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史教训

　　近几年的反腐风暴，揪出不少贪官。在反腐高压下，明目张胆违反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曾经大搞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竞相攀比的官员也收敛不少。但是，贪腐之手是缩回来了，可是为人民服务的心却不见得就有了。不作为，乱作为，敷衍了事混日子的懒政现象大有泛滥之势。这些就发生在百姓身边，打着官腔而置群众急愁难盼的切身诉求于不问不顾的状况，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挫伤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自我革命，从严治党的感受度与获得感。正因为如此，中央提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

　　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曾经给我们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年困难时期”，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紧缺，吃不饱饭，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严重饥荒以至饿死人的惨况。这么严峻的情况，中央怎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呢？

　　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脱节。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就开始了，一方面从59年至61年连续几年遭受大范围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农村的“共产风”，“反瞒产”，“一平二调”等瞎指挥、乱作为泛滥成灾。据《毛泽东传》：“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〇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本来已被毛泽东批评过的“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可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了解到这个情况的呢？他后来讲到这个事，很痛心地说：“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也就是说，是到问题成了堆，到了无可掩盖时才反映到他那里。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信阳事件。河南信阳地区干部违法乱纪造成大面积饥荒和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在1959年10月就已发生，持续到1960年春夏，却一直被河南封锁消息，直到1960年10月26日才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使他大为震惊，作出愤怒的批示：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他完全没有想到，共产党的干部会做出如此欺压百姓，伤天害理的恶行。

　　由此看来，毛泽东未掌握底下的实情竟长达一年之久，以致于失去了及时扭转局面的机会。