面去搬门子找熟人跑官要官?再说,到北京挨顿熊还好,若一个电话打到父亲那里,还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呢,我父亲可是个“科班”的老革命啊。我不能给老一辈丢脸!

  悼念张老叔,缅怀老一辈。这些风雨同舟的老革命干部,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在老人家逝世的痛苦中,眼前展现出这些刻骨铭心的追忆,犹如他在身边。手捧着老人家的黑色照片,现实告诉理智:他老人家确实走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只是此刻,我心里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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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全景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1月16日上午10:30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大厅举行。】

  【作者简介】王长印,男,出生于1949年,山东省平原县人。曾任平原县啤酒厂厂长、国家高级职业品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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