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严厉批评的一起官僚主义事件

　　1973年9月，一架巴基斯坦民航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上空出现发动机故障，要求放油着陆，中方有关领导同志不敢负责、层层请示，险些酿成重大事故。周恩来总理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对此事有简要的记载，事件的亲历者也从不同侧面有过回忆。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之时，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顾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学史力行，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履好职尽好责，很有启示。

　　巴航客机发动机出现故障，紧急要求高空放油后降落

　　1973年9月9日凌晨1点多，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准备返回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机上乘客连同机组人员共138名。其中大部分乘客是在北京参加第二届亚非乒乓球友谊邀请赛的亚非各国体育代表团成员，还有一个以其外长为首的非洲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政府访华代表团。

　　在飞机起飞后不到4分钟，险情发生了。飞机第三台发动机失火。机组人员一边全力以赴采取灭火措施，一边紧急呼叫首都机场塔台，迫切要求空中放油后返航降落。首都机场负责塔台指挥的工作人员从地面也看到了这架飞机发生的情况。

　　在当时的条件下，放油返航是最有效的处置措施，但是由于飞机刚刚起飞，飞机上加满的20吨燃油必须放掉，否则飞机超负荷着陆，加上发动机还在着火，降落时很可能发生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然而，当时的中国民航还没有一架飞机有过空中放油的经历，首都机场上空也没有划定空中放油区，究竟如何处理，谁也不敢轻易拍板。塔台当班管制员火速向所属值班领导汇报，但值班领导并不是业务主管，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心里也没底，便立即上报民航总局调度室和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值班室。民航总局和空军两个部门的值班人员同样不敢轻易表态，遂逐层上报，就这样一层一层请示、汇报经过了十几道关口后，仍旧没有人肯站出来给予明确指示。

张瑞霭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塔台上，指挥人员焦急万分；夜空里，巴航飞机只得一圈又一圈地盘旋。驾驶舱里，机长将飞机出现故障情况和首都机场拒绝飞机放油返航的电报传回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机舱里120名乘客连同18名机组人员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可以想象，飞机一旦失事，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还会给我国造成很不好的国际影响。

　　心急如焚而又束手无策的塔台值班员张明亮决定给时任民航总局副局长的张瑞霭打电话汇报情况。

　　张瑞霭，生于1925年，是一名1941年入党和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参加过大小战斗百余次，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三野战军10兵团28军82师246团3营教导员的任上被选调到空军第一航校干部班学习飞行，195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第13师38团任大队长、副团长。1953年调军委民航局任第一飞行大队大队长。从1954年起，为周恩来驾驶专机20年，是周恩来专机机长。曾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民航总局副局长。

　　张瑞霭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经凌晨一点半了。张明亮在电话中简要报告了情况，张瑞霭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紧急性和严重性，便当即下达明确指令，同意巴航飞机马上放油返航，并要求机场方面做好地面紧急抢救准备。

　　放下电话，张瑞霭火速驱车赶往塔台。当他赶到塔台时，飞机仍没有在空中放油，还在空中盘旋。

　　张瑞霭几乎是吼着对张明亮大喊：“为什么还不放油？想让飞机掉在跑道上吗？”

　　同样心急如焚的张明亮解释说：“我已经下令给巴航客机飞到北山3000米以上准备放油。刚才，我就放油一事最后请示了民航总局调度室，调度室的答复说总局的意见是三条：第一，北京是首都，不能发生放油的事；第二，放油会对北京产生污染，不能放；第三，如果一定要放，就让他们飞到海边去放。”

　　张瑞霭非常生气，对张明亮说：“情况紧急，不能再等。马上命令放油，如果出了问题，就说飞机放油是执行我的命令，我一人负责。”

　　张明亮即刻下达放油指令。巴航客机把多余的燃油放掉后，终于安全地返回首都机场着陆了。此时，飞机已在空中盘旋了33分钟。

周恩来

　　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逃过一劫后，纷纷对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周恩来深夜召集会议，详细了解事情经过

　　就在张瑞霭处理完事情准备回家时，有人悄悄告诉他：“听说上级有指示，要追查是谁胆敢违反上级指示，擅自决定放油。”

　　巴航客机放油返航一事，惊动了周恩来。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主管周恩来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给张瑞霭打电话，询问了有关情况。张瑞霭简要报告了事情前后经过。周恩来得知巴航客机放油事件的基本情况后，对此次事件表现出来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非常震怒。

　　张瑞霭回忆说：“事情过了很久，我才了解到，当时层层上报的最后一道程序，停留在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在国务院值班室值班的张克智和王书明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报告，权衡轻重，认为已经是刻不容缓，不能再逐层上报，于是由王书明马上直接通知到总理值班室。周总理得知此事，非常生气，立即叫值班人员回电话。周总理说：‘这种事情还要请示吗？应立即下令放油后返航降落，要绝对保证乘客和飞机的安全。’并要求值班员立即报告处理结果。得知此事已经安全处理后，周总理才放下心来。在对整个事件进行询问，掌握基本情况之后，周总理认为这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民航的表现，整顿这样一种作风已经事不宜迟，便决定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中挤出时间，在凌晨召开紧急会议，整顿风气。”

　　9月10日晚上10时许，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解放军总参谋部、空军和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开会。开会的目的，除了要严厉批评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更主要的是要详细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官僚主义是怎么发生的，让大家吸取教训。参加会议的除有关部门的领导外，还有总参作战部作战值班室、空军作战部值班室、民航总局调度室、首都机场塔台值班人员等有关经办人员。

　　当时参加会议的总参作战部作战值班室参谋彭志珊后来回忆说：“10日晚10时左右，作战值班室值班干部电话通知我：你和昨天一起值班的刘德奎参谋、领班的万国平副处长、带班的耿志刚副部长一起，带上巴基斯坦飞机放油的值班记录，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周总理有重要事情与你们研究。接到通知后，我马上赶到作战值班室取了电话记录本，然后与刘德奎、万国平一起乘车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几个人，主要是总参谋部、空军和民航总局的领导及工作人员。”

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

　　周恩来在杨德中的引导下快步走进会场，表情十分严肃。当他的目光移动到张瑞霭身上时，表扬说：“感谢你呀，张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周恩来的话，使得心情刚刚还七上八下的张瑞霭眼眶顿时湿润起来。虽然张瑞霭觉得自己的处置是对的，但对周总理如何看待此事心里并没有底，而且作为周总理的专机机长，生怕自己的处置不当会给总理造成不好的影响。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的主题是研究昨天晚上巴基斯坦客机起飞后，发动机发生故障，要放油返回机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层层请示达13个环节之多，没有一个人敢做主，致使飞机在空中带险盘旋了33分钟之久。为搞清问题，今天把各个环节的经办人员和领导都请来了，逐个环节核对情况。”

　　这就是周恩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周恩来首先从首都机场调度室的值班人员开始，逐级、逐人地询问有关情况。当问到张明亮时，听说他是直接指挥者，了解全部现场情况，周恩来亲切地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认真听取情况汇报。随后，周恩来又一个一个地向涉事的各级领导同志询问当时的情况。

　　当问到民航北京管理局政委时，政委坦率地说：“我不懂，就火速上报。”

　　周恩来又问民航总局值班的副局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那名副局长说：“我也是同意放油的。”

　　“你若是同意，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追问。

　　那名副局长不敢直视周恩来的眼睛，低头无语。

　　周恩来继续严厉批评说：“我们处理任何事情，都应以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并将其放在第一位。你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在那里追查什么责任。”

　　周恩来转而又问民航总局的参谋长王建功：“你当时在做什么？”

　　民航总局值班员连忙解释说参谋长当时不值班，是后来才听说这件事的。王建功还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应该检讨。

　　接下来，周恩来开始向总参和空军有关同志询问情况，问得非常仔细。

　　在听取总参作战部作战值班室参谋和空军值班室参谋汇报时，细心的周恩来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当即插话说：“空军的电话记录说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记录说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你们两家的电话记录到底谁的对？机械故障的范围比发动机故障的范围要大得多！”

　　空军的阮参谋连忙翻开电话记录底稿看了看，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的底稿上也是发动机发生故障，在抄写正稿时写错了。”

　　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说：“参谋的责任重大呀！特别是作战参谋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他写的一字一句涉及千军万马的安全，涉及一个战斗一个战役的成败呀！空军把飞机发动机故障写成了机械故障，这样说就使故障的面扩大了，没有具体部位。如果你们的领导办事认真细致，他肯定要你问清楚是什么机械发生故障，这样一来就要耽误处理此事的时间了。当参谋一定要细致，不能有丝毫马虎呀！”

　　核对完电话记录后，周恩来又开始询问值班参谋是怎样向上级报告的，上级有何指示。

　　彭志珊回忆说：“我按照电话记录一字一句地念给周总理听：多少分多少秒，报告领班处长万国平，他指示报告带班部长；多少分多少秒，报告带班部长耿志刚，他指示报告张才千副总长；多少分多少秒，报告张副总长，张副总长夫人怎么说，我怎么回答，以后我又怎样报张副总长，张副总长接电话后，怎样指示的；多少分多少秒，将张副总长指示告空军和北京军区。”

　　当听到彭志珊汇报到他曾提出建议，要北京军区通知汤河口地区军民注意防火时，周恩来问道：“彭参谋，你是怎么想到要告诉北京军区通知汤河口地区军民要防止火灾的？”

　　彭志珊说：“航空汽油是易燃易爆物，20吨航空汽油数量很多，我怕放油时遇上星星之火，搞不好会引起大火，所以给总参首长提出建议，要北京军区通知汤河口地区军民注意防火。”

　　周恩来问：“你是学工程兵技术出身的？”

　　彭志珊说：“是！我是学工程兵技术的，到总参作战部后，没有专门学过海、空军技术，只是在值班时接触了一些皮毛的东西。”

　　周恩来说：“彭参谋，你是好心呀！不懂空军，还能给处长、部长甚至总部首长提出空军业务上的参谋意见。航空汽油燃点低，易着火、易爆炸，这是对的。可你不知道，恐怕在座的好多同志都不知道，飞机是在七八千米上万米的高空放油，油从飞机上放进大气内，很快就变成雾状，每立方米空气中的含油量就很少了。它又怎能谈得上着火和爆炸呢？”

　　当时很多人包括有些高级指战员都不知道飞机高空放油不会引发火灾的知识。周恩来当场问了张才千副总长和几位领导同志懂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都说不懂。

　　张才千副总长说：“我感到事关重大，不懂又下不了决心。我害怕飞机在空中放油，把老百姓的庄稼烧坏了。”张才千的回答令全场与会人员忍俊不禁。

　　“你是真不懂呀，飞机高空放油后，油就立即挥发掉了。”周恩来也忍不住笑了。

　　周恩来严厉批评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时间已经接近凌晨3点了。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休息一下，杨德中同志为大家准备了夜餐，吃饱饭后再谈。”

　　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给与会人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个长条形盘子，盘中装有两个荤菜、两个素菜、一小碗汤和馒头、小包子等。

　　彭志珊回忆说：我们大家都吃完夜餐后，周总理的饭还未吃完。只见他一边喝汤，一边掰了一块小馒头在那个小荤菜盘子中擦来擦去。站在总理身旁的服务员对总理说：“总理，这种装海参的盘子和肉食盘子不一样，没有油可擦的。”总理笑着说：“可这盘中汤的营养价值比肉食盘中的油汤价值更高呀！”

　　总理的话，使我立即想起前几次与总理一起一边吃饭、一边开会的情景。总理次次都是吃完他的那份菜，掰一块馒头擦菜盘上的油汤，然后把馒头吃了。有一次，一位与总理非常熟悉的领导同志看到总理这样做便对他说：“您是一个国家的总理，菜盘上剩下的一点油汤，没有必要用馒头擦净把它吃了。”总理平和而严肃地说：“这总比长征吃草根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过好日子一定要想到过去过苦日子的时候。这样做，我已成了习惯。你放心，我在外交场合中不会这样做。”

　　在周总理吃完夜餐后，服务员给他送来了一只装了药的小杯子和一杯白开水，说：“总理，您该吃药了。”这时，只见周总理右手把药往左手掌中倒，不料一片药掉到地毯上。周总理又把这片掉在地毯上的药拾起来，用嘴吹了吹。正在这时，杨德中同志和服务员都齐声对总理说：“不要了！不要了！换一片吧！”而总理很严肃地说：“不要换。我们的工人、农民不也是这样做的嘛。药上即使有点灰尘我也吹干净了。”随即只见总理将从地毯上拾起来的药片放在已有药片的左掌中，抬起左手把药放口中，喝了一口水，把药咽了下去。看到此情此景，我被感动得流下了敬重的热泪。

　　吃完夜餐后，会议继续进行。

　　周恩来说：“现在继续开会，由彭参谋继续讲他是怎样向他的上级汇报的。”

　　彭志珊按照电话记录，继续念起来，多少分多少秒，空军阮参谋来电话说：“民航总局报告，他们已告巴机放了油，要求撤销请示。”多少分多少秒，他将民航总局撤销请示的报告，报告了万处长、耿副部长、张副总长。张副总长说：“请示放油的是他们，撤销放油的也是他们，要查一下民航总局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这时，周恩来很严肃而严厉地批评说：“这简直是官僚主义！我们一些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因为官僚主义严重造成的，真正害死人呀！层层上报，无人做主。张才千同志，你虽然同意放油，但你要追查民航总局指示放油的领导责任是不对的。你打了这么多仗，应该懂得打起仗来要了解情况，要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报告，像这种重大的紧急情况，要尽快答复。你们倒好，不但不快，人家内行及时正确地处理了情况，你们还要追查放油的责任！你过去打仗很勇敢，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但在建设现代化的军队中，必须努力学习新知识才行呀！马宁同志你们是空军，应该说对这一件事是行家，然而也是不负责任，没有一个人表态可以放油，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还有民航系统的值班人员，对这一件事也应该是很懂的，可是也不做主，仍是一级一级往上报。这样报来报去，查来查去，把时间都白白浪费了，险些出了大事，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巴基斯坦这架飞机上坐的都是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谊邀请赛的外国运动员及其他来宾。如果出了事，这还了得呀！必然影响我国的声誉。”

　　领导干部既要懂政治，还要懂业务技术，这是周恩来一贯强调的。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指出：“空中管理的机构一定要精简，权力一定要下放，坚决采取措施，减少层次，让懂行的人来领导，让一线指挥员能真正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主。总参作战部和空军、民航总局都要调些飞行员出身的人员来工作，不仅要有驾驶员，还要有领航员。调飞行员到各部门，只不过是临时加强，最重要的是各部门要组织学习和本部门工作有关的业务，不仅具体工作人员要学，领导同志也要学。比如总参作战部，不仅要学空军知识，还要学海军知识、二炮知识、各兵种知识。不仅要学习业务知识，还要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地勘察地形。只有情况熟悉，才能当好参谋。”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蓬皮杜（前右一）一行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周恩来又问张才千：“才千同志，你去过红其拉甫，左边是什么地形，右边是什么地形，你知道吗？我每次路过这个地方时，都要俯下身来仔细看这里的地形。因为我是毛主席的参谋，如有什么事，毛主席问我这里的情况，我也是一问三不知，就不配当这个总理了。只要想学习，只要有责任心，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你要学习的东西，知识是日积月累的，见的多，学的多，知识面自然就广了。不怕不懂行，就怕不想学不爱学呀……”

　　张瑞霭回忆说：“事发10年之后，我离开民航调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前去拜访了当时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张才千。一见面，张司令员就说：‘咱们老朋友又见面了！1973年巴航夜间放油的事，我当时确实不懂行，下不了决心。你处理得及时，处理得好，总理好一个表扬你，把我撸了一顿，撸得我真够戗。’张司令员这种胸怀坦荡、心悦诚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而后改进的态度，令我对这位老前辈非常敬重和感动。”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4点多钟才结束。会议决定将这次事件通报全国，同时确定在民航各大机场划定空中放油区。这次会议后，总参作战部调派了几个飞行员当参谋，并加强了业务学习，加强了地形地貌勘察，修改了不少请示报告制度。

　　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参观。在大同饭店，周恩来召集山西省有关领导开会时又专门讲到了9月9日在首都机场上空发生的巴航客机夜间放油事件，再一次强调反对官僚主义，要求领导干部既要懂政治，又要学习业务技术，做到权责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