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朱永嘉: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


  青年时他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服务新社会,中年时,他很受上海最高领导欣赏,登上权力高峰,晚年著书立说,成为历史研究大家。他就是朱永嘉,被称为“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

  在冷酷的寒冬,这位老先生在上海悄然而逝,享年92岁。没有报道,没有追悼,宛如寻常百姓一般,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平凡不代表平庸,他的一生多次参与到历史事件之中,他的事迹是可以说道一二的。

  这位老人叫朱永嘉,1931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尚可的家境让他接受了不错的教育,长大后被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这样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而朱永嘉也不负众望,尤其在秦汉史、三国史、明史方面造诣颇深。

  大学毕业后,因为优异的成绩,朱永嘉被留校任职,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如若没有那段特殊时期的到来,他大概率会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翘楚,但这也不会造就历史上的朱永嘉。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追求。朱永嘉没有刻意追求仕途,但特殊时期的到来还是让他走上了仕途。

  虽说是仕途,但其实还是干笔杆子的事。协助Y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王洪文讲解《刘盆子传》,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深度参与并主导了动荡时期的舆论导向,这都是他的本职工作。

  最巅峰时,朱永嘉身兼数职,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G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组长、上海市G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

  在他的回忆中,Y文元一直都很欣赏他的才能,也对他很是尊重,不曾指责或辱骂,就连朱永嘉创作的文章也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正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甚至最后还想再造一个巴黎公社。

  朱永嘉的这段历史,别人说不好,他自己也不好说,只能任由历史和人民去评判。但至少他是个有担当、有骨气的人。

  当时局要宣判他的时候,他坦然接受,本有机会流亡,但他选择了回国接受这份判决,他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当他恢复自由的时候,他没有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靠着整理古籍赚取收入,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但读书人本色不变。晚年的朱永嘉一直继续做着青年时代未能完成的事业。

  《读史求是》、《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刘邦与项羽》、《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等等著作,将读史与个人致用结合起来,使他的作品既区别于以消遣为目的的普及读物,又不同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研究。

  但他又与传统读书人有所区别,区别根源或许在于那段特殊时期对他的影响。朱永嘉卧室在二楼,一楼的小书房书堆得铺天盖地,后来小书房竟把那里变成了外来务工人员临时落脚点。

  他说“这样我就在家里也可以田野调查,了解一些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也不收他们钱,(他们)出去做工么,有时候回来顺便帮我买买东西,就是跑跑腿,买东西我还要算钱的。”

  朱永嘉常常与宿舍旁边的摊贩聊天,有次城管要抓摊贩,摊贩躲进了朱家,老先生还挡着城管与他们理论,最后血压飙高去了医院。

  他从身边的务工者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农村的消息,土地荒芜,无人务农,于是深深发愁。他去历史里找答案,但发现眼下发生的变化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宅基地和承包田不就是北魏的永业田和口分田,赋税制度的变革也大体都能找到对照。

  朱永嘉也是一个有脾气的老者。他曾经对颇有才华的青年余秋雨多由照顾,没想到多年以后,曾经被刻意栽培的年轻人矢口否认那段过往。朱永嘉没有觉得余秋雨否定那段历史有多要紧,关键在于“做人,不能是这样做的呀”。

  晚年的朱永嘉除了做学问之外,生活就是摸狗喂猫,“颇不寂寞”。这是经历过历史风云变幻、岁月无情打磨后,属于朱永嘉的云淡风轻。

  历史有意思就在于,朱永嘉给领导讲《刘盆子传》,但享受到刘盆子待遇的却是他,老先生以高寿而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文/白依依,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地火依燃”,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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