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朱永嘉：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

　　青年时他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服务新社会，中年时，他很受上海最高领导欣赏，登上权力高峰，晚年著书立说，成为历史研究大家。他就是朱永嘉，被称为“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

　　在冷酷的寒冬，这位老先生在上海悄然而逝，享年92岁。没有报道，没有追悼，宛如寻常百姓一般，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平凡不代表平庸，他的一生多次参与到历史事件之中，他的事迹是可以说道一二的。

　　这位老人叫朱永嘉，1931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尚可的家境让他接受了不错的教育，长大后被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这样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而朱永嘉也不负众望，尤其在秦汉史、三国史、明史方面造诣颇深。

　　大学毕业后，因为优异的成绩，朱永嘉被留校任职，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如若没有那段特殊时期的到来，他大概率会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翘楚，但这也不会造就历史上的朱永嘉。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追求。朱永嘉没有刻意追求仕途，但特殊时期的到来还是让他走上了仕途。

　　虽说是仕途，但其实还是干笔杆子的事。协助Y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王洪文讲解《刘盆子传》，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深度参与并主导了动荡时期的舆论导向，这都是他的本职工作。

　　最巅峰时，朱永嘉身兼数职，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G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组长、上海市G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

　　在他的回忆中，Y文元一直都很欣赏他的才能，也对他很是尊重，不曾指责或辱骂，就连朱永嘉创作的文章也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正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甚至最后还想再造一个巴黎公社。

　　朱永嘉的这段历史，别人说不好，他自己也不好说，只能任由历史和人民去评判。但至少他是个有担当、有骨气的人。

　　当时局要宣判他的时候，他坦然接受，本有机会流亡，但他选择了回国接受这份判决，他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当他恢复自由的时候，他没有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靠着整理古籍赚取收入，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但读书人本色不变。晚年的朱永嘉一直继续做着青年时代未能完成的事业。

　　《读史求是》、《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刘邦与项羽》、《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等等著作，将读史与个人致用结合起来，使他的作品既区别于以消遣为目的的普及读物，又不同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研究。

　　但他又与传统读书人有所区别，区别根源或许在于那段特殊时期对他的影响。朱永嘉卧室在二楼，一楼的小书房书堆得铺天盖地，后来小书房竟把那里变成了外来务工人员临时落脚点。

　　他说“这样我就在家里也可以田野调查，了解一些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也不收他们钱，（他们）出去做工么，有时候回来顺便帮我买买东西，就是跑跑腿，买东西我还要算钱的。”

　　朱永嘉常常与宿舍旁边的摊贩聊天，有次城管要抓摊贩，摊贩躲进了朱家，老先生还挡着城管与他们理论，最后血压飙高去了医院。

　　他从身边的务工者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农村的消息，土地荒芜，无人务农，于是深深发愁。他去历史里找答案，但发现眼下发生的变化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宅基地和承包田不就是北魏的永业田和口分田，赋税制度的变革也大体都能找到对照。

　　朱永嘉也是一个有脾气的老者。他曾经对颇有才华的青年余秋雨多由照顾，没想到多年以后，曾经被刻意栽培的年轻人矢口否认那段过往。朱永嘉没有觉得余秋雨否定那段历史有多要紧，关键在于“做人，不能是这样做的呀”。

　　晚年的朱永嘉除了做学问之外，生活就是摸狗喂猫，“颇不寂寞”。这是经历过历史风云变幻、岁月无情打磨后，属于朱永嘉的云淡风轻。

　　历史有意思就在于，朱永嘉给领导讲《刘盆子传》，但享受到刘盆子待遇的却是他，老先生以高寿而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文/白依依，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地火依燃”，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